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美国可以说是文明的先驱、自由的灯塔、正义的化身……这些人想当然地认同美国的普世价值，推崇美国的所作所为。即使全世界都认为美国的做法欠妥、做得不对，他们也会找出各种理由为之开脱、洗地，甚至会说服你认同他们的观点。他们只选择看见他们想看见的、只选择接受那些能佐证他们观点的部分。仔细想来，这种做法与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简直是如出一辙。
前几天，有一篇题目叫《中国的“公知”为什么那么崇美、恐美？》的文章，分析了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崇尚、害怕美国的原因：一是这些人大部分毕业于八九十年代某些大学的文科专业，科学知识的缺乏导致了他们的愚昧无知；二是性格自私狭隘，在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怨天怨地怨国家；三是改革开放后长期被西方*脑洗**，已经成为精神上的美国人；四是因为我国的某些方面尚存一些缺点和不足，导致这些人迷恋美国。作者分析的比较精辟，这四个原因我也都同意。但我想说的是，中国这些知识分子崇尚美国、恐惧美国，其原因恐怕并不只有以上四个，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沉积在一小撮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里。不分析这些因素、不找到他们的精神本源，就不可能重新找回他们的自信。
近代中国受到的第一个“一万点暴击”就是*片鸦**战争。*片鸦**战争（包括第一次与第二次）的影响并不只有割地、赔款、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那么简单。它直接粉碎了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摧毁了他们的皇权自信、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基础；同时也让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一个强大的西方世界。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不向他们学习、不能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以后还有可能被其按在地上“摩擦”！于是从1861年开始，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开始了，而这一年恰好也是美国内战的开始。
美国内战打了4年整，到1865年美国已经恢复了南北统一，确立了北方大资产阶级在美国的统治地位；废除了奴隶制，虽然黑人并未因此取得和白人一样的、平等的权利，但却从此有了公民权和选举权，这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扫清了道路。而开始于1861年的洋务运动，则是一波以“自救”为目的，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工企业为手段的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洋务派们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企图通过“师夷长技”来达到一镇内乱、二图 中兴之目的。然而，三十多年的“师夷长技”却在1894甲午之年，被弹丸之国日本打回了原形。战争的经过毋庸赘述、战后的影响不必再言、战败的原因不需分析，我们只说这一战对晚请的摧残和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震撼。
纵观自唐已降中日之间因朝鲜而起的历次 战争，你会发现1894年甲午之战是那么的特别。早在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中日之间在朝鲜就有过一次对决。唐将刘仁轨以少胜多、以微小的代价在朝鲜白江口重创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为平定朝鲜的战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日本数百年间不断派遣唐使向唐朝学习，并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再也未敢向中国开战；到了1592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年间，日本经过了近一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在大陆梦想的刺激下，丰臣秀吉调集了15万大军入侵朝鲜，并打算以朝鲜为跳板来征服中国。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大军，明朝却只派出了辽东悍将李如松带领3万辽东铁骑和1万戚家军来入朝作战。可就是这四万人，硬是把据守坚城平壤的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打的狼狈不堪、抱头鼠窜，以伤亡两千多人代价歼敌11300多人。到了1598年，面对丰臣秀吉15万大军的卷土重来，明军又一次上演了以少胜多的戏码，从而扼杀了日本侵略朝鲜进而征服中国的野心。
1894年，朝鲜因为东学*党**起义而向清朝求援。这时的日本已经经过了明治维新，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大陆政策”。面对朝鲜的乱局，日本*队军**却不请自到，开启了又一轮的、实现大陆梦想的图谋。1894年7月开始的甲午之战，其结果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无比可怕的。彼时洋务运动已经搞了30多年，北洋水师早已船坚炮利成为亚洲之最，但最终仍然是全军覆没、割地赔款。这对清朝的统治者、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对于普通民众的民族自信都是无情的、毁灭性的打击。*片鸦**战争挨了西方的打，我们学习他们的技术、按照他们的经验办企业，我们有了大炮洋枪、火车轮船，可为我们为什么还被人家打的狗头喷血、满地找牙呢？从此之后，自汉唐以来建立的心里优势和民族自信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谁能可以欺负、谁都可以践踏、谁都可以呼来喝去的晚清！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之流的知识分子粉墨登场，他们意识到之所以仍然被人家打的没脾气，是因为清朝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工商体制等方面都出了问题，要想维新图强，必须做到启民智、开言路、求大同。于是到了1898年，便有了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前后，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目的，先后使用了三种“*器武**”。
一是启迪民智。胡绳在《从*片鸦**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写道：“他们看不到‘民生艰难’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而认为主要是‘民智不开’，需要他们来引导和启迪”。为了启迪民智，戊戌变法前“维新派”通过报刊把他们的思想诉诸社会，广泛地影响群众、左右舆论。同为维新派的严复在《国闻报》之缘起中说：“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梁二人退走国外，同样为开民智而操心费力。1902年，梁启超发起了小说界革命，把开民智的希望寄托在了“小说”之上。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
纵观这一阶段的波诡云谲，康梁二人不管是寄希望于报纸，还是小说，无非都是想通过这些手段，让国人能够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片鸦**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说：康有为、严复和其他维新志士都明确地主张，要找出救过的途径，必须向西方学习。他们所说的“西学”，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维新派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做衡量的标准，使他们痛感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和腐朽。
二是广开言路。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维新人士认为皇帝因为言路不开，所以下情不能上达，皇帝也选不到真正的人才。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第三书中写到“夫中国人主之权，雷霆万钧，惟所转移、无不披靡”，康认为只要皇帝“引咎罪己”，然后对大小官员、严行赏罚，再擢用新进人才，并且下诏“求言”，那么“立刻天下雷动、想望太平、外国变色，敛手受约矣”。这种说法放在现在，看起来确实有些可笑。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康有为等人是企图通过广开言路而达到让统治者接触到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任用具有“西学”思想观念意识的改良派人士，也就是他们自己。
三是求其大同。康有为有一部著作叫做《大同书》，这本书他写了很多年，直到1913年才公开发表——此时康有为已经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派。他在这本书里指出当时中国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然后才能进入“太平世”，即大同世界。他认为在大同世界里，没有阶级之分、没有贫贱之别，“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社会主义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毛*东泽**同志曾经在《论人民民主*政专**》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不管戊戌变法的结果如何，也不论康梁之流变法的目的到底为何，当时他们提出的观点、采取的手段可以说是震惊中国的，至少可以说是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也正是为啥经过近一百多年的传承、至今在少数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仍然存在崇尚美国、崇尚西方思想集体无意识的根源。这个我们一会再说，先看看这时候的美国在干什么。
1894年，就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美国已经完美超越了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国。到了1898年新兴的美国已经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建立起了一支较为强大的海军。1898年5月1日，也就是戊戌变法前四十天，美国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在102天的时间里，美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和攻占了西班牙在美洲和亚洲的各个殖民地，拉开了美国大规模海外扩张的序幕，使之成为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世界强国。
同样是1898年，同样是一百天，在一百天的战争胜利后，美国朝着美国人理想中美国扶摇直上；大清却在一百天的变法失败后，坠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深渊。之后的历史进程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了解：八国联军又给大清来了一轮“贴地摩擦”、1911年清王朝灭亡走向共和、1919年巴黎和会继续挨欺负、“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军阀大混战、1931年日本侵华带来中华民族的十四年血战、1949新中国成立、1978改革开放之后的40多年忍辱负重兢兢业业走上民族复兴之路……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片鸦**战争时候的每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有的地方学的对，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有的时候学的有些误差，就导致了目前一些知识分子不正常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次被西方列强欺负给中国人心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和难以磨灭的心里阴影；一次一次失败引发的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强化了西方的先进和强大；一次一次学习西方之后又被西方*躏蹂**，摧残了一些人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甚至作为人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当时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不正常、不理智的现象。胡绳在《从*片鸦**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谈到康梁等维新派崇尚西学时说：“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兴起。对于这些，代表中国初起的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是完全不能了解的……他们一律地都是以幼稚的学生的态度唱着‘西学’的赞美诗，把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包括其社会政治制度说成是至善尽美！”
康有为成为坚定保皇派之后发表的《大同书》，描绘了美妙的大同世界，给出了大同世界的具体内容和做法，勾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蓝图。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为他提供大同世界样本的，竟然是当时的美国。《大同书》中是这样写的：
“凡扫尽阶级而人类平等者，人必智而乐、国必盛而治，如美国是也”
老实说，我幼时虽胡乱读书，但对大部分历史中的东西都会思考一下其有无复杂背景和深刻内涵，但我读到康先生这句话时，却实实在在地觉得他真是可怜、可笑、可悲。康有为从1904年开始游历世界，1905年2月进入美国，到1911年之前大概有5、6年的时间生活在美国，也许正是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让他把美国当成了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作为一个留美经年的知识精英，对美国社会观察和理解不可能如此粗糙和偏颇，说到底还是想借美国的例子，表达自己的意思、实现自己个人的某些目的吧。这就和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是一个意思，无非是变法失败之后的“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而已。
然而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崇美、恐美正是以此为滥觞。在20世纪初期，几乎在科学技术、哲学、文学、美学等等等一切的一切，都以向西方学习为荣，并且不加思考、毫不反思，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西方是一个统一的、先进的西方。程文超在《1903：前夜的涌动》一书中说：“这就是中国20世纪初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在西方为楷模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基本上奉行的是一股脑的拿来主义，而且‘拿来’的基本上又是西方18、19世纪社会、文化理论资源，这个源头可以大致归纳为一种理性的、启蒙的传统。而在西方社会文化内部，一直存在着对现存秩序的质疑、批判的传统。”你看，不管你内部如何，我就是觉得你好。
1911年辛亥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同样也进入了一个大乱斗的时代。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可以说是人家消停的时候，中国在打仗；人家打仗的时候，中国在打仗；人家休养生息、加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在打仗……二战爆发后，中国更是不能幸免。在1911到1949年的38年时间里，在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被笼罩在先进的、民主的西方的光环之下，当然这只是他们自己包装出来的而已。每一个和中国交往的西方强国，不管是交好、还是交恶，都是为了利益。旗帜可能不同，手段别无二致，其中以美国为最！
黄见德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一书中说：“20世纪初，中国人在于自己的古典传统决裂、试图通过现代化的进程与西方的历史文化相衔接的同时，望到的其实只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一个背影。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表现出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强烈的社会政治功利性”。虽然这是在讨论哲学问题，但却实实在在写出了20世纪初中国对于西方学习不正常的现象。说到这儿我们基本上可以找到某些知识分子的崇美根源了。那么持续了近一百多年的、向美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造成的某些知识分子的这种不正常的倾向，该如何破除呢？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