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小学张老师
● 董志勇
那年伏天，我九岁半。大雨后，村里一户人家房山坍塌，我只穿条短裤、光着脚，正“看热闹”，三哥找来了：“走啊，小学报名去！”——“小学报名”这个词儿，在故乡蛏头沽人嘴里，既包括小学校招生“广告”，也包括适龄儿童前去报名过程。
“我不去，等十岁再去！”我往后一退，很干脆地说。——此前，隔着学校倒塌围墙，看到打铃后学生们拼命往教室跑，老师严肃地站在门口，我就替其紧张。由此，我从心底害怕上学……
“爸爸让你去的！”三哥威胁道，“不去？你自个儿跟爸爸说，反正我作不了主……”
那时每到招生前夕，老师都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回去告诉家长，有适龄的弟弟、妹妹，抓紧报名上学！”——肯定是三哥对父亲“传达”了招生信息，才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父亲脾气火爆，平时管教我们严厉，可谓“一言九鼎”……我嘴上说不去，心里却有点含糊。
三哥大概看出我的动摇，哄着给我下台阶，用商量的口吻说：“要不，咱们先去看看？不行就不报！”
在空旷的蛏头沽小学校园里，看到有一位女老师，坐在大庙改成的教室房山阴凉处，正在织毛衣。三哥走向前，恭敬叫一声：“张老师！”
张老师手不停，抬头问：“报名啊？”
三哥答应着，转过身笑着拉过我，往前推。
张老师从木椅上站起，将手里的活儿搁椅子上，捡起地上一个硬纸板夹子，打开后，把原珠笔头抵在纸上，亲切问我：“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我低着头，用脚趾剜着地皮，不敢也不愿吱声。
三哥在旁边，笑着赶紧全替我回答了。
“喜欢上学吗？”张老师大约看出点什么，盯着我，继续提问。
我又用手挠肚皮，依旧低头不回答。
就听三哥笑着解围说：“乐意上，咋不乐意上呢！”
我用眼睛余光看到三哥又跟张老师嘀咕两句什么。张老师也笑了，对我说：“行啦，快走吧！”
大约一个月后，学校开学。
我分到了一年四班。到教室一看，班主任老师恰好是张老师！
张老师教语文和算术。有时，这两节课连着，课间十分钟，她不回办公室休息，而是教我们削铅笔：将铅笔立着戳在讲台上，用小刀往下切削——如此，铅笔芯不容易折，更不会伤手指……
有时候在课间，张老师也跟学生一块跳绳，滚铁环什么的。冬天，还一块堆雪人玩，或跟我们“打雪仗”：雪球飞来飞去，师生共同欢笑声驱散了寒冷……看我站在一旁不动，她就用雪球不断轻轻砸砸我，直到我抟了雪球，奓着胆子砸她——家访时母亲跟张老师说过我胆子太小，也许张老师用这种方式“纠正”我的腼腆、胆小行为吧……
在平时课堂上，张老师随时纠正我们错误的握笔姿势，强调字不要写得太小。读课文时课本与桌面保持三十度夹角；并且时常对我们强调要一定要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
张老师还要求同学们每人做个“针线包”，带在身边。课间时间，教我们钉掉了的纽扣、补剐破了的衣裳，这让活泼好动的男生们受益匪浅……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周会课上，张老师给我们朗读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保定外围神八路》和《烈火金刚》等经典名著，走进了我们的心中……这对于我们这些不识多少字，尚无阅读能力的一年级小学生，该是多么幸运啊！后来我能写些小说、诗歌、散文等习作发表、获奖，并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年，渔村比谁家孩子最能打鱼、摸虾、拾草、织网……家长多不重视子女上学！拿我们一年四班来说，十二三岁的有好几个，比张老师小不了几岁——我最小，坐第一排！别看年纪都不小，但掌握的知识很有限。拿我来说：弄不懂“上午”和“下午”概念，只认准“早半晌儿”、“晚半晌儿”；对于桌上的钟表，只认大针儿（时针）指的是几点，不认小针儿（分针）指的是几分……故此，张老师教我们这帮学生，“劳动强度”很大。
张老师家住北塘，相距十六里，还隔着蓟运河，吃住都在学校。偏僻的小渔村，条件十分艰苦，营养跟不上，加上她工作劲头十足，除了备课、讲课、判作业外，还组织学生开展课外话动，到海边捡海皮硝、猪骨头等卖废品充实班费，并且带领学生种蓖麻……有两回张老师讲着课，就因低血糖而晕倒了……
张老师只教过我们一年，就调走了。这么多年过去，再也没见到她。老同学们相见，不免提起张老师，回忆那些往事，都说那是一个好老师！
噢，您问张老师叫啥名字？她叫张文兰！
照片来自生态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