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休人爱吃面，打记事起，七十多年来，不知道吃过多少碗面，唯独五十四年前在平遥县石城公社果子沟村郝俊大叔家吃过的那碗面牢记心间，那碗面香喷喷，沉甸甸，不时在梦中浮现。
那是一九六九年，我已在村里当了三年农民。那几年我扑倒身子，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由一个文弱的初中生变成了满身农气的“愣后生”。
这一年中秋节前的有一天，收工回家的路上，孙嘉凯说：“马上要到中秋节了，趁着队里农活不紧，管得不严，咱们到平遥果子沟带果子去吧，肯定能赚几个好钱。”嘉凯比我大七八岁头脑活泛，精明干练。此话得到了孙儒杰的附和，儒杰和嘉凯年龄相仿，辈份上却是嘉凯的远房侄子。那时农村市面上还没有苹果只有槟果，我也觉得是个好主意。回家和父亲商量，父亲年轻时有走街串巷做买卖的经历，同意让我出去闯荡，我把槟果带回来，父亲出去卖。
那天，我骑着家里前些年三十来元钱买的那辆很不一般的自行车，三个人一起上了路。我的自行车很不一般，车龄比我当时的年龄大多了。车外胎不是一般车的黑颜色，而是红色，已经磨得花纹全无，光溜溜的，个别地方甚至露出了橡胶的里衬，打了垫胎。这是一辆日本货。人们叫“二六型”小架架，比当时的国产“永久牌”、“飞鸽牌”、“白山牌”和“红旗牌”自行车小了一大截。接近后来流行的女式自行车的尺寸，是日寇侵华时还是什么时候进入我国，倒了多少道手流落到我家，不得而知。倘若它会说话，问个明白，肯定能写出一篇情节跌宕起伏的短篇或中篇小说。
没有铃铛和前后刮泥板，更没有车闸。紧急制动时，只能伸脚到前叉处、用鞋底抵住前毂轮摩擦刹车。总起来说，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在一个段子里说的那种，除了铃铛不响，哪里也响的“哈塌四散”的破车。令我感到十分看不顺眼和不太舒服的是，这个车的车把，不像国产车是一根钢管两头翘起再弯下来看着顺眼，双手把住也很舒服。而这个车把是一根钢管两头弯回来直接形成了平头车把，看着很不顺眼，把着也不舒服。
当时外出做小买卖属于“投机倒把”行为，被发现会受到批判和打击。为此，天不亮就起床，胡乱吃了一点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为自己二十来岁时的勇气吃惊，冒着被打击的风险，骑着这样一辆破车，车后绑了两只篓子，带了十来块现金跟着嘉凯和儒杰，向我村的东南方向，距离远在百八十里外的山区——平遥县果子沟大队而去。
从介休境内的北辛武、南辛武、董村、霍村、张兰、田堡、北贾进入平遥境内的杜村，再过梁赵村、七洞村、到了段村镇，跨过平遥到沁源的公路进入南北狭长的一条大沟，向南爬坡好几里，来到了果子沟村。我们打听到出售槟果（平遥叫苹卜，介休叫果子）的第二生产小队队长好像叫郝俊。郝俊大叔当时大概有四十多岁的样子，留着短发，身高足有一米八〇，腰板挺直，面方口阔，给人一种憨厚朴实的印象，浑身透出一股干练的气质。
郝大叔领我们到槟果树下直接交易。以每斤八分钱的价格，三个人装满了六个篓子的果子。嘉凯和儒杰的自行车好，装得就多，咱的自行车不行，不敢装得太满，也就装了百十来斤。装好果子，过秤结算付款后，树下有跌落的果子，我们三人各自都捡拾了几斤，另行装起，没有算钱，郝俊队长什么也没说，当时我就感觉此人厚道。
装好果子，吃了干粮，喝了点水，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正准备返程时，传来了坏消息。说是果子沟供销社，为了完成统一收购槟果任务，保证国庆节太原市场供应，在出村口处不远设了路卡，凡是进入果子沟村购买果子的小贩一律没收处理。果子沟村出入只有南北一条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听说有的商贩已被截住。我们三人只好把装好果子的自行车推到路边的隐蔽处藏起来，等天黑伺机而动。
等了好几个钟头，月亮刚探出山头，天空若明若暗，也就是月色朦胧之间，估计守卡人员已经撤离，孙嘉凯、孙儒杰在前，我紧跟在后，把自行车推到路上。他们车况好，年龄大，力气大，控制力强，跨上自行车，带着果子顺着下坡大路向下走去。我跟在后面，刚踏上我的破车就左右摇摆，把握不住又没车闸，车子向右边的深沟冲去，情急之下，赶快双脚踏地，主动地把车子放倒。这时车子已倒在接近二十米深的沟边，后面篓子里的果子已经骨碌碌地向沟里滚去好几个，真把人惊出了一身冷汗。再不敢往上骑了，把车子扶起来，推着往下走。就在快接近路卡时，听到我的二位同伴已经被守卡人员截住，双方正在言语交涉。见此情况，我还颇感庆幸，赶快悄悄地推着果子返回原地，又把车子隐蔽起来，坐在了路边的圪塄上。估计我的同伴还会返回，我耐心等待，静观动向。
不出所料，过了一阵，他们二人推着空自行车上来了。我问他们什么情况？他们说，果子已卸在卡点，让他们回供销社过夜，第二天天明上班后再做处理。当天晚上我守着自行车和果子，在果子沟村邻近大道的村边过夜。刚入夜还不算太冷，夜空中明月高悬，繁星点点，听着不时传来的村民们归家的关门声和犬吠声。我产生了远在他乡、有家难归、孤苦伶仃的悲情愁绪。开始感到少有的孤单。
夜越深，这种孤独感越强，特别是在听到了不远处高低起伏，黑黢黢的山岭中传来了山鹊还是野鸡好像是被食肉野兽扑杀时发出的十分凄厉，十分瘆人的数声悲鸣时，我的恐惧感陡然而生。后半夜，凉意渐浓，穿着单薄，只能找背风处坐一阵，再站起来走一阵，以此来抵御寒冷。带着的干粮已经吃完，肚子也开始闹意见，头脑中思虑着天明后会是什么情况？这个不眠之夜显得是特别漫长。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惊悸不安”和“饥寒交迫”；也深切地感悟到了人生的艰难。当时凄凉的心境至今回想起来还想掉泪。
好不容易捱到天明，我早早地盼着嘉凯和儒杰从上面的供销社下来。等到八点多钟，才见他们两个骑着自行车飞快地下来。我站在路边的圪塄上吆喝他们，想知道到底什么情况？该咋办？只见嘉凯嘴里不知嘟囔了几句什么，我根本无法听清，就从我面前一闪而过。
这样留下我一个人不明就里，也不敢贸然行动。我的同伴是否还返回来？路卡还有人截，肯定是走不了，只好再等着。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我的同伴仍不见影踪，真是“事到如今好为难”，心中十分焦躁。饥肠辘辘，只能隔一阵啃几口果子。这时郝俊大叔收工回家吃饭，看见了我，问我怎么还没有走？我简单诉说了情况。他没有多说什么，就对我说:“吃饭时啦，先到家吃口饭吧。”这对我而言当然是雪中送炭、求之不得。
他家不远就到，住的是砖圈的窑洞，家中的摆设和我们介休一带类似，当间是疙瘩柜，两边是衣箱，疙瘩柜面上似乎还摆有座钟，两面是带花的细瓷茶叶罐，这在当年是殷实之家的气象。
家中只有老伴一人，老伴个头不高，不胖不瘦，精精干干，正在生火做饭。郝叔吩咐多做上我的一份饭。郝婶点头答应，开始舀面做饭。只见她十分麻利。不一会就和好两块面，一块大面是高粱面，小面是一块白面，只有大面的四分之一左右。然后把白面擀开，把高粱面包上，用手在案板上熟练地轻揉，直至均匀地把高粱面全包起来，然后又擀薄，用刀切成菱形，这就是我们介休平遥一带常吃的包皮面斜旗旗。郝婶的操作过程真可谓行云流水，不大功夫，饭就做好了。
看着郝婶做饭，我一边在想，郝叔领我到他家吃饭，郝婶还按上客招待，在家我也很少吃上“包皮面”啊！那个年代，我们村汾河水地也就每人能分五六十斤小麦，白面很缺，果子沟是山区旱地，白面肯定更缺，何必这样费心呢？饭煮好后，郝婶先给我捞了满满的一碗，碗是深圪洞带花的细瓷大碗，这碗不常见，比我家的粗瓷大碗讲究多了，端起来沉甸甸的。盐、醋、辣椒调料一应齐全。事后，我常常估摸这碗斜旗旗换算成面粉，怎么也有四两。木讷如我，也不会客气一句，端起大碗“滑叽咕噜”狼吞虎咽，不大功夫就风卷残云，吃了个干净，婶子又照拂我喝了面汤，还问吃饱了没有。我心里十分感动，却是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会说。吃过饭，起身告辞，郝俊大叔还把我送出门外，安慰我说：“不要着急，等供销社路卡人员撤离后再走。”我就急急忙忙去照看我的自行车和果子去了。
从郝叔家吃过饭，又等了一阵。约莫已是下午三四点钟，还有百十里地要赶。思前想后，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只好听天由命啦！我带着果子来到路卡前，守卡人员把我截住。说在果子沟私自购买果子是破坏市场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让返回上面的供销社过秤收购。谢天谢地，幸好不是没收。在生产队树底是八分钱一斤买的，供销社是五分钱一斤收购，一下子损失了三块多钱。
三块多钱，在现在根本不算什么，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字。那时候不少生产队工值很低，每到年终兑现，只能领到一人一元的人人钱。有的生产队连一元钱也发不出来。一分钱一块糖，二分钱一盒火柴，头等猪肉八毛三，二等猪肉七毛五，群众向供销社卖一个鸡蛋五分钱，就是当时的物价水平。当时大部分群众收入很低，就我们村、我们队还不算太差，但年终决算一个工值也就五六毛钱。三块多钱相当于五六天的劳动收入。
将近两天时间，跑了百十里地，受了那么多罪，就地损失了三块多钱，当时我心里的酸楚实在难以言表。
收购完我的果子后，时间已经不早。我恹恹地骑车离开了果子沟村。出了路卡走了一截，发现路边还有出售槟果的摊贩，不过贵一点，是一毛钱一斤，我想一毛钱买回去还有赚头。“堤内损失堤外补”，不能空车回去。于是用剩下的六七块钱，又买了六七十斤果子，骑车原路向家里赶去。
回到村里，见到嘉凯和儒杰，问他们为什么抛下我不管。他们说，那天一早供销社让他们从路卡把槟果带上去收购，他们就有偷跑的打算，急急忙忙到了路卡，把篓子绑好后，见守卡人懈怠，就带着果子一溜烟跑得没影了，哪里还顾得上管我？我说，你们真够朋友！大家哈哈大笑。
由于一斤槟果带回来能卖两毛多钱，有利可图，后来我们还又走了一趟。但再也不敢进果子沟村。只是在附近交通十分不便的董家庄——公家不管的地方买了些槟果。嘉凯和儒杰确实赚了几个好钱，而我也多少赚了一点。
人生如梦，转眼就是五十多年。这五十年来，不管我身份如何变换，工作和环境如何变动，我都经常想起郝俊大叔和大婶，想起那碗不同寻常的“包皮面斜旗旗”。
八七年我从乡镇调回县委农工部工作后，知道当时在政府办公室工作的郝培信同志是果子沟人，我向培信打听过郝俊大叔的情况，不知是我提供的线索有误，还是什么原因，无果而终。
二零零二年我离岗休息后，我的原工作单位“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发展和改革局”。新任副局长郝士彪同志也是果子沟人，我又和他谈及此事，托他打听，也是没有下文。
五十多年前的一碗面，留给我一份温馨的记忆，留给我永久的滋养和温暖，教我如何能放得下？如今我已七十多岁，忆旧成癖，不由得经常想起郝俊大叔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最饥渴的时候，接济我的那碗“包皮面斜旗旗”。夜深人静之时，大叔大婶仁慈的心肠和深厚的情意使我辗转反侧，也为无以为报而抱憾至今。
【作者注】本文写作中，得到了省作协会员田孝士、冀成武、介休作协会员陈全等同志参与指导和多次修改，由中国作协会员、原市文联主席许建斌同志最后把关修改定稿。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
赵启明 ，山西介休孙家寨人，生于1950年，退休干部。喜爱文史，偶尔写点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