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逆全球化”与通货膨胀高企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那么，全球化及其趋势的逆转是否会影响通货膨胀水平及其形成机制？过去40多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金融、社会开放以及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商品和服务贸易，跨境资本、技术和信息流动大幅扩张，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形成“大融合”趋势。伴随技术进步降低运输和信息沟通成本，专业化分工日益精细，全球产业链成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繁荣的重要载体。全球化大幅提高了世界各国商品供应的多样性，也大大降低了各国商品的价格和家庭消费的成本，压低了全球物价，推动了全球通货膨胀持续走低。然而，近年来由于中美贸易争端、英国脱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全球化趋势出现停滞甚至逆转，主要表现为从全球化转向区域集团化、从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全球价值链从基于效率的准则转向基于安全的准则，影响到全球经济发展和分工模式，造成技术创新的成本、商品的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上升，推动全球的物价水平上涨。可以说，全球化推动下最为显著的经济特征就是高增长与低通货膨胀，而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则是低增长与高通货膨胀并行。

二、研究发现

谭小芬、王欣康和杨雅涵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5期的论文《全球化与通货膨胀》构建了包含163个经济体在内的全球化综合指标体系，将其纳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研究全球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及背后的逻辑机制，并进一步评估“逆全球化”对全球通货膨胀的驱动作用。研究表明：

（1）瑞士KOF经济中心提出的传统全球化指数具有指标体系完备、样本覆盖面广以及数据可得性强等优势，能够较为直接地比较不同国家（地区）在全球中的排名情况，但是其均匀分布的标准化方法忽略了各经济体开放程度的不平衡，应用于实证研究会引入度量误差与回归偏误，本文运用对数逻辑分布拟合策略对其进行了改良。

（2）全球化具有非线性通货紧缩效应，随着一国（地区）全球化水平的提升，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表现为先减弱后增强。以参与全球价值链为标志的贸易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趋势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信息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则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趋势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贸易全球化还会提升各国（地区）通货膨胀周期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敏感性，并通过贸易网络形成各国通货膨胀周期的联动。

（3）“逆全球化”冲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本轮全球高通胀。自2020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以来，“逆全球化”造成各国总体通货膨胀平均上行1.75%，核心通货膨胀平均上行1.69%，“逆全球化”抬升了通货膨胀中枢，而且价值链参与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承担了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

三、研究启示

（1）坚定推动全球化，促进高质量对外开放。本文的研究发现，“逆全球化”伴随着高昂的转型成本，表现之一便是其显著的通货膨胀效应，这一结论为中国坚持全球化战略提供了依据和支撑。在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与美欧断供制裁等逆境事件下，全球经济面临滞胀风险，部分经济体通货膨胀水平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成为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避免全球通货膨胀中枢趋势性抬升。具体举措包括：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加入RCEP等区域一体化协定，积极对外开放。

（2）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逆全球化”潮流伴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出现，扭曲全球生产和贸易模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对各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高的经济体将承担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为遏制物价上涨，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猛踩刹车以治理通货膨胀，增加了各国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对于中国来说，将不可避免地承担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基于此，中国可以在RCEP等框架下，建立可持续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并且尝试在WTO、IMF以及G20等平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信息全球化逐步成为引领现阶段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应以信息化和数字化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其嵌入全球化进程中，成为信息全球化的拥护者和引领者。

（3）支持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妥善应对全球供应链风险。近年来，中国部分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部分企业生产成本飙升。高成本导致高通货膨胀和低增长，而成本的降低依赖于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调整，以及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战略性布局。对此，一是应重视加大对前沿领域核心技术创新的支持，形成财政资金、社会资本、企业三方对关键产业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同时优化项目监管，营造良性竞争的创新格局。二是妥善应对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潜在风险，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短期应尽可能增加关键进口品来源国的多样性和备选渠道，长期则要降低产品生产所依赖的关键进口品的种类数量，增强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三是坚持底线思维，评估极端状况下需要承受的经济动荡与物价波动，加快“卡脖子”领域科技创新和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补齐短板，统筹发展和安全。

原刊于：《中国工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