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秋宁
来源：从军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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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时的我
我出生在南京，可我原来对南京一点印象都没有，直到很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她就带着我去了徐州，难怪我对自己小时候在南京的印象一点都没有。后来家就随着父亲的部队，一直在各地搬来搬去。除了父亲参加抗美援朝和去福建轮战那两次，家没随他一起搬。到我上小学之前，我印象中家住过江苏的徐州、安徽的蚌埠、浙江的嘉兴、上海的五角场，山东的高密、文登。母亲随父亲从大城市搬到小县城，再搬到偏僻的农村，职务就越来越低。我该上学了，家却搬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旁边，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山村的小学。进了学校一看，我就傻眼了。和以前电影中看到的学校完全不一样，没有窗明几净的教室，更没有整齐的桌椅。映入眼帘的是破旧的草房，那就是教室；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纸，屋里黑乎乎的；没有课桌，两个土坯搭起的台子，上面铺着一块木板，就是课桌了；更没有椅子，也是两个土坯搭起的矮台子，再铺块窄木板，就是座位了。到了下雨天，外面大下，教室里小下，为了排水，就在教室里挖了几条小沟，雨水就从脚边流过。雨天放学，为了少挨雨淋，我没走大门，抄近道从营区的铁丝网下钻过去，还刮破过裤子。
直到十几年后，在部队参加拉练，我背着一部电台跟王副师长一起行动，休息的时候王副师长跟我聊天，说起了这段往事，王副师长惊叹道：“我的天呀，你这个*干高**子弟，怎么上学上到我家那个村里去了。就是因为家里太穷，我才出来参加了革命。”
部队里其他领导的孩子都不在这个学校上学，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在北京军区空军子弟小学上学，是住校的，每学期寒暑假时，能回家两次。父母就决定把我也送到那里上学。北空有两所小学，一所叫育翔小学，地址在北京，条件相对好一些；另一所叫育红小学，地址在离北京不太远的一个属于河北省的小县城，那里有一个培养飞行员的航校，条件相对差一点，但也是正规的小学。由于父亲所在部队转场到北空较晚，育翔的名额已满，就只能把我送到育红去了。
母亲把我送到学校后交给了老师，老师带我去看了宿舍、教室，再出来一看母亲已经走了。我哭了吗？没有。因为从小就上长托幼儿园，这种离别早已习以为常。
很快就和同学们熟悉了，同学们都说普通话，而我一口南方话，我觉得很奇怪，他们怎么说话和我不一样呢？不知不觉中我也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口音，标准的普通话。
这种子弟学校的生活大同小异，但我们的老师你就想象不到是什么样的人了，很多人原来不是小学老师，只是因为嫁了军人，随军来到这个小县城，没有合适的工作，其中文化水平高的，就当了我们小学的老师。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姓王，原来是上海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教学能力非常强，教的特别好，我现在这点写作能力，全都应该归功于她那时给我打下的基础；我们的数学老师姓顾，她更是神奇了，原来她是在大学教心理学的，教我们小学数学简直就像玩一样。在课堂上她从来没有照本宣科讲过课，而是不断提出问题，让同学们自己思考答案，根据同学们自己想出的答案，她一归纳就是今天要学的内容，因为答案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记忆特别深刻。
所以直到中学、大学，我都觉得数学是最容易的，从来没怕过数学考试，大学的数学考试，两个小时的试题，我不到半小时就能做完，因半小时内不准离开考场，还要捱到半小时才能离开，我都到食堂吃完饭了，答题慢的同学还没答完。这点数学底子，都得益于顾老师当年的言传身教。
后来同学们学数学的兴趣就更浓了，每学期一开学，晚自习做完各科作业后，大家就自发地做起了数学题，一个月左右，就能把书本上的所有练习题、习题都做完。每人都用一个曲别针把本子别上，老师讲到第几课，就把曲别针别到那一课的练习题。顾老师感到很奇怪，就拆了几个曲别针一看，原来都做完了。以后数学课就变成了改错课，改完错后就讲科普知识，讲做人的道理。
学校的生活就相对枯燥了，没有什么课外活动，什么公园、动物园，根本就没那概念。周末郊游，那是每个星期天都进行的，因为学校就在县城的郊区，在学校周围转转，就是郊游了，该吃饭了，就回学校食堂去吃饭。有时候也到操场看飞行学员们打篮球，帮他们捡捡球，也和他们交了朋友。
以至于几年后他们毕业，有的分到了父亲所在的飞行部队，见了面一眼就能认出老朋友。搞得父亲都觉得奇怪，怎么部队刚分来的新飞行员，我也刚刚把他们认全，你就全熟得像老朋友一样了？后来父亲才知道，我和他的这些新飞，已经是好几年的老朋友了。
总没有课外活动也不是事儿，终于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早饭后各班班主任出现在校园里，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今天参观飞机和飞行表演，听到这个好消息，大伙好一通欢呼雀跃。参观飞机和飞行表演是个严肃的事，老师先讲了参观纪律，说是学校领导为了丰富大家的课外生活，向部队*长首**请示，好不容易才批准了这次参观活动，并宣布谁要是不守纪律就不让谁上飞机。于是大家纷纷表态，一定遵守纪律。
同学们排队到了机场停机坪，一架架崭新的国产教练机整齐的排列在机坪上。航校最优秀的飞行教员和机械师站在机翼旁边，我们坐在机坪旁的草地上，听教员向我们介绍飞机的性能，讲解飞机为什么能飞上蓝天，他是怎样起飞和降落的。然后机械师架好了梯子，我们一个个依次爬上去，参观飞机的座舱，机械师向我们介绍座舱的操作系统，哪是操作杆，哪是方向舵，座舱前面都是什么仪表。
参观完了，飞行表演开始。飞机起飞了，大家一通欢呼；飞机通场了，又是一阵欢呼；空*特中**技动作开始了，高难动作一个接一个，大家就来不及欢呼了，只是瞪大眼睛，都看傻了。一架飞机在空中表演，另一个教员就在地面给我们讲解，那些飞行专业术语我们听得似懂非懂，但都很认真的听着，生怕漏掉了什么，都想多记住点东西，等放假回家给弟弟妹妹们炫耀一下，给父母讲讲这难忘的瞬间。其实我们的父辈，都是飞行部队的干部，有的本人就是飞行师长、团长，我们讲这些半生不熟的飞行术语，在他们面前就是班门弄斧，但我们讲的时候，他们都好像兴趣很浓厚的在听。这次参观飞行表演，是我小学时代印象最深，也是唯一的一次正儿八经的课外活动。
文化活动也很少，有时部队放电影，要是露天放，我们就能去看；要是在礼堂放，我们就不一定能看上了，因为部队人多，礼堂座位就那么多，演两场我们就能看上，要是只演一场，我们就很可能看不上了。
1959年以前，学校的伙食很好。从1960年开始，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粮食定量了，我们小孩定量少，但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农村有句老话叫作：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就是形容小孩饭量大的。粮食不够吃，挨饿就难免了。终于有一天，一位同学因为饿，晕倒在了教室里。这事惊动了航校的领导和飞行学员们，经过研究，决定把空勤灶仅有的一点结余（因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国家也还是给飞行员，提供了较高的伙食标准，所以空勤灶还略有结余）转让给了我们这些小学生。学校也把周边的土地耕种起来，我们小学生也参加劳动，翻地、播种、除草、施肥都干过。学校还建了一个猪圈，养了两头白色的猪，同学们给那头高大一点的起了个名字，叫高白，矮一点的叫小胖。喂猪是我们学生的事，每次饭后，我们就抬着炊事员准备好的两桶猪食，走很远的路去猪圈，把食倒进猪食槽，看着猪吃食，大家心里也很愉快，也就不觉得累了。后来同学们又学会了挑担子，就用扁担挑猪食，挑还是比抬方便多了，你走累了就换我接着挑，右肩压疼了，一低头手一推就换到左肩。休息的时候大家就自发地去打猪草，很快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猪草是猪最爱吃的，就会拔很多回来，给猪慢慢吃。喂猪的活不光男同学干，女同学也积极参加，抬不动桶，就帮着拿盛猪食的舀子，提打回来的猪草。看着自己亲手养的猪一天天长大，大家都很高兴。时间长了，许多人和那两头猪有了感情。这下坏了，到了年底要杀猪了，看到猪被捆起来，放到了案板上嗷嗷直叫。常去喂猪的几个女生都哭了，她们哭着说：“求求你们了，别杀它行不行，你们看它多可怜呀。”但猪还是被杀了，吃猪肉的时候，那几个女生早就忘了为猪求情的事，和大家吃得一样香。
尽管那时常挨饿，大家一样苦中作乐，没事就讲讲笑话，开开玩笑。有一天大家都觉得很饿，就开玩笑说，咱们把某某杀了吃了吧。他听到后也不生气，只是面部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别吃我，我得过肝炎会传染，吃了我，你们都会得肝炎的。你们还是另外找个人吃吧。”当场把大家都笑翻了，因为谁都知道他没得过肝炎。
后来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伙食就慢慢好起来了，大家也不再为饿肚子发愁了。
那时同学们的家都离学校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一年能见到两次父母。记得有一次写作文，题目是：上学路上。我就写了这么几句：早上起床，洗脸刷牙，去食堂吃完早饭，就到了教室。晚上自习，王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这哪是作文啊。我说我每天就是这样上学的啊。王老师启发我，你们上学的路和别的学校的同学不一样，不是每天走一次的，你们是一学期走一次，而且一路上要坐火车转汽车，路上要走好几天，要经历很多事情。回去好好想想，别怕困难，你把这些都写出来，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出一篇很好的作文，明天交给我。那篇作文后来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作文的内容早就忘了，但上学路上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
除了第一次是母亲送我去的学校，以后就都是警卫连的叔叔送我们上学，接我们放假了。每次要开学了，警卫连都会挑选一名老兵，先挨家挨户到各位*长首**家，收路费和途中的伙食费、粮票，还有一学期的学费、伙食费。到了出发的那天，接上我们先坐汽车到火车站，再坐火车去省城，到了省城再换车去北京，到北京后再换车去学校所在的小县城，下车再步行好几里路，才能到学校。有一次，在省城买不到去北京的票了，警卫员把我们几个放在了火车站，告诉我们原地等他，别乱跑，他就走了。过了好几个小时，我们都饿坏了，他才气喘吁吁的跑回来，看到我们都在，一个也没丢，他拉着我们流下了眼泪，赶快带我们去车站餐厅吃了饭。原来他把我们交代给了车站的服务员，就步行了很远的路，跑到了军部所在地，找到了军*长首**，汇报了我们的情况，军*长首**又安排管理处设法联系铁路局领导，说明了我们的特殊情况，铁路局领导动用了机动的指标，我们才拿到车票。警卫员叔叔又担心买不到票，又担心我们擅自行动会走失，那他的责任就大了，当时我们只看到他流下了眼泪，并不知道他心里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以后接送我们的任务都是他承担的，他也有经验了，每次走之前，他都事先请司令部和军部联系好，请军部帮我们订好票，等我们到了省城车站，他凭介绍信到窗口取票，这样就顺利多了。
他最后一次接我们放暑假，父亲考虑到他年底有可能要*员复**了，就和其他家长商量，让他带我们在北京玩两天，我们一起玩了故宫、劳动人民文化宫、动物园、颐和园，我这才第一次开了眼界，原来北京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那时父亲他们都是很廉洁的，所有这些费用，都是自己出的，包括警卫员接送我们的路费。我就亲眼看到过警卫员在接回我们后，拿着票据挨家挨户找夫人们报账。母亲和其他阿姨从来都不看帐，只要警卫员说出数字，就该多少是多少，多退少补。
看了碧野丹星的博文《对批评、质疑的集中回复——关于我的文章*队军**大院里的小学生》感触颇多。
是的，我们上的是子弟小学；我们学校里，衣食住行都有专人管理；看起来是很特殊，可我们为什么会特殊？我们愿意特殊吗？请问：
有谁愿意小小年纪就离家千里去求学？
有谁愿意小小年纪就半年不能见爹娘？
有谁愿意小小年纪就要自己独立生活？
有谁愿意小小年纪就每天挑猪食、打猪草？
有谁愿意小小年纪就生病时自己躺在冷清的宿舍里，望着天花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能默默地独自流泪。
有谁愿意小小年纪就从没去过公园、动物园，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郊游”。
有谁愿意小小年纪就为一篇《上学路上》的作文只能写出20个字而苦恼。因为每天上学的路，只是宿舍到教室那一条走廊，连书包都不用背。
受这样磨难的只能是我们，*队军**的干部子弟。因为我们的父辈肩负着保卫祖国的重任，为了祖国的安宁和领土完整，他们要转战祖国大江南北，顾不上照顾自己的子女，只能把我们送到子弟小学。我上小学的这几年，家搬过两次我都不知道，只是到了寒暑假，我不和原来同路的同学一起走了，而要和另一路同学同路了，这才知道搬家了。
但我们从没有后悔过，直到现在我也认为，这段上子弟小学的经历，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这就是我们的特殊，有谁愿意，我情愿和他换换。如果你受过的磨难比这多，你质疑我们，我愿洗耳恭听。否则，请免开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