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08-1966），翻译家、作家
1954年初，傅聪赴波兰留学，深造钢琴技艺。从那时起直至1966年离世，傅雷不间断地给他写信。按照《傅雷家书全编》的统计，十多年间，傅雷夫妇给儿子的信件多达347封。其中300余封保存了下来。
平均每个月2.5封信，频率似乎不很高。但那个年代，邮件跨国境传递本来就旷日持久，加上傅聪常去各地演出，收信不太方便。347封信已堪称“海量”。
傅雷与长子傅聪
在信中，傅雷与傅聪讨论音乐、文学、艺术，传授“恋爱经验”和“理财秘诀”，事无巨细，甚至有些唠叨。这也充分体现了一位父亲对于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的殷殷之情。数十年后，傅聪仍然记得父亲的谆谆教诲：“先做人，再做艺术家。”
作为翻译家、教育家和作家，傅雷的教诲不是刻板枯燥的。相反，他经常在书信中提到文史作品，希望这些由人类最伟大最美好的心灵创造的经典，能洗涤和锻造年轻人的性格、见识、价值观。
提及最多的，当然是傅雷的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
1912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出版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该书以贝多芬为原型，讲述了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生的奋斗，以及剧烈的社会冲突。罗曼·罗兰于191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思想家
1928年，年仅二十岁的傅雷自费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艺术理论。他先受卢梭、拉马丁、夏多布里昂等浪漫派作家影响，后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
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深受震撼的傅雷决心将《贝多芬》译出。此后，又陆续翻译了《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即罗曼·罗兰享誉文坛的“三大名人传”。
这几本书对傅雷影响深远。1962年10月20日的长信中，他还以“名人传”为例，鼓励傅聪振奋起“主观的斗争精神”，以坚持真理。
译完“名人传”才一两年，傅雷又翻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为1937年。经过多年打磨，第二、三、四卷的中译本也得以出版。1953年，傅雷又出了“重译本”。可见他对这部小说的钟爱和重视。
在译者献词中，傅雷用激情洋溢的笔调表述了他何以要翻译该书：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愿读者以虔警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型吧！
傅雷曾多次向傅聪讲解《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物和情节。他认为，这部“知识界之史诗”值得反复阅读。傅雷建议傅聪的新婚妻子弥拉（小提琴大师梅纽因之女）也阅读这本小说，将对家庭生活有所裨益。
傅雷耗费多年精力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傅雷的翻译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前，以翻译罗曼·罗兰为主；1949年后，将精力投向了巴尔扎克。傅雷甚至发愿，至少每年翻译一部巴尔扎克的著作。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经多年努力，《贝姨》《幻灭》《高老头》《邦斯舅舅》《夏倍上校》等译作相继诞生，使傅雷成为巴尔扎克作品的首席中译者。
傅雷对巴尔扎克的看重，显然出于强烈的社会关怀。法国文学奖巴尔扎克（1799-1850）一生创作90多部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多达2472个。其作品合称《人间喜剧》，深刻展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人情百态。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也深深影响了后世。
1955年5月11日，傅雷提醒傅聪：
对外国朋友固然要客气，也要阔气，但必须有分寸。像西卜太太之流，到处都有，你得提防。巴尔扎克小说中人物，不是虚造的。
这里所说的“西卜太太”，出自《邦斯舅舅》。她是音乐家邦斯的女门房，表面上，对衰老的邦斯悉心照顾。真正的目的，则是企图将邦斯的收藏品占为己有。彼时傅聪刚踏出国门，年纪轻，缺少社会经验，因此傅雷要给他打预防针。
同样的，傅雷也建议傅聪的妻子弥拉读巴尔扎克。他还特地提出了两本书：《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和《夏倍上校》。
《两个新嫁娘的回忆》，顾名思义，讲述了两个年轻女子的爱情故事。其中的路易丝，注重激情，对爱情有着浪漫主义式的理解。结果，她的两次婚姻都以悲剧告终。
有趣的是，傅雷自认“神经锐敏”，本性有些罗曼蒂克。傅聪继承了这种性格，易冲动、用情不专。因此，他屡屡写信告诫傅聪不要被浪漫冲昏头脑，而应学会克制情绪。傅雷要求弥拉读《两个新嫁娘的回忆》，也是想让她了解这一点，并有所措施。
至于《夏倍上校》，以三个中篇小说构成，描写了三对夫妇之间的悲剧故事。
今天，恐怕没几个父母会让新婚的儿女去读婚恋悲剧，傅雷却反复提示。可见他对夫妻间的相处之道多么有感触。此外，傅雷还翻译过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幸福之路》，并也提议弥拉“用心阅读”。
可惜，傅聪与弥拉的婚姻只维持了十多年。傅聪方面给出的理由是：“终因东、西方人秉性差异太大。”
1954年，傅聪被文化部选中，送往波兰深造。此时他刚满二十岁，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不足。对此，傅雷是担忧的。他要求傅聪多用中文写信，以免荒疏。同时，还不停地提点傅聪应该读哪一类书。
有两本书是傅雷特别喜欢的——《世说新语》和《人间词话》。
《世说新语》由南朝刘义庆等人编撰，记录了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傅雷认为，两晋六朝创造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世说新语》就集中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文采风流。
傅雷还进行了比对分析，认为《世说新语》的风格有点像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傅雷致傅聪，1961年6月26日）
《人间词话》为王国维的经典之作。他吸收西方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学做出了精到评价。傅雷对此书推崇备至。他告诉傅聪：
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傅雷致傅聪，1954年12月27日）
傅雷还特地寄去《古诗源选》《唐五代宋词选》《元明散曲选》等书，要傅聪“仔细看，而且要多看几遍”。因为他认为没有上百首诗和几十首词做底子，是读不懂《人间词话》的。
由于傅聪喜欢李白，表示“念他的诗，不能不被他的力量震撼”，所以，傅雷也与他讨论这位诗仙。当时傅聪在波兰老师的指导下练习肖邦，并告诉父亲，觉得肖邦有“非人世的”气息。傅雷就说，肖邦和李白有相似之处，“尽管飘飘欲仙，却不是德彪西那一派纯粹造型与讲气氛的。”（傅雷致傅聪，1956年1月22日）
对于新文学，晚年的傅雷似乎缺少兴趣。数百封家信，提及的五四作家仅有老舍，而且没什么好话。
据傅雷说，早些年很佩服老舍，但重读《四世同堂》后，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且修辞欠佳、硬拉硬扯。唯独对短篇小说《柳家大院》，傅雷认为“有血有肉，活得很”，给予了较高评价。他还建议傅聪随时看几段，用来温习中文。
老舍《柳家大院》中的插画
傅雷当年赴法留学，读的是巴黎大学，专攻艺术理论。据次子傅敏回忆，对本校的课程他并不认真，反而跑到卢浮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旁听。一有空，傅雷就泡卢浮宫，沉浸于古往今来的伟大艺术品中。也是留法期间，傅雷培养了对古典音乐的爱好与知识。
这段经历所产生的影响，傅雷后来总结成一句话：“爱美之情与日俱增”。
1934年，长子傅聪出生于上海。起初傅雷想让他学画，但傅聪很小就表现出音乐天赋。7岁那年，好友雷垣为傅聪开蒙学钢琴。9岁，傅聪拜李斯特再传弟子梅帕器为师。1953年，傅聪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赴罗马尼亚，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他演奏的斯克里亚宾《前奏曲》，感动得苏联选手落泪。
一年后，从没进过正规音乐学院的傅聪受文化部选派，去波兰深造。这让傅雷倍感骄傲。
如今的傅聪已是蜚声国际的钢琴家
傅雷对儿子的教育是全方位的——艺术、文学、性格、品德，都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他认为，傅聪如果想成为音乐家，而不是单纯的“艺术工匠”，就必须对艺术理论有一定的造诣。
为此，傅雷提议儿子阅读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的名作《艺术哲学》：
这本书不仅对美学提出科学见解（美学理论很多，但此理论极为有益），并且是本艺术通论，采用的不是一般教科书的形式，而是以渊博精神之见解指出艺术发展的主要潮流。（傅雷致傅聪，1960年10月21日）
傅雷谆谆告诫傅聪，如能彻底消化《艺术哲学》，“做人方面，气度方面，理解与领会方面都有进步”。
傅雷译《艺术哲学》
傅雷是从1958年起，花两年时间翻译此书的。此前因被打成“*派右**”，他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都不太好。他坚持译完，给儿子看当是重要动力。
译稿完成后迟迟未能出版，傅雷很着急。1960年冬，他干脆将该书第四编“希腊的雕塑”手抄出来，约6万字，装订成册，先寄给傅聪。考虑到书中神话、史迹和掌故众多，他还一一注释。
此时傅雷的健康进一步恶化，加上傅聪1958年底的“出逃事件”影响，已身心俱疲。但他硬撑了一个月。傅雷夫人朱梅馥在信中透露了当时的状况：
爸爸虽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泪（多写了还要头痛），但是为了你，他什么都不顾了。前几天我把旧稿替他理出来，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的稿子，字写得像蚂蚁一样小，不得不用了放大镜来抄，而且还要仔仔细细的抄，否则就要出错。（朱梅馥致傅聪，1961年，1月5日）
1956年傅聪曾短暂归国，与父母相处了一段时间
此外，傅雷也整理和摘抄过一些音乐家资料及音乐笔记，寄给傅聪作参考。
1964年，傅聪与弥拉的儿子出世了。傅雷夫妇闻讯十分欣喜，傅雷亲自给孙子取了个中文名字——凌霄。凌霄花于初夏盛开，“色带火黄，非常艳丽”，为傅雷所钟爱。朱梅馥则高高兴兴给小孙子织毛线衣。
然而傅雷夫妇终于没机会见到儿子、儿媳和小孙子。1966年8月12日，由傅雷口述、朱梅馥记录，他们给傅聪一家写了最后一封信。
信中不再谈贝多芬、肖邦、舒伯特，也不再谈艺术、文学、人生，文字甚至不太连贯。傅雷谈到了最近的局势，以及他们对凌霄的关爱与思念。他希望傅聪能收到凌霄两周岁的正面照，以抚慰疲惫的心灵。
信的落款处写着：“挚爱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傅雷夫妇写给儿子的信中，如此署名这是第一封，亦是最后一封。二十多天后，即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双双在上海的寓所离开人世。他们终究没能等到凌霄的两周岁照片。
傅雷与朱梅馥于1932年结婚，共同走过了34年
1981年，由傅雷次子傅敏编辑的《傅雷家书》出版，成为标志性的文化事件。三十多年来此书长销不衰，感动了一批又一批读者。
9月3日是傅雷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最好的纪念，莫过于读一读他的译作、他的家书，以及他当年向小辈推荐的那些经典。
《傅雷家书全编》，江苏文艺出版社
傅雷次子傅敏主编，为迄今收录最完整的傅雷家书
文字 / 唐骋华 编辑 / 乔如月 视觉 / 徐铭远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