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原徐沟县大寨村人，现属徐沟、清源两县合并后的清徐县。家乡地处晋中平原，汾河东岸，土地比较肥美，人们也很重视教育。我们大寨村的小学校在村东头的真武庙里，有七八位老师，其中有几位是来自太原国民师范或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校长是张鹤庭先生，我的学校在十里八村都拥有较高的声望。真武庙集聚着二百来名朝气蓬勃的学生，村里有什么事很快在学校就传开了。省里村里来的人都到学校转转，国家大事和许多新鲜事物都会首先从这里传播开来。
我上高小是在1935年暑假到1937年暑假，这段时间，正是日寇加紧侵略我国的时候。这两年我受到了抗日、民主两种思想的熏陶，对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6年春，红军东渡到山西境内，晋中平川也轰动起来。阎锡山早就大*反造**共宣传，群众互相传言：朱毛红军要过来了！有钱的人往省城、县城躲，普通人家等着观望，穷苦人家暗中欢庆。学校里议论纷纷。一天上午，村里人们吵吵：红军要来了！我父亲是村里邻居们推举的村东头的闾长，邻居们来家询问怎么办？我父亲说，你们就在家不用出来了，我出去支应着看吧。我和弟弟感到新奇，上房躲在女儿墙的垛口角上观望。一会儿，看到穿着灰色军装的队伍进村了，一部分在真武庙外休息，一部分进了村东头街两旁住户墙外休息，有一些拉着战马在街上遛马。一会儿我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我们说，这支部队人家根本不进户，借用水斗饮马，非常客气，老乡长老乡短的亲热称呼，用点草料还照价给草料钱，过去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军**，自带干粮根本不吃咱们的饭。乡亲们听了，心里踏实了。这些红军在村里一再宣传，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打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在村里待了半天就集合起来，整整齐齐地开走了。这件事对村里影响很大，大家都说，红军原来是这样好的队伍，有这样的队伍，咱们就有希望了！这一下，阎锡山原来宣传的那一套*共反**言论就不攻自破了。
1936年底到1937年初，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县里来的村政协助理员不断来学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二姐夫高重生，是成成中学的高中学生，也相跟些同学来村里，在我们学校发表讲演，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给我们带来些进步书刊。他爱好绘画，带来鲁迅先生的木刻和版画，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1937年2月左右，比我高一班的五位同学，杜守信、王兢业、张清、赵连陞、张耘，突然秘密出走，参加了牺盟会。这件事极大地震动了我和一些同学的心。“七七”事变后，太原城的不少有钱人乘坐马车或人抬着座椅经过我们村里往晋南逃难。我们村有钱的人家也躲到城里去了，不少有车马的人家也带着行李逃到西山避难去了。村里人心惶惶。日寇进村时我们家里人就都躲到地窖里去。一路上我看见有许多国民*党**败兵溃退下来，渠道里还有些伤员不能行走，伤势严重，无人管理。老百姓说，仗打败了，阎锡山早就带上白洋、金银财宝逃跑了。那时还有一句民谣，火车不如汽车快，坐上飞机上五台。说明他跑得快。
我们村里素来好谈国家大事的杜大爷，大家起绰号叫 “疯福常”的。有一天，他从村西头到村东头，在人多的地方高喊：“不做*国亡**奴！”、“*倒打**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后面跟着不少学生和村里的小孩子，把全村都轰动了。我、梁秀卿、梁素卿、梁月娃四个女孩子经常聚在一起商量，我们能为抗日做些什么。我们多羡慕去参加牺盟会的五位高年级同学啊，一起离家出走，去延安抗大学习，成了我们几个人心中最大的秘密和最神圣的心愿。1937年阴历八月十五，日寇的飞机轰炸了太原市、娘子关，忻口战争吃紧，太原成成中学搬迁到清源县，积聚了晋中各县进步的中学生。我二姐夫和他在阳兴中学念书的弟弟高铭生决定跟随以成成中学为中心组成的师生抗日游击队上西山抗日，对我们震动很大。他们路过大寨村，队伍整齐，步伐一致，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村里人都十分钦佩。可是我们这些女孩子家里不放，我们心里都要急死了。
1937年冬日寇侵占太原，逐步采取各种手段招抚在晋中一带的阎锡山游击队，到1938年秋末，在国民*党***动反**派曲线救国论的蛊惑下，一些阎锡山的游击部队投降了日寇，改编成皇协军，分别进驻晋中各县，进驻徐沟县城的是乔效曾的第一支队。此时，抗日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在清太徐、榆太祁这一带经常活动着八路军游击队，西山是肖劲的独立营，东山是张子祥的独立营。派驻我们大寨村小学的*产党共**员，团结带动学校的进步老师进行抗日活动。我们几个高小毕业生，也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活动。在日寇到我们学校进行奴化教育时，我们就组织学生不去听课，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反抗。老师刻印传单，我们去散发。有一次，两位老师组织我们正在刻印抗日传单，在渠堰上放哨的同学跑回来说皇协军和日本鬼子来了，当时，老师迅速地把传单分给了我们几个女同学，让我们藏在身上。不一会儿，皇协军进了学校叫我们站队，喊立正报数，有个日本鬼子叽里咕噜不知道说啥，看来是要搜查的样子，老师和我们都捏了一把汗。正在这个时候，在学校门外巡视的警备队队长吹起了紧急哨声，并喊着快集合，有紧急任务。这时皇协军们匆匆忙忙地跑到校门外集合去了，又听见队长喊西面有情况，赶快出发。不一会皇协军就开走了。好险啊，要不是吹哨子集合，我们的传单就被搜出来了。事后才知道警备队队长叫贾同，是我们地下工作组的副组长（贾同，革命烈士，一九四一年秋，由于汉奸告密被日寇逮捕并惨遭日寇杀害，年仅二十八岁，其母、妻子以及七岁的儿子同时惨遭日寇杀害）。
1938年夏末，八路军工作人员来我们家乡汾河两岸开展革命工作。记得是在秋天枣子红了的时候，我们四个女同学正在枣树下秘密商量怎样逃走，达到一心想去延安抗大学习的目的。突然发现我二姐夫八路军高重生从南边渠堰上走过来。他是按照临走时和他妻子的约会从西山回来接我二姐上山抗日的。他怕日寇发现，不便进城就住在我们家。他给我和弟弟讲述革命道理，教我学习新文字，阅读用新文字编写的《我是工人阶级的儿子》和一些进步的杂志、刊物，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产党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坚决抗日的，我们要拥护*产党共**、八路军。我把这些革命道理牢牢记在脑子里，并不断地转述给我的同学们，使我们大家都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1940年春，清太徐妇救会主任王恒芳来到我村，宣传教育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秘密发展妇救会会员，并在我村秘密地建立起妇女救国联合会。组织上根据我的表现，要我担任了大寨村妇女救国联合会秘书。有了组织的领导，我们有了明确的方向。我组织大家一起开会，按照上面布置的任务，积极开展工作。白天教妇女识字，上文化课，进行抗日救国和妇女求解放的教育；动员妇女做军鞋、交公粮、发传单等工作。妇女们抗日热情高，保质保量地做军鞋，晚上我们把做好的军鞋收起来送到指定地点，很好地完成了支援抗战的任务。我还按照组织的安排成功地掩护八路军恒芳姐进徐沟县城进行了秘密活动。在革命的锻炼中，我逐渐地成长起来。大寨村离徐沟县城只有七里路，白天日本鬼子经常到村里来抢东西，强迫学生学日语，进行奴化教育；晚上八路军进村开展工作，有时八路军大部队夜宿大寨村，村内经常秘密住着八路军工作人员。大寨村对敌斗争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
1940年秋，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震撼了华北大地，抗日斗争已成燎原之势。我和张鲁是在徐沟县东北关一带抗日组织中相识的。当时他在清太徐教育工作委员会工作，张鲁和高重生经常在清太徐一带活动，我家就成了他们的落脚点。晚上回来给他们开门、放哨、照顾他们吃饭就成了我的特殊任务。张鲁刻蜡板、印传单都由我来当助手，他刻得蜡板文字工整，字迹清晰、漂亮，很使我羡慕，我觉得他是一位优秀的抗日战士。在交往中他介绍了他的家庭，他父亲因抗日被日寇枪杀，他哥哥贾同以警备大队长的身份为我*党**工作，还谈了他想去前方抗日杀敌*仇报**的心愿。1940年10月至1941年初春、我们从相识到相知。这年冬天，经过二姐、二姐夫的介绍，这中间我们又去徐沟城他哥哥家见过了他母亲、哥哥和嫂子，以家乡习惯来说我们就算订婚了。
1941年，日寇加强了对占领区的统治，形势恶化，给我们工作增加了困难。根据形势的变化，组织上确定了我们去晋西北，我俩很高兴，离去延安抗大学习的愿望不远了。可是我母亲不放心，不愿放我们走，后经过请求说服，按照我母亲走前必须先结婚的意见，1941年阴历三月中旬我俩结婚了。没几天就接到了紧急通知，两三日内地方干部随部队上山。临走之前，张鲁很想去看他哥哥贾同，但由于日寇、汉奸活动猖狂，不宜进城。自从他父亲被日寇枪杀后，贾同和他家人的行动更加引起了日寇的注意，张鲁未能前去。我临走的前一天去县城看望了二姐、二姐夫，同时也看了哥哥贾同，他叫我转告张鲁：一、希望你们上山积极参加抗日，二、最近时局紧张你们要注意安全，三、我现在处境非常困难，如有机会我会把队伍拉出去上山参加抗日。四月的一天下午告别了家乡，他母亲把我们送到了村边，含着眼泪说不出话来。张鲁没有回头，谁知这一别就成了张鲁和他母亲的永别！晚上我们随部队过了汾河，通过了日寇的多处*锁封**线，从交城边上进山，到达晋西北首脑机关所在地兴县。张鲁被分配到晋绥文联工作，我在*运民**干部学校短期毕业后，分配到了晋绥边区师范学校学习，从此我的革命路程翻开了新的一页。
智仁简历
智仁，女，汉族，原名张守敬，山西省清徐县人，1923年7月出生于清徐县大寨村。是张鲁的（原名贾坚）妻子。1940年9月参加革命，1946年7月加入中国*产党共**。
“七七”事变前毕业于本村高等小学。在校时受教师、亲友的影响，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救国活动。*共中**领导的清太徐地区抗日斗争展开后，于1940年9月在本村参加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担任村妇救会秘书。1941年4月调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晋西北抗战学院、晋西北*运民**干部学校学习。1942年1月在晋绥边区文联做收发出纳工作，1943年3月至1945年9月，先后在晋绥边区师范学校、晋绥边区*党**校二部、实验学校学习。后任兴县抗联妇女部长。日寇投降后调绥蒙区集宁县财政科科员、绥蒙区集宁县老平地泉完小教员。由于形势的变化，1946年10月调晋西北兴县第一完小任教员、晋绥边区土改工作团团员等；后任*共中**兴县县委妇委书记、妇女救国联合会主任。1949年初调绥运省省委青委任秘书、办公室主任。建国后调内蒙军区区政治部任青年科长。1952年5月转业调*共中**内蒙古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处任处长，1953年至1958年9月任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58年至1966年任*共中**内蒙古*党**委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其中：1963年4月临时抽调到内蒙古*党**委五反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1964年11月至1966年10月随监委领导临时抽到包头内蒙古*党**委城市社教领导小组（也称城市四清总团）任办公室综合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调内蒙*党**委宣教口*革文**办公室工作（自治区*党**委决定城市四清总团全体干部从包头抽调到内蒙*党**委宣教口*革文**办公室工作）;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监察组副召集人；1968年2月至1968年9月内蒙古革委会办公室一组组长。1968年10月至68年12月在专案办公室受批判。1969年1月回到内蒙*党**委监委参加*革文**运动；1970年2月至71年6月随机关到唐山中央办的学习班学习参加*革文**运动；1971年8月在内蒙第二毛纺厂体验生活（实际上就是劳动锻炼）；1974年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直到1983年8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