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由天津大悲院移供印度那烂陀寺六十周年，那烂陀寺曾是玄奘法师赴天竺取经说法的佛门圣地。这一盛举令世人见证了玄奘法师与大悲院的千古因缘，大悲院也因此而愈发扬名域中化外。
天津向有鱼盐之利，明清时期随着漕运的发展，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又与地方上的新兴商人阶层，尤其是盐商的推动不无关系。清初的天津，出现了一批因产销制度改革而骤然致富的盐商。盐商有钱有闲，但社会地位不高;文士无权无势，生活却倜傥潇洒。暴富的盐商极度仰慕文士这种高雅的文化生活，于是纷纷附庸风雅，争揽南北名流，广交文人墨客，以致在天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圈，大悲院也就因此成了圈里的一个结点。
大悲院创建人释世高，本是一名诗人兼高僧，顺治初来天津、广结善缘，得卫守备曹斌资助，在野趣十足的河北窑洼筑室三楹，水绕禅窗，寺无蹊径，名大悲院。大悲，佛门用语，佛欲使众生解脱，悲心广大，故称大悲。世高极富文才，除日常登堂说法，常与盐商出身的骚人文士酬唱往还，并在大悲院内结单堂诗壮，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这些人都有诗文集传世，其中不少诗篇，生动真实记录了他们往来于大悲院的萍踪和大悲院的昔日凤貌。像龙震的《登草堂一层楼戏成》:“一溪秋水一鸥飞，一寺黄花一径微。一上一层楼上望，一僧独驾一舟归。”一层楼是当年大悲院后的一座建筑物，驾舟的僧人当指世高。另有首《坐草堂一层楼》:“水寺分秋色，寻僧每独游。不登七级塔，但上一层楼……”亦可见当年大悲院在诗人心目中的风光魅力。经过如此的渲染，大悲院声名远播，惹得当年大名鼎鼎的朱彝尊也情不自禁，挥毫为大悲院作记。
近代以来，天津四乡迅速城镇化，竟使大悲院野趣十足的幽僻景观不复存在。李鸿章的淮军 “环寺列垒”，大悲院遂成驻兵之所;又以“大悲”不够吉利，改名大胜寺;20世纪初，这里建起了北洋铁工厂。大悲院虽屡遭世变厄运，终因名之所至，得以不废
辛亥革命后，天津因工商业发达并有租界之设，遂成军阀政客云集之所。"去往浑无迹，青山谢世缘"，曾在政坛、军界风云一时的大佬，或慑于变幻无常的争权夺势，或厌倦尔虞我诈的混世生涯，在百无聊赖之中，开始烧香念佛，建立起不少参禅之所，争作佛事成一时风尚，大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态势。大悲院作为佛门总汇的地位，也因此契机得到巩固。
20世纪40年代，天津有复兴大悲院之举。此时恰值日本占领军在南京雨花台发现装有玄奘大师灵骨的石函，经中国佛门弟子的严正交涉，除部分灵骨被盗运至日本外，其余分别迎奉于南京、北京、天津、广州和西安各大寺院中。迎奉至津的灵骨于1945年春自北京请来，即供奉在大悲院。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印度总理尼赫鲁通过缅甸总理吴努向周恩来总理致意，恳请将玄奘大师部分灵骨迎奉至印度。经中国佛教协会研究，决定将天津大悲院供奉之玄奘大师灵骨转送至印度那烂陀寺，大悲院另辟玄奘大师纪念堂，随后又建立起弘一法师纪念堂。1983年大悲院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开放寺院。
若论始建年代，大悲院比不上国内其他古刹;若论建筑辉煌，大悲院也算不得出类拔萃。不过，几百年来，大悲院的名气，大悲院的影响，却不是一般的禅林所能比拟的。之所以如此，应与大悲院在天津的
独特地位以及大悲院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