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为什么没人敢动霍家 (在香港做医生有什么风险)

这几天北京民航总医院杀医事件甚嚣尘上,刷屏了朋友圈。看了很多从不同角度分析这件事的文章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在香港工作,生活了这么久,为什么没有听过

香港患者杀医事件?按理来说医患关系紧张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那香港这个人口密度最高,贫富差距极大的地区是如何缓解这个问题的?

香港为什么很少人打疫苗,香港不欢迎内地医生

整个事件的起因经过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但是想要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有几点需要我们注意:

1、95岁老太和家属,是非常普通的家庭,京郊农转非户口,家境一般,并非什么特权人士。老人每个月六七万的退休金更是子虚乌有,以讹传讹。若真是特权人士,早就协和301了,也不至于去民航医院这种小医院,更不至于连住院都排不上,沦落到急诊科长时间滞留。

2、杀人者孙文斌,55岁,人生比较失败,没有收入来源,确实只能依靠老太太的退休金和*迁拆**补助生活(具体数额不详,但年龄越大,分的数额越多,每月过万应该还是有可能的)。若老太太去世,这笔钱肯定就停了,直接影响生计,这姑且算是杀人动机吧。

3、孙文斌十多年前,曾经养过猪,喂过牛,理论上应该做过屠夫。这样看来,做案工具和泯灭人性的杀人方式,就很好理解了。屠夫这个职业,对生命的认知和敬畏,或许也跟普通人不一样。

4、孙文斌和值班医生聊天说他下过海、挣过大钱、养过猪,也干过兽医,离婚了,孩子上学名额被有钱人顶了,卖过菜,还倒腾过服装。在他的描述中,自己命运悲惨,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这里没有任何想要给杀人者洗白的意思,他杀了人,是罪犯,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我们了解他的生活只是为了更透彻的分析问题。

从上面的几点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孙文斌没有稳定的收入,无法支付母亲治疗的费用。而且像孙母这样高龄、全身多并发症的晚期癌症患者,在医保和医院考核机制的双城紧箍咒下,是各大医院的“烫手山芋”。孙母使用的是北京城镇居民医保,到了年底,各大医院担忧医保额度被用完,在住院的选择上极其谨慎。

像孙母这种明显可能极大占用医保额度、治疗希望渺茫的病人,医院住院部往往不愿意接收。即使接收这样的病人,住院天数也限制在15天内。一些患者被称为“候鸟病人”,辗转于各大医院的住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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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部分无法“住院”的患者,往往会被送到医院的急诊科。这家医院不接受的住院病人,也是先转到下一家医院的急诊科,由急诊科再转到住院科室。急诊科,由此承载了医患关系的不可承受之重

那香港的医院是怎样操作的呢?香港的医疗体系由公营和私营两个医疗系统组成。公营医疗以保障香港本地纳税居民为宗旨,由公共税收支付,目的要确保有病无钱的病人都得到治疗,香港居民住院只需要100港币一天全包;私营医疗提供由个人支付的私人医疗服务,让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更高质量或更舒适的服务。公立医院排队时间较长,而私家医院收费较贵。

但是根据我的个人就医经验来看,香港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医疗资源紧张程度绝对不次于大陆,甚至更甚。我的一个朋友手指意外割伤流血严重需要缝合,在医院排队等候治疗的过程中自己愈合了...他和我说,他流了四个小时血。所以香港的患者也不是去了医院就能立刻看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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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没有患者拿着刀威胁医生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01

几乎所有人都尊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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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香港人心中,“医生”就代表了高学历,高收入,温文尔雅,悬壶济世的大好人。香港医生的社会地位之高,很多大陆人是无法想象的,香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往往就是医生或者律师。

2018年7月12日,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发榜,共诞生6名“高考状元”,全部选读医科。据统计数据显示,从2013到2017年共产生27名高考状元,其中有16位愿意选读医科,比例接近6成。2019年香港皇仁书院的“超级状元”余晓逸计划留港攻读医科。从学生的选择就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对医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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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状元们想从医,是因为毕业之后就能得到每月5万港币的薪金。有公立医院驻院医生表示,30岁薪金约可达到7万港元,若任职私家医院及诊所医生,薪金会更高,成为顾问医生后,月薪更是达到了20多万港币。对比普通大学毕业生每月大概一万港币的薪金,医学院毕业生是他们的5倍之多。香港制度规定,医生相当于公务员行列,用高薪来养廉,杜绝医生因为薪酬过低而走上不归路,从根源上就降低了患者对与医生不满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香港医院都十分重视医护人员的安全,任何医患冲突的发生首先就需要警方的介入。此外还专门设立“病人关系科”,专人负责处理,让病人有苦有地诉,避免医患关系的恶化。除了医院设立相关部门,医管局、卫生署等等政府机构都会设立部门让病人表达自己对医生、医院甚至是医疗体系的不满,并且会及时处理。

反观内地,医生薪酬微薄,人身安全难以保障。与香港考生相比,近年来内地考生对于报读医疗行业多为三思而后行。根据中国医师协会2015年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中国内地医生年均收入仅为67516人民币,只比香港医生的最低月薪月高。这个水平的收入完全不能与所投入的成本相平衡,而且在内地医生需要做到更高等级,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在科研上。然而在低薪酬的情况下,医生难以专注于医疗上。而且,当大家谈到医生的时候,总会联想到,苦,累,付出回报不成正比,安全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了一个让人“同情”的职业。

02

香港人都看得起病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人几乎人人都看得起病。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说,香港发达,人均收入高,自然看得起病。但是大家要注意,香港是世界上医疗成本最高的地区之一。高昂的医疗费用也是香港医务从业者高薪的原因之一。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越好的东西自然越贵,香港医疗条件也和美国,日本,英国一样同属世界第一流水平,那自然费用也是第一梯队。

那为什么香港人几乎人人都 看得起病呢?这就不得不提到香港发达的商业保险体系。据统计,美国人均拥有3.5张保单,日本人均拥有6张保单,香港人均拥有8张保单,中国台湾平均每人也有1.3张,而中国大陆平均每6个人才有1张保单。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居民几乎把看病的希望都寄托在社保上了。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社保是必要的,即使我在香港工作,我也让朋友帮忙在深圳交了一份社保。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社保这种全民性的社会福利一定是普世的,这就意味着它一定不能满足患者所有的需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我不是药神》,整个故事的冲突就是昂贵的靶向药物“格列宁”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所以徐峥扮演的主人公才去印度*私走**仿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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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回到孙文斌事件,他母亲成为“候鸟病人”;他自己没有能力给母亲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医院因为年底社保额度紧张不“情愿”医治其母...每一次失望都将他推向绝望。中国一次次的医患矛盾恶性事件绝不是独立的个案,而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所以当我们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候,试着去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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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咨询我投资建议的时候,我总是要先问一句,“你买保险了吗?”。中国大多数人的投资思维还是非常幼稚的,习惯于资产高度集中,几乎没有任何风控意识。这种破釜沉舟式的资产规划就催生了中国特色“水滴筹”。今年上半年德云社一个相声演员得了重病用水滴筹向公众募捐,这个事情引起了网民的口诛笔伐。我记得他的借口是房子不能卖,所以要问大家要...因病返贫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意识到合理规划资产的重要性,有统计数据显示,上海人均保单持有量已经超过两份,但是上海毕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合理规划的思维还需要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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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杀医事件是个悲剧,不能让杨文医生的血白流。一方面希望相关的法律健全,让医生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希望能推动社会保障体系进步,最大可能解决医患矛盾。最后,更希望这件事能提高大众的风险意识,做好风险管控,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