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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腾驰老师有一篇《背馍记》的文章，描写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求学生涯中背馍当伙食的生动场景。《背馍记》文字朴实、满含深情，反映了一代人的清苦岁月，引发全网轰动，一时成为现象级网络红文。
《背馍记》是传统型回忆散文，却能在现代互联网语境下引发如此强烈影响，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真实再现了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现实。凡是有过那般经历的人，读罢不能不在心底翻起五味杂陈，不能不产生共鸣。即使像我这样的八零后读来也觉亲切，虽然到我们那会儿，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背馍”时代。
九七香港回归之后，我们这一批人上了初中。学校在镇上，距家四公里多的路程，每天早上七点多去，下午五六点回，每人骑一辆自行车。早饭在家吃，母亲得早早起来做饭。下午回来锅里自然也有留着的饭菜，只有中午的一餐得在学校解决。所以上初中后我们都开始带馍，一个小布兜，里面装两个馒头或者两片锅盔，不会少，也不会多。天气暖和，布兜挂在车头前；冷的时候，就塞进书包里，鼓鼓的一团，让保持一点温度。但其实也没什么用，因为到吃午饭时，隔了半天功夫，早已凉下去。夏天还好，冬天就比较惨了。那时候什么微波炉、保温杯都是没踪没影的事物。
大伙的家庭条件都不是多好，苹果的经济效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但捐资助学的口号已经喊得妇孺皆知，学费是一笔钱，吃饭也开始是一笔钱了。记得一次学校要给大家购买习题资料，大家都怨声载道，课后练习资料已经够多了，再买都是累赘。但这个是学校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学校必须购买，每位同学必须掏钱。我们的英语老师看着我们，语重心长地说——这个费用呢，是校长看老师，老师看你们，你们回家看父母，父母跑到地里看苹果树。一句话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幽默中窥见了真实。所以嘛，到那时候，我们好像变得都比较懂事，比较能体会父母的不容易，这往往就体现在了吃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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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食堂，中午卖面条和豆腐脑，一碗面条八毛钱，一碗豆腐脑五毛钱。我们基本都是选豆腐脑，很少吃面条。这与豆腐脑更符合我们的口味有关，当然与价钱也有关。初中三年，几乎就吃了三年的豆腐脑，以至于我现在看见豆腐脑就感到亲切。一种东西吃过很多岁月，好像就能和人发生一种紧密的联结，不但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这意味着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时常心心念，想不时再回味一下那个味道。就像父母一代人对红薯的感情，那是年轻时代的记忆，只要你没吃伤，那种感情是藏不住的。
那会儿，我的同学刘富强经常和我一起搭伴吃饭。他在楼下八班，我在楼上九班，上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后，他就蹦跶着上来找我，因为我一直比较拖拉。然后我们一起去学校食堂买豆腐脑吃，这是个非常固定的模式。我们吃的豆腐脑是那种在蒸炉里一碗碗蒸熟的，从炉里端出来时，连碗都冒着热气，师傅得忍着一点烫给你加佐料。吃这种工艺的豆腐脑，我们有一种秘诀，能让它一直保持着最初的滋味，那就是从不搅碎。在浑圆紧绷的整体上，每次只用勺子一点点地挖进去，然后舀出若许享用。就这样步步为营，层层逼近，直至尽头。这样即便吃到碗底，热度还在，滋味仍在。
我们吃豆腐脑，当然也有吃面条的人。他们每天中午要比我们多花三毛钱，一天三毛，十天三块，一个月下来就是十块钱呢，一年下来想想也是一笔巨款。但还有比我们更艰苦的人，即便是五毛钱的豆腐脑也不会去吃。午餐时间到了，那些人从教室里搬出椅子，坐在靠近教学楼的栏杆处，像一帮清教徒，一边纯洁地啃馍，一边聊天。当我发现这个现象时，一时难以想通。或许他们只是觉得吃馍就可以了，而不是单纯因钱考虑。
一次，刘富强同学突然提议说不去吃食堂吃了，他估计也是想体验一下清教徒的生活。为了达成他的心愿，更为了不各自落单，我当即表示同意。一下课，我们就跑去和那群干吃馒头的人汇聚在一起，带着一种自我构建的荣耀，希望他们接纳，但他们其实没注意到我俩。在那个场合里，大家纷纷打开各自的馍袋，掏出各自的粮食，有馒头、锅盔、还有花卷，有的家伙竟然有包子，我开始对他们的清规戒律有所怀疑。一时间，空气中开始荡漾起粮食被吞食的气味。我记得自己带的是馒头，那天天气潮湿，好像刚下过雨，馒头吃起来有一种湿漉漉的口感。正吃着，一块馒头毫无征兆地拤在了我的喉咙，使多大劲都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眼里的泪花都出来了。也没有水可以用来解急，我们当时都不带水，没人有带水的习惯。在学校的一天，大家基本都是干渴着，如果渴得实在忍不得了，就跑到教师食堂前的一个水龙头上灌几口，虽然那里面经常是泥沙俱下。我当时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慌乱中赶紧蹦了几下，那个该死馍团才终于下去。起死回生之后，刘富强同学才发现了我的怪异，问咋回事。我说哥们刚才差点被噎死。
自那次痛苦经历后，我深深地觉得如此清苦太不划算了，也没有任何必要。虽然家里不宽展，但五毛钱能增添多大的负担呢，我再也不干啃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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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会走远路，到镇子上去吃饭，逢着*会集**，看看热闹，但基本还是吃豆腐脑。后来，有人就发现靠近镇中心的地方有一家豆腐脑店面，说味道好，碗也大。我们就赶紧跑去尝试。走进店里，一看真是气象不凡，颇具实力。店里空间很大，摆设有模有样。招呼我们的是老板娘，胖胖的，四五十岁，戴了一架挂链子的眼镜，烫着圆圆的蓬松的头，衣着高档、装扮考究。如果不侍弄豆腐脑，简直就是一个法国十八世纪的宫廷贵妇。我们去的时候店里顾客不多，老板娘很是热情，待我们在桌边坐好，一碗碗软白发亮的豆腐脑就摆在了眼前。同样的价格，不仅分量大，口味确实不同，之前吃的那些自是比不得，总之吃豆腐脑竟然吃出了一种大饭店的感觉。到后来，豆腐脑快见底了，馍还有一多半，关键是因为豆腐脑确实纯正。我们的同学刘宜军发现辣子少了，就拿自己的勺子在桌子上摆着的辣椒油瓶里挖来一大勺。俗话说，辣子有，馍无怵。然而，刘宜军同学的这个动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老板娘火冒三丈，大声呵斥着刘宜军——你咋能这样呢？多不卫生！你这样让其他人咋吃呢？啊！你提前说一声啊，我们就给你加呢？！一个辣子还不给你呢？！……一时男老板也出来了，一齐声讨，句句扎心，说得人难受。刘宜军像个犯错的小学生，脸色通红，像块烧炭，难堪地低着头，不敢动一口豆腐脑。店里气氛尴尬至极，我们其他几人也有点瑟瑟发抖。
哎！刘宜军啊，你真是运气不好，你娃行动早了啊！我们这几个人，也都有这个计划，不过还都没实施呢，奈何你以自己强大的身躯，冲在了前边，给我们挡了一剑。我在心里暗暗为刘宜军叫屈：我们中的任何一人都可能扮演这个角色，当这个罪人啊。因为在这之前，我们这些吃豆腐脑的，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干的。吃到一半，发现味道不够了，就告诉老板要加辣子，老板忙着照顾生意让我们自己加。我们就用自己正吃的勺子去挖，也不管什么，加多加少，全凭胆量。也从不认为这样干有多么地不讲究，不卫生。那个贵妇人虽精致、那家店的东西虽好，可我们再不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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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初三的时候，学校门口集起了很多的小吃摊，气象热闹。一到中午放学，黑压压的人群冲出校门，将校门前大路的两侧围得水泄不通。众声喧哗，大家挑选着自己喜爱的吃食，然后就地食用。这些小吃摊还是以豆腐脑为最为居多，各家口味基本差不了多少，我们就看谁家的碗大，谁给捞得多，谁家的辣子够味。摊主舀好豆腐脑后，大家端着碗，圪蹴在路边，身后是一片苹果园。大路上经常有大货车疾驰而过，激起漫天尘土。常常是正吃得带劲，有人就大喊一声——车来啦！车来啦！大家便纷纷逃窜，一手护着豆腐脑碗，一边往苹果树地里钻。那些早跑的端着个碗，回转身来，老是呲着牙笑那些跑得慢的。
当时除了豆腐脑，我们还能吃上镜糕。我们一伙人里郭雷涛同学的一个亲戚，好像是他舅，在校门口拉个车卖镜糕，我们经常过去吃。依然是五毛钱，一小碗，非常小的碗，从锅里刮一铲刀盖到碗上几乎就满了，五毛钱吃不了几口。但是有郭雷涛在旁边，我们就能得到一碗非常实在的镜糕。每次走到他舅的摊子前，我们几个相熟的，纷纷给先给郭雷涛耳语一番——叫你舅给我多铲点。
郭雷涛一边给我们点头说行，一边笑眯眯的很客气地对他舅说——舅啊，这是我同学，你给多弄点。舅，这个也是我同学，你给多弄点。还有这个，这个，舅，你都给多弄点啊……
他舅乐呵呵地说好，没问题。抄起铲刀，慷慨异常。那分量果然与众不同，一看就知道是被特殊照顾过的，同样的五毛钱，这些个被交代过的碗碗，被那诱人的红枣、芸豆和大米混合起来的美味码得高高耸起，像个小塔似的。光是看着，都让人觉得豪气，吃起来，只觉幸福无与伦比。有时，我们吃完豆腐脑，才看到郭雷涛他舅的镜糕车过来，但还是愿意再花钱，吃上一顿好的。都在长身体，一碗镜糕算啥。后来去的次数多了，郭雷涛同学显然不愿意了，他应该不好意思子再给他舅张口。当我们说，雷涛，去你舅那儿吃镜糕吧。郭雷涛同学便说，我今个不想吃了，你们去吧。然后我们就觉得一碗没被照顾过的镜糕，相比五毛钱的价值，真的是不够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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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在学校食堂没吃过面条，因为本身也不是多么喜欢面条。但一次经历却深刻地改变了我的认知。那次中午，我已吃过。待回到教室，同班同学唐朝刚过来，问我吃过了没，我说吃了。他说想去镇上办个事，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他想找个伴。当时时候还早，我也没啥事，就说可以。他还没吃饭，我们就先去学校食堂，等他吃完，再一起去镇上。到了食堂，唐朝刚同学问我还要不要再吃些啥。我笑着说，刚吃过了。他说，反正你得等我一时。要不，给你再来一碗面，一起吃。我就不说话了。说真心话，我是想吃的，这是肚子告诉大脑的真实想法。但我又不好意思直说，感觉这样子好像很没面子。我就只是不说话。唐朝刚同学这时候就转过身去，显然他已经决定了，我看到了一个让我感动不已的身影，我听见他对食堂大叔说，来两碗面。
当热乎乎的两碗面条摆上来，我没有丝毫客气。面是汤面，汤不显眼，没啥油水，但面薄，没有丝毫粘连，稍过软烂，正是我爱。煎煎乎乎的，里面浮荡着菠菜和豆芽，显示出了食物的巨大魅力。吃一口，咸淡适宜，美不胜收。当时我只是觉得这面条比我妈做的好吃太多了，肆意大口吸溜起来。我边吃边思量——比起豆腐脑，还是面条实在啊！以后要多吃这个面，虽然贵点，但实在。
一碗面条下肚，我已是满头放汗。放下筷子，一看唐朝刚同学的面条才吃了一半。我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一下，说这面条挺香。他看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好像觉得浪费了我的时间。他说自己肚子不太饿，吃不动。待他吃完面条，我们就去镇里，来回不到一个小时。那真是幸福的一趟路程，幸福的一天啊。我感到自己的胃从来没那么踏实过，它好像终于得到了满足。连着我的内心也变得踏实起来。我非常感激唐朝刚同学——他花了那么多钱，让我吃了一次感觉清晰的饱饭。至于同他走的那么一点路，当时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新世纪后，我们去了县里上高中，开始住校，最初一年还是要背馍。每周末回家一趟，提上饱满的一袋子，作为下一周的干粮。但那已经是另外一种生活经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