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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问题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以来的全球热门话题之一。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

他认为,随着文明之间均势局面的改变,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逐渐形成,国家或民族会围绕着他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将会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

与此相反,2001年,中国学者彭树智在《论人类的文明交往》一文中首次提出“文明交往论”的观点。他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既包含着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层面的友好交往,也有不同层次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们在不同的交织与碰撞中,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国力达到鼎盛的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中西交往非常活跃,不仅延续了汉朝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安西入西域道,还在唐中叶以后开辟了通往波斯湾沿岸的海上贸易往来航线——广州通海夷道。

海陆交通的便利吸引了众多域外人士来华经商、求学等。同时,唐王朝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最终,在不同文化的交融碰撞下,唐王朝的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的多元化特点。

阿拉伯帝国因其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成了沟通亚欧大陆的桥梁。众多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不断往返于亚欧大陆之间,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往。

阿拉伯地区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历史悠久,据现有资料记载,二者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张骞出使西域。东汉时期,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就已抵达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地区伊拉克。

唐朝时期,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往有了更进一步地发展,先知穆罕默德曾鼓励过他的弟子们 “你们求知吧!哪怕它远在中国”。同时,据《旧唐书·大食传》记载:“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未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

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是见于中国史料中的第一次与阿拉伯帝国的使节交往。自此,阿拉伯帝国与中国交往更为频繁,自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的148年中,阿拉伯地区遣使至少达40次。

同时,这一时期,同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随着版图的扩张,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领土和利益的争端,甚至上升为军事战争。

公元751年,为争夺在石国的利益,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爆发怛罗斯战役,此次战役以大唐帝国的失败而告终,极大削弱了其在西域的影响力,阿拉伯帝国乘机东入,中亚诸国及我国西北地区也因此开启了伊斯兰化的进程。

此外,为平定“安史之乱”,大唐帝国曾向阿拉伯帝国借兵讨伐,战争结束后,一部分阿拉伯士兵返回本国,另一部分阿拉伯军士在华留居。留居下来的这些军士成为首次大批留华的穆斯林。

公元801年,在同吐蕃的渡泸之役中,唐军俘获吐蕃、大食等联军2万多人,并将其安置于川、滇一带,自此,四川、云南等地就有了穆斯林的活动踪迹。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也使得穆斯林商贾“住唐”人数大增。

据统计,在唐德宗时期(公元780-783年),长期在长安一地居住的胡客就已达到4000人左右。这些“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

众多穆斯林来华,不仅在经济上使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密切,还在文化上不断融合。其中,不乏才能出众者在学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后宾贡及第,成为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进一步交往的有力推动者。

宾贡科最早设立于隋朝开皇年间,作为与明经和秀才同等的新科目而存在,是进士科的源头。隋炀帝时期,宾贡科到进士科进行了变革,自此,进士科一枝独秀。

唐穆宗长庆初年(公元821年)重新设立宾贡科,这次宾贡科主要是针对来自新罗、渤海国、大食、波斯等外国才能出众者报考所设。直至明初,宾贡科依然存在。最早以宾贡科登科的是新罗留学生金云卿。

在《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中有“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 8 ]的记载。宾贡科的设立为大唐帝国吸引了众多的海外学子,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这些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宾贡科学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直接从域外而来,一类是在华穆斯林的后裔。

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大食人李彦升在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的推荐下参加考试,进士及第。《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录唐人陈黯在《华心》一文中云:“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

这次及第还引发了华夷之辨,众多中国学子认为李彦升的宾贡及第皆因卢钧的推荐所致,并且对卢钧推荐行为充满质疑,认为李彦升来自异域,无论是长相还是习俗都与中国迥然不同,不能同中原王朝保持一心。

中原王朝人才济济,难道都不如异域之人?华夷之辨的本质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也是自然经济时期文明交往的主要特征之一,突破了血缘、部落的限制,形成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交往主体,注重本体利益而轻视其他。

这次的华夷之辨就是在自然经济时期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交往时,贵中华,轻夷狄,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表现。针对此事陈黯作《华心》进行反驳,在文中,他指出:“常所宾贡者不得拟,或曰:‘梁大都也,帅硕贤也。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民。

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岂华不足称也耶?夷人独可用也耶?吾终有惑于帅也。’曰:‘帅真荐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若卢绾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石单之忠赤,其华人乎?繇是观之,皆任其趣向耳。今彦升也,来从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帅,帅故异而荐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之化。’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华心》。”

有人虽生于中原,但所行之事却有悖于国家利益;有人虽来自海外,所做之事却有利于国家。因此,评价一个人是否有华心,不在于外貌与习俗是否相同,而在于对中原王朝是否有发自内心的文化与心理的认同感,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以中原王朝的利益为重。

李彦升的宾贡及第,也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友好往来的结果。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中自述:“实得人百之,己千之。观光六年,金名榜尾。”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历经6年苦读,才在18岁宾贡及第,这说明唐代宾贡及第的难度之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

李彦升能在第一次举荐时就宾贡及第,这也可以推测出,他虽来自异域,却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样才能在礼部的考试中顺利通过。

李彦升对中华文化了解与掌握的熟练程度,也证明了通过官方和民间的频繁交往,中国的文化也随之传向阿拉伯帝国,并在其社会有一定影响力 。同样,国力强盛的大唐帝国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欢迎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学子们加入国家的建设中来。

元朝对来华穆斯林的宽容、优待,推动了伊斯兰教在华的兴盛,同时,也促使了来自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在中国内地广泛定居,并不断与汉人通婚。大批域外穆斯林的到来为回族的形成提供了人口来源。

来华的穆斯林们在中国科举、任官、经商等,不断汉化,因此,出现众多有影响力的汉化穆斯林。如赛典赤·詹思丁,其原为中亚不花剌人,随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历任陕西、四川、云南等行省平章政事。

在云南任官期间,其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协调民族关系,重视文化教育,从而加深了中央朝廷对云南的控制,为元初政治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深受民众爱戴。这些人物的出现,推动了回族的形成,也提升了整个社会对回族的接纳与认可。

明朝时期,在政府同化政策的影响下,具有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种特性的回族、撒拉族、保安族等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少数民族形成。

从7世纪至今,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往已历经千年,双方有过和平的商贸文化往来,也有过动荡不安的战争冲突,但总体来说,友好交往一直是两种文明交往的主旋律。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在2013年,习*平近**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逐步成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双方在互派留学生、开设孔子学院、互相举办文化年以及合作拍摄电影、举办摄影展等人文交流领域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些活动的开展是对古代两种文明交往的传承,既有助于加深双方民众的相互了解、拉近两种文明的距离,又能促使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关系更为稳固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