来源：北京博文志远文化传播中心 作者：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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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先生得到民营资本家陈春澜先生的资助，在浙江省上虞市风景秀丽的白马湖畔创建了一所新学校，从此翻开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一大批名师硕彦先后在此执教，蔡元培、黄炎培、俞平伯、李叔同、叶圣陶等文化大家先后来此讲学、考察，经典话剧《雷雨》在这里首演，“白马湖文学流派”在这里发轫……一代代名师先贤在此推行新教育，传播新文化，也铸就了一个响彻中国教育界的名字——春晖中学。100年来，春晖精神在江南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春晖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一个星光璀璨的经典符号，一段令人仰望的教育传奇。转眼21世纪已走过十多年，今天的春晖中学如何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转化为新的力量和财富？面对风云激荡、日新月异的教育发展，春晖这所百年老校又将做出怎样的价值选择？
慢下来，让教育走得更远
——对话浙江省春晖中学校长李培明
文化是百年春晖的灵魂之源
高博：李校长您好！我刚刚在校园里参观了一下，春晖中学的环境太吸引人了！一走进校园，一股浓浓的江南韵味扑面而来，顿时让人心旷神怡，远离了世间的喧嚣。我想春晖中学的魅力，不仅在于她身处江南，更在于她深厚的文化底蕴。
李培明：今天的春晖中学，是百年春晖，世纪春晖。她从岁月中荡涤和沉淀下来，留给了我们无数的馈赠。今天我们的校园里还存有一字楼、仰山楼、曲院、白马湖图书馆等当年春晖的建筑，各幢建筑均有长廊相连，校园里古木参天，格外古朴、宁静。当年朱自清先生的旧居、丰子恺所居“小杨柳屋”、夏丏尊所居“平屋”等都保留完好，虽然经过了岁月的洗礼，但先生们的英容笑貌仿佛还历历在目。春晖的校园中还有许多石刻和珍藏书画，一笔笔大师的手迹给人以灵魂的震撼。如果把春晖形容成一座记录中国现代文化的博物馆也是不为过的。这些是春晖的历史，更是春晖的灵魂之源，是整座学校屹立的根基。
高博：在波涛汹涌的城市化建设浪潮中，无数百年老校都逃不了搬迁的命运，为什么春晖中学还能坚守在白马湖畔的这片土地？
李培明：对于春晖中学来说，今天依然在这块校址，本身就是一种坚持，这也得益于政府对于学校的保护。学校周围的整个白马湖流域风光秀丽，朱自清当年的散文《白马湖》里面形容它“曲曲折折、大大小小”“湖水清极了，一点儿不含糊，像镜子”。前几年房地产比较热的时候，这里本来马上要开发，但我们暗地里还是较着劲。直到去年，上虞市政府从社会公益事业的角度将这块土地定位为文化用地，我想两到三年内，春晖教育的外部环境还会变得更好。
文化德育营造全息“环境场”
高博：早期的春晖中学曾积极推行“人格教育”、“爱的教育”、“感化教育”、“个性教育”等先进思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德育模式。您来到春晖之后，提出了“文化德育”，当初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李培明：其实文化德育的提出已近十年了，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德育是学校教育最重要的责任，但德育又是学校教育最薄弱的环节。2005年前后，学校德育工作的政治说教痕迹很明显，德育的活动性、碎片化、形式化现象严重。其次，在人的发展问题上，老祖宗概括得非常精辟——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全面在高中阶段就是“基础”二字，你必须先有基础和全面，才能谈宏大的理想，才能谈个性发展。但当时我所经历的教育将德育和智育割裂得太过明显，学校教育缺乏完整的体系。第三，春晖中学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我们是不是有责任传承和建设优秀文化？为了走出德育的困境，我们决定从大文化建设的角度来探索德育的新路子。
高博：那您如何定义“文化德育”？在这里文化和德育是什么关系？
李培明：简单地说，文化德育就是将德育工作置于大文化背景下，挖掘文化与德育的内在联系，从而开创德育的新境界。它跟一般德育的区别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小环境，通过环境去影响学生，尤其是通过无形的影响即文化的渗透，这样的教育效果会更深层、更持久。文化具有全息性，可以全方位地渗透人，人也具有主体性，主体通过与“环境场”的互动，实现道德品质的主动建构。在文化德育中，文化和德育是一种彼此适应、彼此推动的关系。德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所有的教育必定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文化是教育的一个大前提；而反过来教育发展、教育创新也会创新文化，促进学校和地域文化的发展。
高博：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教育中没有“德育”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的品德就不好。同样的道理，像春晖中学有着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假如不提德育光提文化可以吗？
李培明：我倒认为是可以的。的确，西方一些国家没有德育的概念，而德育却是我国当代教育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但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专家对何谓德育，从内涵外延、实施路径、影响诊断等方面做一个真正的阐释。中国古代也没有明确提出德育概念，但小孩子从小开始念四书五经，这里面早已包含了道德与做人。春晖把德育放到整个学校文化的大系统里面，就是想淡化德育的概念，而更强调文化的滋养、环境的同化。
高博：十年前您提出“文化德育”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如今研究“文化德育”的大环境正在逐步成熟，目前春晖中学是如何践行“文化德育”的？
李培明：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慢慢找到了一些路径，比如营造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比如通过校本课程健全品质。
读书是春晖的传统，我们每月都会出一本《春晖读本》，里面一是选录与春晖相关的文章以及当代人研究春晖的文章，二是选录时文。如果从GDP的角度来讲，它的投放和产出可能是不成正比的，但我认为，教育不能单纯从功利的角度去看。《春晖读本》每期人手一册，每期都需要老师们辛辛苦苦去编，编了以后要去排版印刷，也确实有些学生拿了不感兴趣，或者功课太忙无暇顾及。但我跟老师们说了一个道理，我说人有时候要做点傻事，教育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读本发给学生如果有一部分学生看，或者有学生看了其中的一部分文章，甚至于其中的一篇文章有所触动，这个教育的效果就达到了。阅读的事坚持必有成效，至于何时产生？成效多大？这笔账永远也算不出来。但我们还是要坚持，我想把这件事十年、二十年地做下去。
从2005年开始，我们坚持以课程建设为统领，形成了春晖家园系列课程，开发了《春晖家园·植物篇》《春晖家园·文献篇》《春晖讲坛》《人生导航》等30余门校本课程。这些课程跟职称无关，与高考无关，完全依靠老师的坚持。这些课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道德”这个词，学生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美的熏陶。选修课程的开设将德育工作常态化，有效地避免了德育碎片化。它们不仅影响力比一般活动更为持久，而且也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因为它们基于学校的需要而设计，承载着一定的教育使命，更能拉近和孩子的距离。
高博：您的这些努力让春晖的校园充满了强烈的人文气息。在“文化德育”的实践中，春晖中学还推出了哪些可圈可点的活动？
李培明：我向主管老师提出，任何活动都要明确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要去哪里？活动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活动缺乏系统的设计，那么或许这所学校的活动搞得热闹非凡，但效果却不见得好。
我们制定了十大文化德育主题，尤其详细制定了行为礼仪教育、感恩孝德教育、责任信念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的主题教育方案，并根据每个年级学生不同的特征分别确立德育目标，推出相应的主题教育活动。比如始业教育是每一个春晖学子进入学校的第一课。始业教育为期一个月，分为四大块。一是军训；二是熟悉学校的历史和文化，如了解春晖三贤生平及校史、参观文化保护区；三是培养高中生的生活习惯；四是高中生学法指导，如邀请优秀学长介绍经验等。
我们的团委还有规划地创办了丰富的学生社团，确保社团活动的时间、地点，实现了社团活动的课程化。目前比较活跃的有白马湖文学社、沐春剧社、“印月”书法社、瑜伽课堂、跆拳道社团、巴比松画社等等。每一年，校园里都会开展社团节系列活动、传统的红五月活动，还有下半年的校园文化科技节等。缤纷多彩的活动，已经成为春晖校园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基础和全面”是春晖的价值选择
高博：近些年，除了研究“文化德育”，您在春晖中学主要还做了哪些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李培明：有一次，我参加了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开办的全国高中优秀校长高级研修班，我在发言的时候说，仔细想想，做了这么多年校长究竟在做什么？其实就两个字：平衡。第一是平衡校内外各种利益关系，第二是平衡校内外各种利益诉求。这是当代教育中一种无法回避的教育生态。当年经亨颐校长提到的纯正的教育，对于当今时代来说真的太理想化了。我写了一篇文章——《教育是一种选择》，平衡其实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每个学校、每个校长、每个老师都面临着选择，面对各种关系、各种诉求、教育的价值追求，你如何选择？选择的过程就体现出你对教育的理解、思考和原则。
高博：那么您的教育选择是什么？
李培明：我的教育选择就是基础和全面。比如最基本的就是人的健康问题。我从七八年前就一直想做一件事，但是做不下来，就是增加体育课程。作为一个中学校长，我师资不够，也受到编制的限制。现在教育部提出来，把体育课从每周两节增加到三节，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学校也已经实施了。再比如学生最致命的一些行为习惯问题，像独立生活的能力、人际交往的能力等。这些行为习惯问题不解决，道德问题也解决不了，学习习惯和终生学习的能力也将是一句空话。
高博：在春晖的校园里我看到一个现象：春晖给学生留的运动场所特别多，还有一个体育场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李培明：春晖是一所体育强校，春晖初创时期，经校长也是非常重视基础，重视学校的体育工作和从中引申出来的体育精神。体育不是为了争夺名次，而是真正为孩子的身体健康奠基。再说大一点，强国之梦、强军之梦、中国梦，没有身体作为支撑，梦怎么实现？我现在最感忧虑的恰恰是这个话题，现在的孩子身体素质太弱，长此以往，国家堪忧、民族堪忧。
春晖中学每周三节体育课，同时安排体育活动课和大课间活动，保证每天一小时真正的体育锻炼时间，而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我们两个大课间活动是上午长跑，下午出操，此外还有受到越来越多孩子喜爱的动感地带篮球赛。无论是体育课、课外活动还是心理课，我们都会一直上到高考为止，雷打不动。其实我觉得体育课哪怕每周四节、五节都是不多的。你看现在的孩子眼睛这么近视，引体向上也做不了几下，身体素质令人担忧。也许你考了很高的成绩，上了很好的大学，但到工作岗位上一竞争你就垮掉了，你连承接挑战的体能都没有，怎么去发展？怎么去承担？怎么成为所谓领袖型人才？
高博：在许多校长追逐着漂亮的升学率的时候，您却坚守着“基础和全面”，您为什么会选择一条注定孤独的道路？
李培明：其实我对教育的看法是简单和朴素的。我常常自问，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后回过头来想想，*靠我**什么走到今天？一是靠我的身体是不是结实、能不能承担校长的工作？如果我连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理想？还有什么幸福感？第二我安身立命、立足于社会除了身体之外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我这个人能不能行得正？是不是诚信守法？二是我的学术水平和能力如何？这样一想就豁然开朗：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公民，学校教育的方向就应该在哪里。
“包容与开放”是春晖的办学追求
高博问：在春晖中学的历史上，教师群体的形象灿若星河。而当今时代，教师个体的专业素养、教师对职业的认同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您如何应对教师的这种差异？
李培明：我们分层面培养，主要在教师的职业抱负、专业水平、专业能力等方面做一个系统的提升。我们提出学科建设，主要还是侧重于教师专业成长和可持续发展。任何一项工作必须有一个系统的规划，激发教师对教育的理解、认同和追求，不是开两三次会就能解决的，必须要通过一些机制、一些路径，从制度层面去保障。我们的教师队伍培养分期进行，每期都有一些目标和提法，就像人的成长，哪一阶段他能够接受和消化哪些内容。比如2002年—2004年三年新教师特别多，从2005年开始的学科建设侧重点就放在青年教师，刚刚入职怎样适应高中教育、怎样站稳讲台？比如针对中年骨干教师，怎样在高原期再拉一把，怎样改革评价机制？
高博：提到教师评价机制，目前很多学校都采取了量化评价，这一点春晖是怎么做的？
李培明：教师评价是个难题，量化评价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对教师的评价是分块进行的。如果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是一个综合性的、量化的评价，这个评价是不科学的，也是非常伤人的。比如评高级职称制定各项指标，按照总分排队，其实缺乏人性化。所以我在考评会议上说了一句话：既看分数，同时也根据各位评委对老师的了解，做一个宏观的、定性的评价，把这两个评价综合起来，再给他们排队。
我们把评价分成好几块，比如评先进、评高考、评优质课等等，这样某个老师就有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是优秀的，这也是一种平衡。比如评先进，我采用跟教师专业成长相结合的做法，提出纯业务领域的几项标准，比如教学水平、管理能力、科研素养等，你只要符合其中两条，就可以申报，由学校审核和确认。但我有两个基础调查，全体老师、特别是全体学生的民调，如果学生、你的受众反馈你这个老师不好，对不起，一条否决。在民调通过的前提下，只要你有所为，你自己申报，不用跟我商量，这也是保障机制的一部分。我们的评价是多元的，既不是自上而下，也不是投票画圈，比较以人为本。
高博：这种多元评价体系对教师队伍的发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李培明：评价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多元评价一是包含了学校教育的一些追求，二是明确了老师专业成长的方向，三是比量化评价更有激励作用。在对学生的教育中，我一直强调全面发展，但对教师我反过来说，不要苛求。因为每个教师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会有些差异，我认为应该用其所长包容一些小的瑕疵和缺点。比如有些老师课堂教学水平一般，但科研方面特别强，文章常常能在各级期刊上发表，这样的老师也是应该受到表扬和鼓励的。每个老师的特长不一样，最关键的是能够把他的长处发挥出来。
高博：这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对于老师的这种包容，是春晖文化的传统，还是您个人的思想对春晖文化的影响？
李培明：我个人的思想谈不上，包容确实是春晖文化的一个传统，只是到了当下又有了新的发展。
早期的春晖有着很大的包容性，朱自清在《春晖的一月》中就提到当时春晖的氛围是自由、真诚、闲适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整个中国最自由、最民主的时期。然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春晖仿佛不再是历史上那所辉煌的名校，而只是偏于一隅县级中学，学校地理位置偏远，人员往来很少，这样的背景下容易形成一种相对保守、封闭的氛围，文化就容易小家子气。到了2004年、2005年，学校曾发起过一场文化反思。其实我认为，缺乏包容性也跟当今社会的风气相关，当今社会看人家不是、挑人家刺的多，对别人包容、理解的少。这些年，春晖又在慢慢地提倡包容，或许我们未必能彻底改变学校的面貌，但还是尽力在方方面面去改善。文化的浸润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师生一点一滴去感受。所以现在春晖的包容既是文化的传承，又是文化的创新。
包容本质上是一种开放，怎样以开放的心态办学校也是我一直追寻的，包括春晖创办了国际部，办学逐步与国际接轨。一位学校的供应商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春晖是“封闭的校园，开放的教育”。所谓封闭的校园，是因为学校周边没有商店、娱乐场所，而是一个纯粹的乡野，环境相对是独立和封闭的，但他说这几年跑下来，感觉我们的办学还是很开放的。
教育是“快”与“慢”的艰难抉择
高博：您在春晖中学校长的岗位上十年了，您调侃说自己没有太大的作为，春晖似乎没有外界期待的那种惊喜，但我想有时候对于教育者来说，没有作为反而是很大的作为，至少您没有急功近利。现在有很多人也在反思，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跑得太快？自身的调子太高？在一片浮躁的背景下，您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韬光养晦”的做法？
李培明：这个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刚开始接手学校的时候，一些事情被逼得不得不加快节奏，后来就逐步慢下来了。尽管我们也承受了一些压力，但我觉得这才是教育正常的生长。我们有一点做得还是很好的，就是当我有一个想法之后，会号召成员坐下来，慢慢地反复讨论，我觉得一个学校真正要改变的话，可能还是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这十年的教育推进过程中，一定要用行政手段、强制性推的做法是不多的。
我很赞成一句话，教育是农业而不是现代工业。好的教育需要精耕细作，需要尊重规律，教育如果快起来的话，那肯定只是一种假象。雅斯贝尔斯说，人的天性的不可改变，是教育面对的最大主题。列夫·托尔斯泰说，每个人都想改变世界，但惟独忘了改变自己。所以教育要想快速见效是不可能的。还有人认为一位校长就能改变一所学校，我想哪怕校长在圈子里知名度很高，哪怕我有使命感、责任感，但要真正对学校产生很大影响也不太现实。既然这样，那么你只能脚踏实地地去做，只有慢下来，才能让教育走得更远。
高博问：您认为教育的“快”和“慢”，具体指什么？
李培明：“快”和“慢”其实是你所追求的教育目标。所谓“快”就是教育追求短期效应，急功近利。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来达到你的目标，比如外部环境建设得漂亮一点，通过加班加点获得一个漂亮的升学率，但那是竭泽而渔。而“慢”则是追求教育的终极目标，今天面对春晖教育的这批孩子们，我想到的不仅仅是他在春晖三年的表现和成绩，而是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还要看到他的一生。这还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还是取决于你对教育的价值追求。但现在校长要选择真的很难，著名教育家陈玉昆教授说：“没有成绩，过不了今天；只有成绩，过不了明天。”所以如何把今天和明天连接起来，确实有难度。
高博：浙江人的经济头脑被公认为是特别强的，但我觉得走进春晖中学，仿佛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从上到下都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存在，老师们都是很纯粹地埋头教学，这种氛围是怎么形成的？
李培明：春晖人秉承“读书、做人”的学风，形成了一种浓郁的读书氛围，这是受到百年文化的熏陶而形成的。其实你如果说老师“慢”，我估计他们不会承认，因为老师们的工作节奏还是很快的。我觉得春晖的“慢”是一种心境，是心态的平和，是信念的执着，这种心境在我们一代代名师的为人和文章中都能感觉得到。作为校长，我其实特别渴望另一种“慢”，那就是上面布置的应付性的任务能少一些，能让我们真正按照学校自己的想法去做教育。
高博：我很赞赏春晖的这种“慢”，因为它保护了老校的发展，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个原汁原味的春晖中学，一个从历史文化中慢慢成长的春晖中学。您认为当今的春晖和曾经的春晖相比有哪些发展？
李培明：早期的春晖太辉煌，所以我们也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但其实这不能做简单的类比，因为特定时代有特定的教育，我们不可能去复制民国时期的教育，早期春晖留给我们的主要是先进的办学思想以及对教育的追求。但她毕竟规模比较小，培养的人也没有今天这么多，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还是发展的，因为时代对教育的要求已经不同了。但我们总的办学基调没变，总的原则和追求没变，变与不变是相对的，春晖是在不变当中渐变。这十年间，春晖自身的办学水平、办学影响都有了显著提升，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多起来了，我想这不仅仅是春晖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他们，更是春晖散发出来的新的活力触动了他们。
高博：请您展望一下春晖的未来吧！
李培明：春晖的发展目标还是比较清晰的。当初我们的三个三年规划中提出的总目标就是达到浙江省一流学校水平，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接下来的三四年，有很多问题需要回头修补，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向前看。这几年，浙江省从教改、课改到高考新政，这“三改”下来以后，课堂变得不同以往。未来的春晖中学将延续春晖文化，在新一轮改革中稳步前行，让春晖教育温暖更多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