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重合围下的右卫城宛若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连远在京师的嘉靖皇帝都能感觉到绝非一时泄愤的纵骑掠塞。贪功好利的宣大总督俨然已经成为了大明王朝北部边防的最大缺口，至于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原委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右卫城下，苍头河畔，那段斑驳的旧城墙，是大明王朝无法忘却的长城记忆。
有人居然把辛爱黄台吉的女人给拐跑了。
辛爱黄台吉是谁？蒙古俺答汗的长子，“凶狡无赖”。其骁勇善战，所领士马更是雄冠于蒙古诸部，“北边畏之”。
对于部落首领而言，少个把女人不算什么。问题是， 辛爱黄台吉这个名为松桃寨的小妾先与其部目收令哥有染，后“相率自大同新平堡求降”，“守者纳之”。
辛爱黄台吉愤而“杀守舍及其亲属百十人”，将一腔怒火都倾泻到纵骑入塞掠劫上，“大同左、右卫诸墩堡皆攻毁略尽”，漫山遍野的蒙古骑兵将右卫城数重围困。同时喊话：“若归吾妇，愿以银马骆驼相易，不则纠众内讧，使尔十年内奔命不休！”
时任宣大总督的杨顺觉得只要交出松桃寨、收令哥等人，“耻失嬖妾”的黄台吉既能冲冠一怒为红颜，或许也能在一时泄愤后退兵。
可当时“自诩为奇功”，早已“自夸威德，矜示朝廷”了。现在黄台吉“喝协来索”，干脆谎称“虏愿以我叛赵全、丘富等易逃妇”获得兵部“许之”。
杨顺一边让收令哥趁着夜色带着松桃寨从西阳河出塞，同时却将二人行踪透露给黄台吉。松桃寨、收令哥不出意外的被“执至寨下”，黄台吉“召其诸妇环视磔裂之”，“刺取心血遍饮诸妇”恶狠狠警告：“异日若辈私奔，亦如此矣！”
一泄心头之恨的黄台吉并没有如杨顺所愿退兵，反而“散牧威、远间，攻围右卫益急”。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时，“道路埂塞，烽火断绝”，“大同迤西左、右、威、平卫分周围屯堡荡然一空，田亩疆界鞠为草莽”。
这便是发生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底的“松桃寨事件”，由此引发了持续半年之久的右卫保卫战。
右卫城西门
自嘉靖十八年（1539）兵部尚书毛伯温力排众议重筑弘赐五堡以来，历经首任宣大总督樊继祖及继任翟鹏渐次构筑，到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翁万达在任宣大总督期间，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墙堞近远，壕堑深广、曲尽其宜”的长城防御体系，使得“宼乃不敢轻犯”。
可仅仅不到十年功夫，数任宣大总督精心构建的长城防御体系为何抵挡不了蒙古人的袭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松桃寨事件中，宣大总督杨顺为何会谎称“虏愿以我叛赵全、丘富等易逃妇”？赵全、丘富等又是何人？已然泄愤的黄台吉为何还会持续重围右卫城？惨烈的右卫保卫战背后，又是怎样的一段大明王朝的山西长城记忆？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之左右卫
大同右卫之于板升
“所谓板升者，何也? 曰板升华言堡子也。”
板升所在的地理位置是丰州滩，明初之时称之土默川。“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而北，经黑河、二灰河、一历三百余里”，“崇山环合，水草甘美”。辽代曾在此设丰州天德军节度使，元代时仍设丰州。明初之时，因遭到战火洗劫早已失去往日景象沦为一片荒凉之地，只有蒙古部落游牧狩猎于此。
嘉靖十三年（1534），“四月，俺答挟众欲入贡”，这一年是驻牧于此的蒙古俺答部势力最强盛的时期。也是在这一年，大同二次兵变的“叛者北走从虏几千人”，成为了丰州滩的第一批板升的开发者。
俺答对于这部分“叛卒”的待遇相当优厚，“虏择便捷辈，多与牛羊帐幕”。他们“居古丰州川，造室力农”。
尤其嘉靖二十四年（1545），明朝宗室朱允灼因被罚俸禄怀恨在心，任用白莲教徒企图勾结外敌，图谋社稷。有明一代，对于白莲教的政策是严格禁止的。此后，处于大同的白莲教徒纷纷逃离到丰洲滩寻求庇护，成为了“北逃”汉人主要构成部分，其中便包括前文所提到的赵全、丘富等人。
苍头河畔
逃亡至丰洲滩的白莲教徒想获得俺答的赏识，并获取扎根发展的机会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首先在骑射作战等方面远不如蒙古人，就需要在农业发展方面有所建树。
其次是医药、建筑以及手工业方面的专业人才。
再者便是协助蒙古骑兵掳掠明朝边郡，强行掠夺精通农业耕种的劳动力在丰洲滩“以耕种为务”。尤其是帮助蒙古骑兵攻城之法以及“险隘扼塞”的军事信息。
比如丘富“起室屋三区，治禾数十余顷”，是丰洲滩第一个板升的建立者。甚至于“造舳舻一艘，得度河西兵而东”，“答益大喜，两人相与刎颈交”，“进而为酋长矣”。
另一位白莲教徒萧芹则妄称自己有“喝城城崩”的本事，岂不知“喝如此者三日三夜，声已尽失，不能语，而墙竟不少崩也”。自然也就在嘉靖三十年（1551）宣大马市开启时作为置换条件被遣送回明朝处决。
而板升领袖人物赵全，则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携带妻儿家属二十余人北逃丰洲滩。因与丘富为同乡，以“胡中向无一笔写契”为由，向俺答引荐。最初赵全亦如早期板升汉人一样往返于长城内外，“间则阑入塞，谋汉好物贿答”。为谋求俺答的信任，便“日夜诱诸夷造钩杆攻城具”，“遂中俺答欢”。
嘉靖三十六（1557）年二月，赵全引导五万蒙古骑兵，以“云梯冲竿”之法，攻入拒虎堡。在平虏、朔州等处，攻破各路村堡众多，杀掳万余人，“衣粮头畜无计”。仅仅半年之后，再度引导六万蒙古骑兵从大同左右卫进入，直抵怀仁、应州、山阴、马邑一带，攻毁军堡七十余座，“杀虏男妇八千余名，抢马骡万余头，粮无计，烧毁房屋3500余间”。
苍头河畔右卫城西北角
有了这群白莲教徒的加入，塞外蒙古骑兵从战术到军事装备再到战斗力得到了质的飞跃。他们潜入塞内“转相诓诱”，“两镇军民，累被俘囚。一受驾驭，皆成劲敌。或为之向导，或为之探听”。原来袭边“无甲胄”、“短于下马，不敢攻挖城堡”、“不知虚实，虽或深入，不敢久留”、“兵无纪律乌合而来星散而去”。自从有了这群“叛卒”的加入，“明盔明甲，势甚剽疾”，“整备锹镢，攻挖城堡”，“从容久操按辔而归”，“部伍严整旗帜号令分明”。
此后“沿边无坚城矣”，蒙古骑兵“熟知险隘扼塞，又华人得先驱谍视”，自然“避实攻虚，声西击东，而诸镇疲于奔命矣”。
像赵全、丘富等人协助俺答各类攻城事情不胜枚举，“每大举进宼俺答必先至板升，于全家置酒大会，计定而后进”。至于重围右卫城，除却尝试攻城之法外，板升正处“大同右卫之外”，且为大同军镇之门户，一旦失守，大同则危矣。
跨越苍头河的长城万全桥残迹
右卫保卫战背后
明初之时，边军粮饷主要取于军屯与商屯，佐之以“沿边郡邑赋税”。屯政制度严明，边军粮饷尚能保障及时。
正统以后，边镇将领占夺屯田和卫所以外的耕地、私役屯军，“是致军士怨嗟，兵政废弛”；弘治年间更是“役军士多至千人，侵屯地动以万计”；到嘉靖年间时“屯田政废，冊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倒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早已经是有名无实了。
“在边军士，多有衣不遮体，食不充口”，自然也就“开作逃亡”。由此募兵制兴起，增以客兵，军镇军费快速增长，*运民**与年例数额急剧膨胀。加之边患频仍，边储日虚，边军粮饷普遍不足，尤其宣、大二镇一度出现了军饷“经年未支”，军士“鼓噪求粮，几至为变”的危局。
军镇的地方官吏积极从事与蒙古诸部落的*私走**贸易，即便是大明王朝严令禁止，也无法阻挡巨大的利益诱惑。甚至于边地战事激烈、官方互市停止的时候，地方官员依然坚持*私走**倒卖。
“向缘将士怯懦，虏酋贪狡，索贿买和”。“大边哨军，每二人贴一，全不坐哨，专事交通，时以粮银私买货物，深入分定虏帐，交结酋妇，展转图利”。“虏入则墩夜无传，虏出而炮火始发”，“动称兵寡难敌，以媚虏为旧规”，“沿边军民畏避杀虏，甘心出办财帛，希求苟安”。
虽亦有翁万达任职宣大总督期间向户部争取财政拨款解决军饷，利用休战间隙抓紧屯牧充实军资，但也无力扭转嘉靖年间北疆“烽火不明，边防大坏”的陈疴旧疾。随着翁万达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离任，大同边军则重回纲纪废弛的危境中。尤其“庚午之变”后，“年例犒赏之费，比之先朝，数几百倍”，各地府库“搜刮已尽”，因边军不振引发的财政危机达至空前。
更可怕的是，当时的首辅大学生严嵩广结私*党**，“文武将吏率由贿进”。“边臣争致贿遗。及失事惧罪，益辇贿嵩，贿日以重”，以至于“其始不核名实，但通关节，即与除授。其后不*功论**次，但勤问遗，即被超迁。托名修边建堡，覆军者得荫子，滥杀者得转官。公肆诋欺，交相贩鬻”。
比如其*党**羽“许论总督宣、大，常杀良民冒功”，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兵部尚书杨博因父丧离京后赴京代职。
至于其后任职宣大总督的杨顺更是无法无天，在“俺答入寇，凡攻毁墩堡一百二十余座，杀掳男妇七千七百余人，失事重大”的情况下，竟然“纵吏士遮杀避兵人，逾于论”，“妄报首级，诈以捷报”。
企图邀功却引来祸事的桃松寨事件发生后，杨顺请奏“发银三十余万，预备储蓄”，“乞再发银十余万两，召买粮刍以备战”。同时“贿金七千”巡按御史路楷，颠倒是非“大同镇守怯懦，巡抚与总督不相能”，将罪责推卸到大同总兵龚业、巡抚朱笈头上。首辅严嵩更是言二人“俱非应变才”将其罢黜，而杨顺不可思议的“以战胜受赏”。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初八，刑科给事中（言官）吴时来弹劾宣大总督杨顺“贪污受贿、克扣军饷”，此时的右卫城已经被围长达半年之久。
城内“粮草匮竭”，“并灶而食，拆屋而鬻，号哭之声遍于里巷，势甚倒悬，危在旦夕”。城外白莲教“妖叛人等日往来城下，伪言恐吓，导以投虏之利”，但“城中人心始终无一动摇者”。
即便如此，面对嘉靖皇帝的问询，首辅严嵩避实就虚为杨顺开脱，“顺在宣、大亦肯干事，今日右卫尽力支持。”对于松桃寨事件，解释为“言官风闻论之”，至于“路楷受贿之事，有无未可知”。“今虏事方急，顺宜姑住俸，令戴罪防御”。对于如何解右卫之围，严嵩竟然“意欲弃之”，以兵部尚书许论为前宣大总督“知彼中事状甚明”，怂恿其建议嘉靖帝放弃。
许论不敢直说，以“右卫远在大同西北，深入虏地。今墩堡悉毁于虏，遗一孤城于极塞”，“今地方荒歉，刍粟踊贵，计其粮饷，非五十万金不可”，以巨大的军费开支“欲上自弃之”。
生性孤疑的嘉靖皇帝立刻措饷发兵，以“闻顺亦常才，不甚于镇巡高下”，“杨顺、路锦衣卫即遣官校逮系来京问”，“许论欺君怠肆，令为民”，“起原来任兵部尚书杨博代论”。
杨博至大同后“征诸镇兵”，侍郎江东、巡抚杨选、总兵张承勋也“选集主客兵数万”，并“严部而进”。同时大造声势“声言出塞北伐”，“虏闻大兵至，悉拔帐而遁”。
待援军进右卫城时，“居民焚香夹道出迎，老稚妇女皆感泣，呼声震天，自以为再生”。至此，历经八个月之久的右卫城保卫战得以结束。
比较讽刺的是，“当顺、楷初逮时，右卫势正危急，上怒方盛，欲宽假之，不敢，故缓其狱”，“勘诸位事，悉为辩豁”，“法司乃更予轻，比顺免死，楷犹通籍”，“由是士论大哗，威知出嵩父子意”。至于许论，嘉靖三十八年（1559）便恢复原职了。
右卫城保卫战后，“凡墩堡之要害，务在修筑坚久”，从而又拉开了修筑边墙、军堡的序幕。大明王朝所谓的长城防御体系在颓坏的边政下显得毫无意义，陷入“修而毁，毁而修”的循环中不断轮回，留下的是右卫城下苍头河畔那段斑驳的旧城墙，是大明王朝无法忘却的长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