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杀陈仪的意图
蒋介石退到台湾后，一方面叫嚣"光复"大陆，发布政令；另一方面竭力稳定百姓情绪。1950年6月，抗战胜利后到台湾接受日本投降并被委任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陈仪，被以扰乱台湾百姓为名受到指控。指控称陈仪在接收期间*压镇**百姓，致使台湾民众发起"二二八"运动，对抗国民政府统治，是使台湾一度出现混乱局面的元凶，因而将陈仪就地正法，以此向台湾全体民众谢罪。
陈仪被枪决的次日，台湾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这则特大新闻。我放学路过的街头巷尾，各处民众无不在谈论此事。各报版面都刊载他行刑后的照片，西装革履，仰躺于台北市郊野外。我目睹耳闻，但当时对那些新闻并无太多留意。
陈仪被处决后，有一天特别晚的时候，基隆市卫戍司令来到我家。看周围没有其他宾客在，他向父亲披露了一则要闻。他说陈仪在抗战期间，曾经与*共中**有密切的联络，走得很近。
抗战胜利后，老蒋极其大方，也不顾忌，立即委派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并授权接收台湾的使命。没料到台湾百姓不满当局的执政，爆发了"二二八"民众运动，强烈反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虽然运动很快被*压镇**扑灭，但这样的弹压，更加激起了百姓对统治者的痛恨，整个社会一片怨声。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速命陈诚赶赴台湾，接替陈仪所有职权。陈诚深知收复多年失地后，如果政令过严，会让百姓难以接纳。他审时度势，认为当务之急应乱中求稳，竭力缓和大局。于是当即请缨宣法，严厉制止各级越权施政添乱，如有以借公务为名乱收苛捐杂税、搜刮民资、中饱私囊的，不惜杀一做百，争取民众的谅解。从表面看，这些措施对社会的稳定有所作用，但对政局大势仍无大的影响，无法逆转局势。
后来蒋介石退到台湾。他既怕百姓趁他势衰，行政根基不稳，再次出现民众对抗运动，又怕解放军随后攻入台湾，解放全岛。内有政敌干扰，外有强兵压境，稍有举措不周，偏安一角弹丸之地的局面都难保全。为了表现自己忧国忧民，与台湾同胞同甘苦、共生存，便只好借口宣称*压镇**百姓不是政府企图，是接收大员陈仪的个人所为，其罪不可恕，必须立即正法。这样，一则可以了结陈仪之前的背叛，二则可向台湾民众致歉。
父亲听了这则消息，一笑了之，说道：仁兄，陈仪之死，我早已与多人说过，他如羊入虎口，死罪难遁，是迟早而已。
最无伦理道德就是帝王家
听父亲他们聊陈仪被处决的消息，我蓦然想起祖父早年曾对我们聊起过，朝廷各处内伏着歹毒杀机，最自私、最无伦理道德的就是帝王家。他们中间，无论是哪个，到了权欲熏心的一刻，想抢得龙椅宝座，都有可能六亲不认。兄弟反目、父子相残者比比皆是，抄斩忠良的事情更数不胜数，什么样的*行暴**都做得出来。处置僚属或普通百姓，就是皇家一句话、一道圣旨，刑律条文形同虚设。尤其对付那些心存猜疑、企图背叛朝廷的文官武将、封疆大吏，在烽火漫天时，对人加以利用，许其加冠晋爵，领兵平乱，等这些人出生人死获得战功，得胜班师回朝后，却往往成为皇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导致灭顶之灾。有史以来，几乎没有一个皇帝能放过那些功臣名将的，不是将其杀头，就是将其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边陲受罪。
纵观历史，不论哪朝哪代，无论谁当上了皇帝，为巩固自己独家一姓的权位，令江山万代永固，必然横扫异己、慎防侵夺，外布强兵勇卒，内伏精练干将，随时随地都有数不清的腾腾杀机。所以，我们这些黎民百姓，代代不忘古人的一句话：伴君如伴虎。虎视眈眈，最使人担忧的怕是老虎回头。不是一口被咬死，就是被虎爪抓得肢体全非、血肉横飞。
祖父从中也谈到做皇帝的片言只语，他说：自古传说到今，皇帝都是上天星宿奉御旨降寰的天子，为天下苍生造福，为社稷开太平，起来是蛮好听，依我看并不见得。他也只是个凡夫常人，和一般百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不是上天下凡的星神。不相同之处只在，他是靠着这个特权的名分坐享其成，当天下人的老大。我们百姓呢，靠自己勤劳生产，为生活而过生活。生活虽然过得平淡，却挺利索实际，亦无太多非分之想。但是帝王们也有过人之处，他们所生就的性格，总是一贯好胜争出头，不惧生死，又不计个人得失，敢为天下先。他们意志顽强又能把握时机，见势利导，终于改换江山定乾坤，做到人上人的人王，号称"皇帝"。但想明白一点，做皇帝也好，百姓也罢，在世时一样的辛苦，一样的烦恼，一样的担惊受怕。死了以后，彼此倒平等，也无荣华留富贵，亦无贫穷添冷落。
凡是皇帝的基业，无论是兴兵动武打天下的，或是内阁大臣用权谋掠夺到江山的，乃至那些兴国灭国的帝王们，创业之初，不外乎驱使仁和道义，用感人肺腑之言、动人心机之诱惑，与天下广众、武夫文士走到一起，称兄道弟，歃血滴酒，祭拜天地，联盟发誓言：同生死，共患难，心连心，手拉手，兴大业，坚毅不拔，全力以赴，面对无数生死战场，心无畏，死不惧，阵前马后，刀枪锤戟，拼力交锋。但是，疾如风，强弩利箭，穿盾透甲，成千上万待战的弟兄们，一场战争，几声号令，便来去无踪，化人生死梦。生者王侯英雄汉，逝者父母日日夜夜念子归而不得。谁还记得自己出生入死走过多少战场，打过多少仗，阵前敌后杀死多少人？唯见热血成河，尸横遍野。
祖父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但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却被世人忽视，悲剧在我们的历史中不停轮回，让多少英雄豪杰都陷了进去。
但是父亲却很小时就放弃了读书做官成就功名的梦想，一生没有踏入政坛。这除了可能祖父对历代帝王的想法影响了父亲之外，还有祖母的影响。听父亲说，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三国志》。有一天，他正一边读着，一边在头脑里想象自己辅佐君王、成就一生功名的样子。在一旁正做针线活的祖母，听着他念书，却突然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转过身来对他说道："孩子啊，读书可以，千万不要做呐！一代做官九代牛！"父亲说按照祖母的说法，在古代做一代官，就会做很多不好的事，要九辈子做牛做马才还得回来。在祖父母那样的想法下，父亲从小树立的就是读书不为做官而为苍生的志向，这样的志向影响了他一生的抉择。
参谋次长吴石被抓内幕
父亲一生"不问禄位问功德"，因而避过了许多政治劫难，但像父亲那样睿智行事的人毕竟是少数。
就在基隆卫戍司令到我家拜访父亲的那个晚上，在陈仪的事情之后，他接着又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就是*产党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案的侦破内幕。
据基隆卫戍司令介绍，老蒋退守到台湾的时段，军部及情报单位每晚8时起在半小时内，会准时收到密电码信号，向大陆通报台湾军政情况。军统联合美国驻台湾情报机构架设雷达，对准东南亚区域布控监听，历经数月记录汇总，发觉发送密电码的位置恰是台北市吴石参谋次长的官邸。
蒋介石即秘密指令军统立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破获小组，各守其责，互不漏风，彼此禁口。外围则由宪兵密探紧紧盯住吴府日常人口的流动去向。又从军统内部精选了一名既有潜伏能力，又会身手、懂经营的特工潜入吴府。那是一位看似呆头呆脑、行动迟钝，与人对话羞答答，外表给人憨厚朴实的乡村妇女印象的特工。军统部门暗地里迫使在吴府工作多年的一位老女佣推荐那女特工入府，并指定她就在府内的偏僻角落处负责打扫清理的粗活。经她月余的清查，并未发现任何的疑点，唯有浴室她未曾进人。因为，每晚近8时，浴室都由吴参亲手开锁，她再入内清理放水，到8时整吴石才进去洗澡。从此时开始的半小时内，通报的密电*会码**连续不断地发报。
通报密电码信号的目标已确定，为一探究竟，一天晚8时许，军部受上峰的指令，突然电话通知吴石火速前往参加高级官员的紧急会议，不得延误。吴石在急迫状态中关闭了浴室，却忘了上锁。女特工乘机潜进去搜索。女特工拆开水龙头后，果然发现微型发报机就装在水龙头里。她当即按原样放回，并坐在客厅里佯装沉睡，等主人回来。这晚，吴石不在家中浴室，所有监听通报密电码信号的设备都沉寂无声。
当晚的高级长官军事会议上，老蒋命令各部军团、海陆空三军整装待命，称不日全体*队军**将离开台湾开往盟国菲律宾，与盟国*队军**联合*攻反**大陆、驻地宪兵队则一概由吴石亲自调遣指挥。很久以前，吴石以副总参谋的身份参与过一次对*共中**的"围剿"，那次全军吃了败仗，吴石在脱逃中被俘虏。经过*共中**的思想改造，考虑到国家民族利益，吴石弃暗投明，此后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吴石逃回来时的身份是地下*党**员，想重新打入国军内部做情报工作。老蒋也十分警惕，别有心计，故在录用之后，又面授毛人凤，令其亲自监督。毛人凤经过两年多的秘密观察，没有发现吴石有通敌的行为和动作，便向上峰极力保荐了他。
吴石从延安潜回，直到复职重用，又随军到台湾，近十年中，每天从无间断地向*共中**通报国军的秘密行动，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三年内战中，他对国军内部的调兵遣将了如指掌，在事前就向*共中**通报，但无人知晓，也无一点蛛丝马迹泄露，是一位把保密手段做得极其高明的厉害人物。
国民*党**军到台湾后，吴石知道蒋氏气数已尽，国民政府势必倾颓，胆量也因此越来越大。这次紧急军事会议密令全体国军撤出台湾，联合菲律宾同盟*攻反**大陆，并指定他断后，各城防兵将、驻地宪兵队皆由他统辖指挥。吴石仿佛看到渡江解放台湾、统一疆土近在眼前，而且十拿十稳，因此他放松了警惕，将潜伏在台湾各县市的心腹，按照既定的名单列出来，令其各履职责。他计划在统一时间、统一行动，开始全面出击，强制接管各县市政府。吴石连续几晚把秘密行动的联络人员布置完毕，大家都在等待他最后的通电命令。
那天晚上的高级军事会议，其实就是为吴石设的圈套，不仅吴石本人不知，除毛人凤外的所有与会人员也全然信以为真。在会后，蒋介石指令，军统、宪兵总领、上层公安首领秘密组合便衣队名单，凡是与会的头面人物，都不准跨出一步，集中待命。
一天，国防部、参谋部召集紧急会议，上峰发出指令称，第二天晚10时，将令所有驻台各县市国防军开赴高雄港口，*用军**飞机同时起动护航，尤其是驻台北国防军率先出发。密令司令员到了市郊即安营，以静观动，以防万一。吴石参谋次长没有想到有意外，他9时发出调令，各就各位，以受托的军令状为名，调遣潜伏在各地宪兵内部的心腹，以断后为名，配合各县市潜伏名单上的人员携手布防，到10时即可全面行动，开始接管任务。但到了10点，所有游走在市县四周的民众一下子变成了一支庞大的武装队伍，吴石的人便个个都变成自投罗网了。据通报，当时全台湾共逮捕1000余名地下*党**员。接下来便是审讯逼供。不管地下*党**内部组织如何严密，审讯中仍有人经不起严刑拷打，又说出不少隐藏在各处的人员，前前后后总共有4000余人被国民*党**逮捕。
这些被逮捕人员在开庭审判前就被统统安置到一艘破军舰里，最后被拖到深水地带沉没，数千人葬身海底。吴石参谋次长则在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秘密执行枪决。
父亲听了以后对他说：我今年4月间去台北时，军内的朋友曾与我说起过此事。今晚你与我畅谈本无不妥，但从今后要注意，请勿逢人再漫谈这件事。在这样一个乱世中，人命轻贱如草芥，世事都如过眼云烟。老实讲，我来台之前，曾与蒋经国及陈布雷先生的长子在杭州相遇，三人同去布雷先生墓地拜别祭奠。听了蒋经国的言谈话语，我发现他对身边人都有疑心。
毛人凤曾竭力保荐了吴石，吴案发被处决后，就算老蒋因他的功绩能原谅他，他也逃不出蒋经国的手。因此，他明白自己迟走不如早遁，便改名换姓，连夜携家带眷，逃离朝堂险恶之地，远奔他乡谋生了。据传闻，他后来隐蔽在香港的新界，过着养殖农耕的生活。
获利丰厚的服装生意
一天傍晚，父亲刚回到家，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一见到父亲，表情便分外激动，一开口没谈别的，就咬定要父亲和他在台北创建服装生产经营事业。
父亲想也没想，就直截了当地回绝他："老兄，我们现在的处境与往昔大不相同，明确地讲，我们再没有合作的机会了，请务必谅解。但你特地赶来要跟我二次合伙做生意的诚意，够朋友，我领了。只是很抱歉，我无法成全你。"
父亲说：我们初识于中央军校，从我辞别军校之后，彼此之间就无任何消息了。直到去年 (1948年）夏初，我从老家第一次来到基隆，当天就驱车到台北。没过几天我们就碰巧相遇，才知道你早我半年到达台北，在寻求做服装生意。可是，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在这半年之中，内战不断激化，国军节节败退，军民为了避战避难，如潮水般地流落到台湾，岛内人口猛增，处处人满为患。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百姓生活也受尽煎熬，衣食日用，日渐短缺，生民苦疾，十分可怜。
你是裁缝世家的公子，在川军混战的年代做起了服装加工生意，边做边卖。抗战开始后，你以世家公子之身离家投军，开始军旅生活，在后勤部担任军营被服补充供给工作的主管。在战争时代，你的军衔级别不高，但是责任重大，一不小心，工作不慎，甚至连长也可以随便找你麻烦，让你有掉脑袋的危险。可你头脑灵光、人也能干，积极发动敌后百姓的力量，就地取材，分散到户，加工生产，然后零星调运。分散到户的生产方法，工作量极大，困难重重。但无须集中加工的场地，目标分散，容易隐蔽，可以避过敌人的空袭，以及有目的的围剿；零星调运，则可掩盖敌人的耳目，又可警惕他们在背后偷袭追杀。
当年你我相识一场，别后多年不见，及至去年才得以重逢。你看准服装的生产经营乃当前最佳的生意渠道，投资少、效益高，也不需为机器设备多用钱。岛内一般家庭，大多都有一部裁缝车，每个主妇皆学有自制服装的技术。加工成衣，生产便捷，周期短，天天都有产量，也不必租用大的生产场地，租二三间普通民房即可办公，又可当作库房。既节省开支，又增加收人。还可以聘二三位裁剪名师，掌握服装式样，经常推出新款式。多卖多做便无库存积压，资金周转也快，无须占用大本钱。一旦销路打开，做出市场来，不一定依附台湾本岛经营，随时可向周边发展贸易业务，可以做到包盈不亏。
由于你对服装生产经营具有丰富经验，又商智充沛，所以我们当场敲定，各自出资一半，盈利五五分成。但在创办同时，我们也有言在先，我急须回大陆一趟。而且，说实话，我没有想做生意的意识，也没想过在生意场上做发财梦。假如我有这样的愿望，何须要从家里出来在外奔波劳苦，不如在家好好继承父业，坐享其成，当现成的老板，何乐而不为呢？我和你合伙，不可能和你共同参与业务管理，一切都由你个人一手抓到底，也无须等待两人意见统一的麻烦，你做决断即可。如果经营不当，生意赔了，血本无归，我亦不想讨回那本钱，也不追究责任，咱们就一了百了。但是，如果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那负债的部分，我也不承担补偿责任。咱们有约在先，生意开张后各自履行，互不后悔。
当我再次返台时，想不到刚一见面，你就提出要把已创办的服装经营业务转让出去，我也不极力反对。本来我不愿转让给别人，但仔细一想，自己没有多少工夫和你共同经营管理，完全由你一人负责，的确太辛苦、太劳碌、太不合情合理。转让出去，也是个好举措，一刀两断、干脆利落，再无后顾之忧。
上次我们的合作，由于你努力经营，取得了丰硕成果，很了不起。你又讲义气，也不贪心，转让结果获得丰厚的盈利，甚至超过当初投资的十几倍。我很感激，也非常敬佩，你的能力和行为没有半点私心。你也很客气，将资本和盈利一次结算，一起归还给我。现在我开起了"义利商行"，手头还有很多事务要做，的确没有时间与你重新创办服装经营的生意。老朋友就不谈客套话了，请另访高人合伙，希望生意更上一层楼。拜托！拜托！
后来我问父亲，如果我去台北办服装厂的那位先生厂里当裁缝学徒工，是否可行？父亲笑道：孩子啊，这位朋友做生意确有能力，心地也好，言行一致，也不自私，可惜无缘遇到有缘人参与合作，所以办不成服装厂。我也问过好多熟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前几天，听一位知情人谈到，他早已去日本谋生，不知现在境况如何。上次他与我谈合作生意，相逢太突然，离散也属自然。这是前生的情，还是今生的缘？问谁谁答得出。
一次赔本3000两黄金的生意
1950年开春，父亲迅速调集全部的家当，价值相当于3000两黄金，投资做茶叶长途运销生意。他租来一只汽船，可一时又找不到可以信任的能出海的人手，只好请同在义利商行里的会计叶筱田出海。叶筱田是父亲的地团同乡，两人又是初小同学，还曾一同去海滩上捉蟹，拾可食的鲜活贝壳。父亲与他商量，让其出海负责营销，他满口应承下来。
因为当时的时局混乱，又值多事之秋。快到开船那天，父亲特意约叶筱田到家里来，再三托付，交代他就近舍远，开往琉球交易。因为琉球水路较通达，航行便捷，海浪虽巨，却无多天堑，海贼打劫也少，且途中无遭遇战争之忧，相对平安。最后父亲特别叮嘱，不论盈利如何，速去速回，这是我们最大的冀望。
叶筱田当即向父亲表示：你我是同乡，亦是同学，从小一起长大。也是你看得起我，让我来义利商行做会计，才有我今日的安定生活。你的成就就是我和行内全体伙计的福分。我会努力而为，尽心尽责到底。预计两月之内，我就能返航交差。
父亲的生性是一向不管事务大小，只要托人受理，无论是新交或是老友，看准之后便不顾忌、不怀疑，从容放任。这次也是这样付诸实施起来的。
父亲这次孤掷巨款，开展远航贸易。开船前，叶筱田会计情真意切地向父亲申明知恩图报的态度。这让我想起祖父早年给我讲述过的一段话。祖父说，生意场上的交情，一言一词都离不开个人利益的驱使，所以特别要注意所聘用人员的品质，不要只看言辞表达，因为人心难测。凡事总要防三分，给自己进退留出方寸空间，以免失手。但若出了差错，也要不揪心、不悔恨，能一如既往，做到自我反省、从容不迫、再接再厉，这才是经商上乘的功夫。
两个多月过去了，父亲从未接到叶筱田回程的信息，也没听到什么海上遇难的传闻，他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但台海之间的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可以说是瞬息万变，解放台湾似乎随时将至。岛上很多有钱人都倾家迁移去美国，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商市凋敝、人心惶惶。基隆商市的昔日繁荣，本是依托以浙江福建近海一带频繁的贸易往来为主体，此时过往商船几乎没有光临，若有到达口岸的船只，满载的也是逃亡来台的失势人。这些人不是拱手求援，便是上门求助讨生计，哪有货源交易可言？
大势如此，不仅义利商行的经营惨淡无光，基隆全市所有的商家，三三两两地渐渐都陷入倒闭状态中，乱糟糟一团。谁能有回天之术？只有乖乖地听天由命了。关于叶筱田为什么没能守信返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筱田带着父亲的货物逃跑了，毕竟3000两黄金那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目。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义利行的船只遇到了国民*党**在1950年5月时的"舟山大撤退"。那一次"撤退"，国民*党**三天里从舟山撤出了14万多军民。而为了让自己的军民顺利撤退，国民*党**强征当地劳力物资，造成了1.3万多个当地家庭人事全非的创伤。而父亲的商船因为恰好出现在了那片海域，也就这样被强制征用了。
两种说法都有可能，但因为父亲后来很少提起这件事，说起来的时候也总是不那么清晰，所以这件事的真相也永远地藏在了历史的迷雾中。后来听一鹏弟讲，他的母亲告诉他的是"舟山大撤退"的版本。但他认为那是父亲不愿让他们伤心才那样说的，毕竟遭人欺骗比遭遇政治事件要令人神伤得多。但我倒觉得，那也可能是因为父亲为人宽厚、从不记仇，即便对方欺骗了自己，还给自己造成那样大的困境，也依然选择仁德地宽恕对方，放下过去继续前行的结果。这样的想法，与父亲的为人对照，大概也是成立的。但事实究竟如何，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们已无法得知了。
第一次使用现金支票
1950年初，父亲虽动用了大额资金开展外贸经营，但也留下了少量现钞以备作家中近期的开支，而后续的希望则全部寄托在叶筱田能信守诺言，速去速回上了。若此趟生意没有盈利，亦不会血本无归，我们和义利商行里的所有员工都这样想。母亲也天天挂念在心，祈祷叶筱田一路平安，早日归来。可是，迟迟没有他的信息。
直至5月，海峡两岸对峙局面越发紧张了，义利商行的经营一落千丈，指望叶筱田能守信返还的日期也越来越远，看来是指望不上了。我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拮据，又苦无新的生计。
为应付当务之急，一日，父亲开出一张当地"中国银行"的现金支票，合新台币125元，要我去银行领取。
那时我从没见过或听过现金支票，唯一知道的就是银行里的钱很多很多，但并不知道凭这一纸盖着父亲图章的东西，就能轻易拿到银行里的钱。当时心里既纳闷又为难，但又不想去冒犯父亲。后来反身一想，自从到台湾以来，凡是父亲所交待的事情，不论大事小事、好办难办，或许别人根本不能办成的，只要到场报出父亲的名字，几乎没有什么办不成功的事情，何况这次支票上还盖有父亲的图章，想来不会出什么差错。
我接过支票，想到银行营业部就在义利商行隔路的斜对面，基隆市政府旁边，距家路很近，很熟悉，就一鼓作气走向银行。进银行抬头一看，银行的柜台却与我一般高。台面当中又安上了一排栅栏，开着多个小洞口，这些洞红木构造，雅致又干净。职工们穿着清一色的白衬衫，仪表清秀，面容斯文。我很羡慕他们，憧憬如果自己未来也能有这样一份工作，那多好啊。当时我还有些害羞，不好意思问，尽力踮起脚，将支票从洞口递进去。一位职工看了一会儿。他靠近柜台，指着洞口边的蓝水瓶，又指了指木杆制的蘸笔，叫我在支票背面写上住址，签好名，方可拿钱。
这一军，我被将得非常头痛。我曾看过蘸笔写字，知道它不好使唤，很可恶。水蘸多一点，就容易滴流，蘸少些则易干。掌握不当，不是字迹断断续续不清晰，就是水滴成一摊。柜台又那么高，我踮着身子摇摇晃晃的，本身就站不稳。双手架在台面上写字，身体又站不稳，水就更容易滴落在支票上，非常麻烦。
我想借问一处位置去坐着写，又没胆量去问。骤然想起祖父对我们讲过的话鼓：出门在外，逢难要竭力争取，遇事要慎思奋进，千难万难，切勿打退堂鼓，要动脑筋想法子。于是，我尽力提高脚跟，用自己的下巴钩住台面，小心翼翼不松劲，边蘸边写。写完后食指上虽然染上了蓝墨水，好在没有搞脏那张支票。
我很高兴能顺利地拿到钱。钱虽少，但我很兴奋，很开心。我一路上边走边笑，心想全靠自己这长下巴帮忙。同时对整件事也有不同的感觉和想法：就凭这份所谓的现银支票，不用说三道四，也不必求情讨面子，就能那么轻松随意地拿到银行的钱。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格外新鲜的事，我是第一次接触到。
迷茫中，我发现身旁的人各个都拿着大把的钞票，他们很自然地放进提包里，没有任何难为情的样子。虽然他们比我拿钱多得多，但我并不自怯惭愧，心中也不佩服他们那股阔佬的神气，自以为多了不起的样子，一脸冷漠。我想，我的父亲本来钱也很多的，年初那会，他每晚回家都提着大包，里面装着五两十两的金条。父亲是读书出来的，对做生意没有经验，亦没有人心难防的意识，一时果断动用3000两黄金的大本钱去做贸易，全部交给了叶筱田一个人出去打理。人心难测，没想到叶筱田迟迟不回，父亲的钱被不明不白截走，我们一家才陷人了困境。今日父亲向银行要钱，还是那么书生意气，这是何苦呢？不妨拿它十万二十万，一次性拿多些，同样给银行主人挂个人情债，待叶筱田归来再随数归还，有何为难？
我心里想，如果父亲再叫我去银行取钱的话，我肯定会叫父亲开一笔大数目，不怕跳不出当前的艰难现状。而且，有了这样一笔钱，就可立刻接祖父母一起来台湾生活，我们也不用那么担心，时刻挂念他们留在老家没人照应，凄凉孤独。在家乡的祖辈们也不用日日担忧被汪洋大海隔断消息，日夜思念着我们的生活过得如何。他们没有亲眼见到我们能安心吗？我现在唯一的动念是尽快将祖父祖母二人接过来，落地生花，聚在一起方成圆满之家。我们就不必再承受两地失散、家人分离之苦了。
隔不断的两岸情思
跟随父亲生活，毕竟和跟随祖父在乡间过日子大不相同。乡村生活，往往是一成不变，且落伍于时代潮流的。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生气不旺，少人交流，见识不广，目光短浅，气量有限，且胆小怕事。一年365天，长期过着土生土长的老一套生活，哪里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有多么不同，人们又怎样处置生活，如何应对现实的生计呢。
忽然到了城市，眼前一派繁荣的景象，几乎看花了眼。楼宇林立，街道宽敞，两面的商铺紧紧相依；供求物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不用跑几步，就能要啥有啥，实在方便；人潮如流，往返不息，五六里地便有公共汽车相迎。汽车的喇叭声，如火车鸣叫，此起彼落，热闹非凡。
在这新生活中，我的心境豁然一新，能知所未知之，见所未见之，闻所未闻之，对我一个在乡下生长的蒙童来说，真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跳跃。也因为被繁华的情景所陶醉，天真幼稚地以为，自己的前程从今天起将不像往昔那么艰难尴尬，有那么多的困苦难堪在等待着我了。
我们母子到达台湾后，由于海峡两岸的敌对情绪越来越激化，两边的*锁封**日渐升级，通信中断，我们的消息祖父母不得而知，祖父母的现状如何，我们也无从了解。
那时，祖父已不做生意，一个人去了附近的杨八洞修行，祖母孤独地守着支离破碎的家，日觉寂寞凄凉。她在意外中又听到一些传言，说除夕之夜，我们那四艘同时开往台湾的商船，有三只都翻船沉人大海。本来日夜担心、思念我们的祖母，听到这样不幸的消息，岂能安下那一颗伤心欲绝的心？必然痛不欲生！时世变化，历经沧海桑田，多少困难险阻，祖母都从不害怕，但她怕我们出事。对世事的变故、钱财的多少，这半生，她已看得足够透彻清楚。她常常与人说，钱财没有固定的主人，就如水一样，在这世上漂过来漂过去。她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想我们平安无事到台湾，与父亲在一起生活。她从没有想到自己的将来怎么办。音讯不通，祖父长期没有我们确切的消息，她便开始对传言将信将疑，但又无法接受这传言会是真的。于是，她急着到处求人，打探我们的消息。她每日手拿拐杖，倚门向外远望，看看最近有没有人从台湾回来，好问一下我们到台湾的信息，向他们探听一下我们在台湾的情形。
祖母回忆说，那时，凡是被她问询此事的人，都摆着一张冷冰冰的脸，好像祖母是向他*债讨**似的。祖母一提到父亲的名字，他们没有一个不瞪眼睛、板面孔，要么翘着嘴巴，阴阳怪气，要么就返身溜开。这时，她才明白古人所言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正所谓"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她所遭逢的冷冰冰的拒绝面孔曾有过多少回，已算不清楚。尽管如此，她每次听到有人从台湾回来，仍然手握拐杖，一步一步地、急切地去求问，无论人家的脸孔有多难看。但她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她什么也没有听到，却还是一直问，一直侥幸地想，那些传言必然是假的，我们已经平安到台湾了，这样她才能稍稍缓解钻心的疼痛。
海峡两岸的情思，串起了那一段抹不去的历史。
【南小舜（1937年4月—2017年9月），南怀瑾先生次子。浙江温州人，从小随祖父南仰周生活，12岁方与父亲重聚，但不久又分隔两地。改革开放后作为南怀瑾先生与家乡温州的核心联系人之一，奔走联络，协助父亲推动金温铁路修建等重大经济、文化事业。南怀瑾先生逝世后，为继续父亲毕生致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扬事业，呕心沥血，贡献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