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有余、30未满的我，长在了那个香港乐坛由盛转衰的年代。
20年前，我初生，香港乐坛的遍地开花，滋养了我的整个童年。
20年后，刚长成，港乐舞台的逐渐黯淡，令粤语歌的魅力悄悄褪色。
在这频繁造星的20年，我们曾为了买到一张正版专辑跑遍港台唱片店，曾因Beyond走上学摇滚、玩乐队的道路，曾见证四大天王包揽香港乐坛4大颁奖典礼的重要奖项，也曾因为喜欢某一首歌某一位歌手，在夜深人静之时在被窝打开CDwalk，单曲循环直至酣睡。
经历了金唱片买少见少、商演越来越多的乐坛巨变，20年的今天，后港乐时代被时间洪流推着来临。眼看实体唱片被数字唱片代替，偶像派明星充斥电视荧屏，催促着我们思考，后港乐时代，香港乐坛正在经历些什么？
媒介流量代替唱片销量成为kpi
去年，屹立香港超过30年的著名唱片店“香港唱片”陆续关闭了位于*钟金**和尖沙咀的两家分店。即使是在香港有开设门店的英国老牌唱片店HMV，也开始了音乐Cafe、生活空间等方向的转型。
尽管港乐还没有到苟延残喘的境地，但是产业的下坡路已被我们从唱片市场的式微而洞悉。曾几何时以唱片销量评判一名歌手成功与否的标准，也逐渐被人们遗忘，由网络人气取代。这种网络人气，并无太多来源于数字唱片本身，而是来源于热搜、话题、曝光度等媒介意义层面的指标。在这种氛围的渲染下，加速了乐坛与娱乐圈的进一步融合，也弱化了音乐产业的专业化发展。
如今的我们即使再不舍，也不得不承认媒介随着时代的逐渐变迁，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着我们熟悉的香港乐坛。令人不禁想起，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曾经提出的“娱乐至死”的理论，随着电视和网络媒介的发展，人类将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唱片终究会成为一种情怀，而那个四大天王的时代，亦会被一代又一代的流量小生而取代，将这些自带流量的年轻人打造成适应当下社会需求的全方位艺人。
市场决定的命运
乐坛会变，市场会变，但是人的成长无法说变就变。林夕作为香港乐坛数一数二的填词人，以词句间流露的细腻情感，而为众人所周知。只是这样的细腻情感，鲜少来自后天的专业训练，而更多是童年家庭的不愉快经历埋下的种子——父亲的躁郁症令童年的林夕心情阴郁而敏感，这种阴郁敏感，令他寄情阅读，也有了借词抒怀的习惯和能力。
这些成长的背景、经历，是音乐人才不可复制的“天赋”能力。2年前一个偶尔的机会，在电台中听到《一加一》，也许是被动听的旋律所吸引，也许是被独特的声音勾了魂，马上打开了音乐app的听歌识曲，知道了音箱里那个独特声音的主人，叫Aga江海迦，是香港乐坛最近崛起的一枚新星。后来才知道她成长于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爸爸是乐队乐手，母亲亦精通钢琴，并师从舒文等著名音乐人，因此她在出道前，事实上已经有了20多年的音乐学习经验。
或喜或悲，每位专业音乐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许香港乐坛100年都难以诞生另一个林夕，但是想培养一个新生代歌手，可能已要花上20年的时间。然而，音乐市场的摇摆动荡，更有可能令许多有多重技能的音乐专业人才不惜丢掉原有难以复制的能力资本，流失到其他产业，成为乐坛人才缺失之痛。
音乐新产业模式的商业考量
音乐人无法因为市场的衰退而改变自己的经历，但在香港，唱片公司对市场的感知度却是异常敏感，随着市场变化而转变营运策略，适应度极高。出唱片的成本太高、利润太少，就以各种演唱会、音乐会、综艺演出作为音乐领域的主要业务，无论在积累人气，还是在盈利情况看来，这些业务都更为可观。只是在整个香港乐坛发展看来，这种以市场发展为导向的营运方式确实在削弱香港乐坛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其中较为明显的一点就是：不利于音乐多元化发展，并容易导致音乐人才的断层。
同样是唱片行业在衰退，音乐产业逐渐向娱乐化发展，大陆乐坛似乎有了更多新玩法，音乐综艺应运而生。从多年前的“选秀鼻祖”《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到近年火起来的《中国好声音》《乐队的夏天》，虽仍是利用音乐开发的一种新商业模式，但对传统的音乐产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反哺作用。例如《乐队的夏天》不仅令更多年轻人了解到了许多好乐队，而且更令许多坚持许久却苦无发展机会的乐队看到了一丝曙光。
另一边厢，这样的模式在香港乐坛却有点“水土不服”。香港媒体模仿大陆选秀节目尝试制作的《超级巨声》，也半红不火，令本来处于音乐人才断层境地的香港乐坛，雪上加霜。
是否音乐已被人们遗忘？我想，不是的，只是后港乐时代，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选择，仍然在探索最合适时代的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