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在中国历史上，十六国时期维持了一百多年，期间出现过大大小小二十多个政权。前秦苻坚败亡后，四十余年中原的大势，仍是东部的鲜卑与西部的羌氐所建立的国家的对峙。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从落后状态崛起的拓跋鲜卑经过几代人的锐意进取，最终统一了北方（439）。
拓跋鲜卑的兴起
拓跋部属鲜卑族三大分支之一，自称是黄帝二十五个儿子之一的后裔，自不可信。南朝则传说汉代李陵降匈奴后，单于以拓跋之女妻之，“胡俗以母名为姓”，故称拓跋，这一传说亦系伪托。
经史家考核，知其原居今东北黑龙江一带，后逐渐南移。窦宪大破北匈奴后，匈奴西迁，拓跋族徙入匈奴原住地，与留下匈奴部族十余万众混同，皆称鲜卑，拓跋由是渐盛。后汉末年，鲜卑势力渐浸而南，已达今山西北部，时寇掠汉疆，已有“控弦士马二十余万”。以后鲜卑势力日益壮大，但并不得志于中原，箭头指向北方发展。
“五胡乱华”初起，并州刺史刘琨欲借其力以对抗刘渊，乃请晋廷封鲜卑首领为代公，旋升封为代王（314），数传至什翼犍始开始汉化。盖什翼犍曾为质后赵达十年之久，深受汉文化影响。338年，什翼犍返国为代王后，任用汉人燕凤等人制法律、定制度，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开始发展农业生活。376年，苻坚伐代，什翼犍战败而死。其孙拓跋珪于淝水之战后，纠合旧部复国称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拓跋珪时年十六岁。
拓跋珪先翦灭北方独孤与贺兰，两部皆为鲜卑与匈奴混同而成的部族。拓跋珪灭独孤与贺兰后掳获甚丰，得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声势大振，立时成为后燕的威胁。慕容垂早已称帝，与后秦角逐中原并未得逞，乃欲先剪除来自拓跋珪的威胁。395年，慕容垂命太子慕容宝率领精兵八万进攻北魏，拓跋珪采用坚壁清野的政策，避免决战。俟慕容宝忍受不住塞外酷寒而撤退时，拓跋珪以二十万骑蹑其后，大破燕兵，俘虏燕军四五万人，后悉数*杀屠**。次年慕容垂亲征北魏，虽占其重镇平城（今山西大同境），但无法消灭北魏主力。慕容垂因病退兵，死于途中，拓跋珪乃乘势南进，攻占今河北、山西等地，定都平城，即皇帝位，史称北魏道武帝（386—409在位）。
马上得天下，不以马上治天下
拓跋珪称帝后，竭力任用汉人，常于后燕降人中擢拔人才，如贾彝、晁崇等人。贾彝被俘获后，被拓跋珪重用为骠骑大将军，参与国政。又如王猛之孙王宪，亦受委任。《魏书》所载此类魏晋以来大世家留居在中原之子孙，参与拓跋珪政府，为地方*长首**、太守者，人数很多，均足以证明北魏虽开化很晚，但锐意吸取中原文化以求改进，确实不遗余力。史称拓跋珪即位为皇帝后：
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
一个在草原游牧文化中长成的悍将，能于军事胜利后，立即接纳中原文化，求贤若渴，政府干员“悉用文人”，实属难能可贵。这正是以马上得天下，而不以马上治天下的至例。北魏能统一北方，结束“五胡乱华”时代，并非偶然。
道武帝死后，北魏太宗即位。太宗天性醇厚，且能承继父志，虽对北漠用兵，仍不忘文治。他“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凡是“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先贤世胄”“可为人师者”，均“各令诣京师，当随叙用，以赞庶政”。他经常免民田赋，曾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百姓足则君有余，未有民富而国贫者也。”抱着这种态度治国，与“五胡”之恣行劫掠，不可同日而语。这位十分重视民生疾苦的皇帝，是中原复苏的契机。
解除柔然的威胁
太宗长子拓跋焘即太武帝（424—452在位）。据说拓跋珪很喜欢这个嫡长孙，曾说“成吾业者，必此子也”。此言后来被应验，整个北方果在太武帝之时统一（439）。
北魏太武帝在统一北方以前，最大的工作是去除来自柔然（又名蠕蠕）的威胁。《魏书》称柔然为“东胡之苗裔”，柔然人自称“先世原由，出于大魏”，大概也是鲜卑族的远支。柔然在西晋末年脱离拓跋氏，逐渐向西北发展，进入匈奴及鲜卑的旧地，形成拓跋氏北方的强大部族。5世纪初（拓跋珪时），柔然征服漠北的高车（匈奴的后裔），领土扩张到今蒙古国及中国*疆新**北部，成为强大的游牧国家，国王称“可汗”，常与北魏有战争。柔然大檀可汗在位时，柔然与北魏大战，围太武帝于云中（424），以内部有变，始解围而去。
五年后（429）太武帝欲雪云中之耻，亲征柔然。大檀可汗率族避太武帝之锋，但太武帝“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度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虽未歼灭柔然主力，但柔然庐舍牛羊损失重大。原来归附的高车族人，杀柔然统治者而投降北魏者三十余万口，北魏又将大漠东部的高车人数十万驱至漠南，加以控制，从此柔然一蹶不振。大檀可汗恚恨而死，其子继为可汗，与北魏和亲，一如前汉故事。柔然的威胁并未完全去除，以后虽仍有战争，但自高车降魏后，柔然实力受损过大，北魏太武帝于449年再次亲征柔然，“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自后柔然不再南侵。
重用北方通儒术者以治国
北魏太武帝重用的汉人很多，崔浩是最突出的例子。史称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拓跋珪时崔浩即任郎，以工书，常置左右。太宗时更宠信之，崔浩“常授太宗经书”，并教以《易经》、《洪范》五行之学。举凡军国大事，太宗莫不咨询于崔浩，并常说：“唯此二人（另一人为周澹），与朕意同。”
太武帝即位后，对崔浩更是信任有加，常私幸浩第，更“引浩出入卧内”，宠遇甚隆。太武帝召见高车新降将数百人，指着崔浩对他们说，尔等视此人懦弱无力，但“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我所打的胜仗，“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他并下令诸尚书：“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咨浩，然后施行。”历代君主对臣下之畀重，未有逾于此者。崔浩官至司徒，权位已达极峰。后来崔浩虽因修《国记》，“务从实录”，开罪了鲜卑人而惨死，实际上是因他权势太大，开罪了皇太子，太武帝死前一年将他杀死。崔浩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说明拓跋氏重用北方通儒术者以治国的策略。
整顿农耕，复苏经济
北魏太武帝（424—452在位）于439年灭北凉之后，已完全统一北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像前秦苻坚一样急忙率兵征服江南，而是一心一意整顿农耕，解决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这是“五胡乱华”后，中原得以复苏的契机，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枢纽。
北魏在未统一中原以前，即鼓励百姓“人生在勤，勤则不匮”。举凡畜牧、耕织、工商等，凡足以增加生产、充裕物资之事业，北魏政府无不竭力倡导。政府甚至分发耕牛、农具给缺乏农具的农民，在耕地上标明耕者姓名，视其收获，“以辨播殖之功”。在这种政策的促进下，中原由安定而趋向繁荣。
经过百余年的屠戮、瘟疫、饥荒与流离（到江南），中原的人口减少了很多。后汉末年中原地区约有五千余万人口，到北魏时估计约有三千余万人，人口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中原地区称得上地广人稀，荒芜的田畴触目皆是。
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即位后不久，因牛瘟之故，生产受损，乃下令人人均须加倍努力耕稼，并规定成年人每人“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勿令人有余力，地有余利”（477）。这便是“计口授田”的“均田制”之发端。
颁布遗泽后世的均田制
孝文帝十五年（485），孝文帝采纳主客给事中李安世之言，下诏“均给天下人田”，这个自孟子、王莽以来的儒家理想终于得以实现，而且推行了两百余年。
均田制的大要是将田地分为“露田”与“桑田”两类，政府将它们分别授予百姓。民年满十五岁者，政府授露田四十亩，露田即不植树的耕稼之田，妇人二十亩，年老及身没则归还政府。同时授桑田二十亩，每亩之上植桑树五十，枣树五，榆三；不宜植桑树者，授“麻田”十亩，妇女减半。桑田均世业，可传之子孙，因农民住宅均建在桑田上。桑田可以自由买卖。所属奴婢不分男女，一律每人授三十亩露田，年老及身没亦归还。“丁牛”（即可耕田之牛）每头授露田三十亩，唯以四头为限，以四年为期。
受田者对政府所纳的税称曰“调”。已婚夫妇岁帛一匹、粟二石；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岁纳帛四分之一匹、粟五斗；奴婢岁纳帛八分之一匹、粟两斗五升。赋税比诸当时惯例，每亩纳税六斗约轻百分之六十。此后虽略有增加，但仍很受百姓欢迎。
实施均田的先决条件是清理户籍。自“五胡乱华”以来，百姓为了逃避苛繁的赋役，多荫附于豪强门下，被称为荫户。或“假称入道，以避课输”。但事实上豪强的保护费也很重，甚至“倍于公赋”。下均田诏之前四年，北魏政府已有整顿户籍的命令。“隐口漏丁”，一一附实。众人自豪强的征敛下解脱出来，成为均田制的受惠者，“于是海内安之”。
494年孝文帝*都迁**洛阳，以雄厚之国力重建古都。据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时期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一片富丽堂皇；而“百姓殷阜，年登俗乐”，百姓尽享歌舞升平的生活。均田制的开花结果，于此可窥其一隅。
六镇变乱爆发后，高欢与宇文泰各拥一个傀儡皇帝，建立新政权，史称东、西魏。后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北齐于577年为北周所灭，三年后杨坚代北周，中原分裂了四十余年复归统一。
【摘自：《中华史纲》 李定一/著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图书信息
书 名：《中华史纲》
作 者：李定一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书 号：978-7-229-13410-5
出版日期：2019年6月
定 价：98.00元
★ 华语世界公认的中国通史杰作
★ 钱穆弟子李定一教授三十年倾力巨著
★ 简练而深刻、好看有温度，兼具史才、史学、史识
★ 一开读就放不下的中国通史入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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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华史纲》是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创作的中国通史杰作，起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记叙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变迁。
作者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创始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以司马迁式的典雅简练文笔，对几千年的史事进行了浓淡分明的叙述，虽为史纲，但“简得其当”。
对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者皆能从独特的角度阐发新颖的见解。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师生的士风中，探讨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汉化”的原因；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片鸦**战争爆发的缘由等。此外，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史实”，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汉、五胡乱华、大运河的修建等，他都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分析与判断。如此等等，至足彰显他独特的思辨史观、高远的历史格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学会思考和品味历史的意蕴。
作者简介：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知名教授，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专精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邵循正等名师。毕业后由钱穆先生推荐，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哲史研究部担任研究助理。
1946年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韦伯斯特曾经指导费正清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求学期间，于伦敦、巴黎与罗马教廷所藏图书档案中多方探求史料，奠定了其日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独具一格的基础。
1953年整理一百五十余万字中国近代史手稿，抽绎要义，以精辟的论史方式显现多年史学研究心得，完成《中国近代史》一书。此书颇受史学界重视，英译本于1970年出版。
1955年成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为保存前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与知名学者包遵彭、吴相湘等共同编辑《中国近代史论丛》两辑十八册。
1956年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指导该校中国近代史博士班学生的学术研究，且开始注意近代中美外交史问题。
1960年，《中美外交史》（第一册）出版。
1963年，应钱穆先生邀请，赴香港任教，担任香港中文大*联学**合书院历史学系系主任，1966至1968年兼任文学院院长，与严耕望、全汉昇、牟润孙、罗香林等知名学者一起，为香港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69年后定居加拿大。曾于1971年至1972年到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阅读中美外交档案。
1976年，应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之聘，返回台湾任教。
1978年，修订出版《中美早期外交史》。
1986年，从构思到完成历时三十余年之久的《中华史纲》出版。
李定一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史德”，即对历史要秉持客观、持平的态度。作为教授，他是学生眼中“有个性的历史学家”，他讲的课是学生追捧的名师之课；作为历史作家，他用慧眼考察史事，使一般读者均能获得巨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