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革命前只念过几年书，文化水平很低。参加革命后，组织上让我当干部，自己感到很吃力，不知道该怎样工作，心想要是能去学习学习多好。我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当领导通知我去延安学习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革命圣地延安，飞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经过将近一年的游击辗转，我终于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到了延安。
开始，我在陕北公学学习。一九四一年初夏，陕北公学成立了民族部。一天，有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中央决定成立民族部。大青山地区是民族杂居地区，你们大青山来的同志不多，将来还要分配回大青山工作。因此，组织上考虑让你去民族部学习，看你有什么意见?”这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立刻表示同意。随后，便愉快地转到了民族部学习。过了两个月，陕北公学解散，在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族学院，校址在文化沟(大砭沟)。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院长高克林同志。不久*兰夫乌**同志也来到民院担任教育长，王铎同志任副教育长。民族学院的学员由汉、蒙、满、回、藏、苗、彝七个民族组成：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他们从天南地北汇集在延安，携手并肩，刻苦学习。正象《校歌》中唱到的：“汉满蒙回藏苗彝，亲密团结在一起。”学校除设一个研究班外，还按学员的文化程度分设了六个教学班。我被编到了二班。和我同班的，除了汉族同学，还有藏族同学天宝、扎喜旺须，蒙族同学云世英、云一立、云生格、塔拉、李存义、赵俊峰，回族同学马畔山、马有德、李占云、闪晓夫(女)等。不同民族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在同一个宿舍就寝，彼此就像亲兄弟一样。
我们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党**的建设、申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社会发展简史和文化课，也学习一些抗战理论。克力更同志还给我们讲过蒙古史地。那时，学习条件十分艰苦，文化用品非常紧缺。学校每个季度发给学员一支铅笔和一个蘸水笔尖。我们用的墨水，是由变色铅笔的笔芯泡成的。这种铅笔每个学习小组每季度才能领到一支。因此，大家用得特别节省，不断往里加水，直到没有一点儿颜色为止，真可谓“惜墨如金。学校还每月发给我们一张一面光的草纸，有展开的报纸那么大，我们自己裁订成作业本，也是节省着用，把凡是能写字的地方写满了字。晚上，十几个同学要凑到一盏油灯底下学习。点灯用的火柴，按学习组每月发给一盒，我们那个组又化整为零，分给每个学员轮流值日点灯。我因为抽烟，轮到我值日时，火柴早用光了，只好四处去找火点灯。我在班里的文化程度还算比较高的，但是头一年考试成绩总是在中间。后来学习慢慢入了门，加上自己的努力和同学们的帮助，第二年考试时获得第二名。一九四四年冬，学校举行了一次大考。之后，按成绩重新编了班。二班成绩好的升到了一班，其中有我、云世英、塔拉、李存义、徐史和云一立等。
民族学院建校不久就成立了学生会,学生会成员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我也被推选为学生会的成员，是二班的学生会代表。学生会的工作很多，也挺有意思，如:协助学校搞好教学、在班里组织学习互助组、举行球赛和文艺活动、出墙报等。为了活跃学生生活，我们在礼堂办起了俱乐部。提起办俱乐部，还有件特别激动人心的事儿哩。那是在俱乐部开办之际，学生会开会讨论以什么形式纪念好，有人提出最好的纪念是请中央领导同志题词。大家一致赞同，并立即动手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就在信发出去的第二天、第三天头上，我们陆续接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吴玉璋、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两个苍劲的大字“团结”。当时，大家喜出望外、欢呼雀跃的动人情景，我至今仍记忆忧新。我们把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张挂在俱乐部里。这些题词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是我们紧密团结、努力学习的座右铭。
学生会还经常请学校负责同志在课外时间讲革命故事。*兰夫乌**同志给我们讲过好几次，其中关于多松年、李裕智、贾力更等烈士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事迹，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奋发向前。一九四二年，高克林同志给我们作过关于学习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辅导报告。报告深入浅出，幽默生动，大家特别爱听。他一开头就说：“没有调查，不仅没有发言权，连吃东西的，权利也没有。”记得他举了一个自己吃橘子的例子。他说：“有一天我上街，看见别人吃橘子我也买了几个。可是我从来没有吃过，不知道怎么个吃法，既不好意思问人，又怕当众出丑，就拽了个僻静地方，连皮带瓤一起吃，又苦又涩，这就是没有调查的结果。如果事先向吃过橘子的人请教一下，还用得着躲起来吃这个苦头吗?”他的讲话引起哄堂大笑。高克林同志在报告中还讲到了他写的一篇调查报告—“鲁中才长征记”(鲁中才是搞运盐工作的)。这篇调查报告登在《解放日报》上，毛主席还为之加了按语，大意是，这篇调查报告写得很好，很实在，一扫那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华而不实的文风。高克林同志还以谈心、讲故事的形式。对我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曾援引列宁“监狱是*产党共**人的学校”这句话来教导我们：一旦落到敌人手中，一定要象李大钊、方志敏等革命烈士那样，始终保持共产主义者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品质。当有人提出“入*党**有什么好处”时，高克林同志十分严肃地指出，入*党**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从这样的思想境界看，入*党**的好处就很多很多了。但是，如果有人想通过入*党**为个人捞到什么好处的话，我劝他最好不要人*党**，即使入了*党**也会到处碰钉子的，因为真正的*产党共**人是从来不谋个人私利的。高克林向志的讲话激起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一九四二年春整风开始后，一九四三年春民族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合并，统称延安大学，住在桥儿沟。从那时起，在鲁艺同学的帮助下，我们又学会了演剧。学校生活就更丰富多采了。达陈义同志用二人台小调编写的歌剧《夫妻送公粮》在春节联欢演出时很受欢迎。云世英同志多才多艺，不仅学习出色，演戏也有两下子。一九四四年春夏之交，学校迁到定边后，我们排演了《惯匪周子山》，云世英担任主角，不仅形象，而且神似，把戏演活了。当地的群众很爱看我们的演出。三边地委和盐务局还捐了一大笔款子支持我们的演出。
在大生产之前，我们就一边学习，一边开荒种地，搞农副业生产，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改善学校伙食。每次劳动全体师生都参加，在劳动中大家都争先恐后，看不出谁是领导，谁是学员。一九四一年秋天起山药，学校除了铁锹再没有别的工具。山药很快起出来了，往回运就成了问题，而且山药地离学校有十好几里路。办法总是逼出来的。没有筐，有的同学就把凳子四腿朝天，用战带围起来当筐使。*兰夫乌**同志的办法更妙，他拿出自己的裤子，把腿一扎，便成了一条“人”字形的口袋。当天一趟山药用各种自制“工具”运回学校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大家在饭场上休息，感到很疲乏。*兰夫乌**同志从口袋摸出一条卷烟纸，问谁有烟叶：那时，我们抽的是用当地小兰花连叶带梗一起碾碎的“圪杂”烟。我从烟布袋里抓了一把递给他。他很快地卷好一支含在嘴上大口大口地吸起来。约休息了有两袋烟的工夫，*兰夫乌**同志冲大家笑着说：“小伙子”们，努把劲儿，再运一趟去!”我们一看教育长还那么有精神，也顿时觉得身上来了劲儿，忽地都站起来，和*兰夫乌**同志一起朝山药地走去。第二年春天，我们又接着往地里送肥。地在山顶上，肥在山根底。那天，山上山下全是人，劳动场面非常热闹。*兰夫乌**和高克林同志也参加了劳动。他俩找来一根长棍子和一只大篓子，和大家一起往山上抬粪。在他们的带动下，大家越干越有劲。
一九四二年大生产运动以后，我们常常要停课一两个月集中搞生产。一九四三年冬天，民族学院承担了延大、鲁艺和我们自己三所院校冬天烤火所需木炭的生产任务。学校抽了一百多名师生，在王铎、宗群同志带领下上山烧木炭。云世英同志在劳动中是个多面手，干活也泼辣。从砍木头到打窑、装窑、出炭，样样能。有一天，我从窑前路过，正巧碰上出炭，虽然窑外天寒地冻，但窑内却又闷又热。只见云世英同志穿着一身破单衣从窑中出来，汗淋淋的，除了两只眼睛和牙齿是白的外，浑身上下黑乎乎的，就象是从染缸里出来似的，乍一见面都不敢认了。
一九四二年，是延安最困难的一年。学校只发衣服，鞋子要靠自己想办法。夏天，我们打草鞋穿，可冬天的棉鞋就没有着落了。快入冬时，学校才发给每人四片做鞋面的布和一块毡子，放假一周让自己动手做鞋。我是从来没有做过针线活的，甭说纳底子、上鞋了，就是缝个补钉也来利不了。这下可真把我难住了。俗话说，人急生智。有一天，我和李桂茂同志上山蹓跶，无意中发现割完谷子的地里丢下不少谷草“嘿，这东西喂马不错，兴许后勤都要，走，咱们问问去。”我抓了一把谷草，和李桂茂同志跑到联防司令部后勤部，一问，他们果真要。于是，我们每天从山上背一背谷草卖给后勤部，一连背了七八天，用卖草的钱一人买了一双棉鞋，过冬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延安民族学院是民族团结友爱的大集体，各族同学在思想上，学习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互相体贴。一九四二年秋末，我得了阑尾炎被送进中央医院动了手术。在住院期间，班里的同学们不管学习任务多么紧张，总要抽时间来看我。在我出院那天，云生格、塔拉、云世英、赵青山(蒙族，已牺牲)等七八个同学到医院接我，他们帮我整理床上的东西，搀扶我躺在担架上。从医院到学校有十来里路，他们抬着我半个多小时就回到了学校。见我回来，同学们如同见了久别的亲人那样一下子围了过来，左瞧右看,问长问短。特别是天宝同志，他把众人拨开，过来抱着我使劲地亲了一口，同学们那股亲热劲，真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他们还单独给我安排了一个窑洞一并轮流给我打饭，提水、清扫卫生，在大家热情地照料下，我很快恢复了健康。
*兰夫乌**
我在延安学习期间，还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头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参加了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举行的“成吉思汗纪念日大会”。会上，朱总司令和奎璧同志先后讲了话。朱总司令赞扬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同时对那些自诩为民族英雄的汉奸进行了无情的痛斥，指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狗熊!奎璧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少数民族只有在中国*产党共**的领导下，只有解放整个中国，才能得到翻身解放。再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冬，朱总司令主持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民族学院推选*兰夫乌**为蒙古族代表，天宝为藏族代表出席大会，民族学院全体师生到会旁听。我在班里作记录。这两次大会，使我学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一九四一年春至一九四五年春，我在延安共学习、生活了四个年头。通过四年的学习和锻炼，我认识到我们不仅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共反**、反人民的*动反**本质，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产党共**的领导下，中国才有前途，人民才有希望。这四年，我也提高了文化，增长了才干，学会了和困难作斗争的本领。
一九四五年春节刚过，我正准备继续学习的时候，接到了上级调我上前线的命令。我整理好行装，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告别了传授给我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的民族学院，和其他四、五十名学员一起，在王建功和李森的率领下，向当时的绥蒙领导机关所在地偏关进发。
(刘松春整理)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