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人文学者该如何平衡介入公共议题和象牙塔之间的张力？我们该如何捍卫一个不偏不倚的立场？我们能从托尼·朱特的思想遗产中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托尼·朱特的思考又带当下这个民粹崛起的时代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托尼·朱特是当代最重要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一直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关注和深入研究而闻名。托尼·朱特的特点在于，他关注的问题非常多元。他不光是一个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对现实有很强关注的思想者。他格外强调，我们要从20世纪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中，汲取服务于当下的思想资源，在政治生活中贯彻伦理道德，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当下的世界真的如托尼·朱特所期待那样变得更好一些了吗？
托尼·朱特：在失去思考的年代，如何保持对时代的清醒
托尼·朱特（1948-2010），战后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国内译有他的《责任的重负》《战后欧洲史》《事实改变之后》等作品。他不仅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很有现实关切的思想者。
1月6日晚，三辉图书和建投书局举办了“失去的世界与混沌的当下：历史记忆如何帮我们理解世界”的讲座，请来了*京大南**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东欧思想专家景凯旋，《事实改变之后》译者陶小路和书评人维舟，一起从托尼·朱特文本出发，谈一谈历史记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下这个愈显混沌的世界。
“当事实改变以后，我的观点也随之改变”
托尼·朱特：在失去思考的年代，如何保持对时代的清醒
《事实改变之后》，托尼·朱特著，陶小路译，版本：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月。
《事实改变之后》的译者陶小路认为，“切题性”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一本历史著作的寿命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一般历史学家讨论问题也和当下会有比较远的距离。
而托尼·朱特的“切题性”体现在哪里呢？首先，这体现在“历史学家何为？”的问题上。我们到底为什么读历史？一个历史家的责任是什么？简单地来讲，就是为了去破除神话，去质疑主流的叙事。用罗新教授的话来讲，我们读历史就是要去做一个反叛者，用丰富的事实作为*药弹**，然后来击破种种流俗、浅薄和愚蠢的探讨。
其次，“切题性”还体现在技术时代人文学者该如何自处的问题上。在技术时代，人文学者在逐步退缩。因为我们花更多时间跟手机里面各种各样的APP打交道。由于技术进步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公共空间的讨论被切碎掉了。大家在微博或者在网上基本很难好好说话，几乎一上来就会掐起来，这是因为大家都在用情感来做出判断。大量自媒体写各种各样的像当年黄色小报似的文章，目的都是为了去煽动大家的情感。人文学科在这样的时代该怎么样恢复？或者说，该如何为这个问题做贡献，让大家有个更好的讨论环境？
再次，“切题性”还体现在介入公共领域和学术生产的张力上。托尼·朱特花了很多时间在《纽约时报》《伦敦书评》《纽约书评》等英美主流媒体报刊，大量地撰写对社会问题的评判文章。这种判断与学术之间有着巨大的张力。学界同仁会认为，他用大量的时间在做公共问题讨论，有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学术生产。事实上，这没造成什么损伤。
最后，“切题性”还体现在他如何捍卫中间立场上。托尼·朱特的个人英雄包括加缪、泰勒、奥威尔和凯恩斯。跟他的个人英雄一样，他们都拒绝让自己深情拥抱某种信念。因为他们都看到20世纪的种种灾难，他们试图去论述一种有原则性的、中间的、不极左也不极右的现实观察，踏踏实实地去讨论问题。
托尼·朱特：在失去思考的年代，如何保持对时代的清醒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
对此，维舟表示赞同。他说，有一个人曾经嘲讽凯恩斯，说好像你的观点比较多变，你怎么来解释这一点？凯恩斯说，当事实改变以后，我的观点也随之改变。托尼·朱特特别喜欢这句话。他的思想不是凭空从一个理论框架中推断出来，他所有的认识都是从事实出发的。当这个世界不符合我的理论框架时，他不会把这个事实歪曲掉，去适应这个框架。所以，如果事实改变了，认知也会随之改变。包括他对现实问题的很多看法，其实都跟他本身的一些深切的历史认知有关。
东欧与英国对托尼·朱特的影响
托尼·朱特本人的身世非常复杂，他父母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他本人长期对于东欧研究非常关注，他在美国时，本身就是中东欧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实际上，早期美国的中东欧研究是由欧洲的一批难民逃过去后创立起来的。与此同时，他也有写过像《未竟的往昔》和《责任的重负》两本分析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书，尤其是分析他们在战时的态度。所以，在维舟看来，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他的书，我们可以发现他很多观点很像一个19世纪的英国人，如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从托尼·朱特的出身和经历来看，景凯旋认为他更像以赛亚·伯林这样的人物，甚至他的思想都有一点像以赛亚·伯林说的“狐狸型”。事实改变的时候，想法也会改变。他不是用一种先验的，或者说是固定的世界观来引导自己，而是尊重事件本身存在的现象。
托尼·朱特：在失去思考的年代，如何保持对时代的清醒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
托尼·朱特和以赛亚·伯林都是英国经验主义熏陶出来的，所以他强调事实，而不是价值。但并不是说托尼·朱特没有价值。在1948年左右，以赛亚·伯林到前苏联见到了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并与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对于他后来的所有研究，不管是对于德国浪漫主义的研究，还是对于欧洲自由民主主义的研究，或者“两个自由”的概念，都有着非常大的启发。
而托尼·朱特也是这样的。托尼·朱特属于“68一代”。什么叫“68一代”？他是1948年出生的。在1968年，法国有左翼学生运动，当时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就是萨特和波伏娃。在美国，学生运动又结合了反越战因素，大学生们要烧毁图书馆，要批评自己的导师。米沃什到美国当老师时，有一次学生就拦住他的路说，让开，你们这些被宠坏的中产阶级的子女。他是从东欧来的，他知道这样的颠覆性对于一个社会是不好的。在80年代，托尼·朱特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到捷克去了。他开始学捷克文，并在文章里讨论米沃什和科拉科夫斯基。而他们两个，和以赛亚·伯林一样，都受到东欧的影响，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对世界价值的关怀。
所以，托尼·朱特批评大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他的欧洲史没有写东欧。而在《战后欧洲史》里，托尼·朱特就专门谈了东欧的问题。景凯旋举两个小例子来说明他的价值关怀。第一，他讲了1945年的一个细节。库斯特勒，还有当时的波伏娃，几个法国巴黎左岸知识分子总是认为，法国是世界知识时尚、思想时尚的中心，东欧也把他们看成是中心。就在这个时候，加缪突然冒出一句说：“如果黑格尔、尼采是错误地误导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该怎么办？”这个对景凯旋冲击很大。而且托尼·朱特说，萨特代表着进步主义和左翼思潮，他继承了传统的法国思想。而当时，加缪恰恰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也说明托尼·朱特非常强调这一方面对他的影响。
托尼·朱特：在失去思考的年代，如何保持对时代的清醒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
另外，托尼·朱特的回忆录《记忆小屋》里有个细节，写了一个铺床工人，她是一个劳动妇女。有一天，她突然看到大学生裸体在外面欢闹，这个劳动妇女就认为，他们是在*辱侮**她。当然学生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她从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出发，认为这样太不尊重人了。托尼·朱特专门写了这个情节。我们可以发现，在托尼·朱特的历史学著作背后有着强烈的道德感，这个道德感是东欧知识分子给他的启发。
维舟认为，东欧的知识分子普遍对于道德感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关注。托尼·朱特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他的左翼是体现在对人类进步的信心上，他认为人类是有希望变得更好的，这种信心跟保守右翼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保守右翼更加倾向保留原有的传统，不急于改造人类本身，也对于这种改造能否变得更好持有一种迟疑的态度。
此外，托尼·朱特坚持要给人提供一种有尊严、体面的生活，这是19世纪非常典型的英国思想。他的思想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慢慢倾向于福利、福祉，这实际上是基于他对历史的认识出发的。他认为，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改革以后，在欧洲和美国所导致的是没有限制的资本主义。这种超级资本主义使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大，很多人没有办法保有自己有尊严和体面。
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讲，他对于国家或者人类社会，是抱有一种伦理期待的。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历史研究，但实际上有着非常深的现实关怀。这跟19世纪英国所浮现出来的思潮是很有关系的。他认为，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生活在底层的人早晚有一天会站出来发出声音说，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在托尼·朱特2010年去世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特朗普的上台，包括在欧洲的种种现象，某种程度上都证明了他的判断。
但是，值得深思的一点是，他的想法是预测对了，但最终世界的发展，并不是像他所预期的那样。这个世界贫富差距的确拉大了，美国贫民的愤怒，最终选出来的不是一个能够推动福利国家、为每个人提供更加有保障生活的人，而是选出了特朗普这样一个右翼。而且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往民粹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