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城西一个小巷内住着一位60多岁的老人，其体态臃肿，面容和善，虽然少言寡语，却待人谦虚，平时深居简出，很少与周围邻居接触，显得颇为神秘！邻居们对他接触不多，了解自然就更少，只是在少有的接触中了解到，他说话带着一口广东味儿，所以，大伙儿都私下叫他“广东佬”。
这位老先生主要靠卖茶水为生，做生意时也会向客人兜售一些香烟、火柴、洋画片等物，借此增加一下自己的收入。老先生虽然经营生意，但年岁毕竟大了，经常会感到疲惫，加上他似乎也没什么赚大钱的野心，经常趁生意不忙时偷闲，看看报纸品品茶，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这天上午，老先生正准备出摊，巷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声音越来越近，令他没想到的是，呼啸而来的警车竟然就停在了自己家的门口，周围邻居也都闻声而至，叽叽喳喳的议论开来。
警车停下以后，下来几名警察，简单询问几句以后，便将这位老先生带上警车，又响起警笛声离开了。
平时幽静的小巷子里，突然来了一辆警车，带走一个60岁的老头，这绝对算得上一个新闻了！
邻里邻居聚在一起议论纷纷，他们不知道这个老头到底因为什么事才被警察带走，但他们认为警察捉的人不会是啥好人，想到此处，众人不由得感叹，想不到平时老实忠厚的老先生竟然干过坏事儿！
让人没想到的是，老头子被警察带走后进三天，又被警车毫发无伤地送了回来，而且身边还有人陪同，手里拿着公文包，看上去应该是一个公安干部，面带微笑，态度和气！
先是严肃带走，又和颜悦色的送回，这个老头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这位老先生姓鲍，名字叫鲍君甫，他曾经确实是一个大特务，但他却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对*党**和国家有很大贡献的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压镇**反革命运动，而且取得重大成果，大量的反革命分子遭到*压镇**。
为了迅速推进镇反工作，1951年开展了*动反***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但是有很多特务担心交代以后受到惩罚，所以迟迟没有去登记。
鲍甫君就是这么想的，他不求富贵，只求能平平淡淡安度余生，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鲍甫君虽然低调，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曾为特务的事情，还是被人举报了。
鲍甫君既然是一个特务，而且还隐瞒身份不主动交代，在当时这可是要判重刑的，为什么鲍甫君却被完好无损的送回家了呢？
原来，鲍甫君被带回南京公安局后，经调查后证实，他曾经是国民*党**南京反省院院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特务。因此，鲍甫君当即被扣押转送到法院审理，法院即将要判刑时，鲍君甫眼却大声说:"我为*产党共**做过很多贡献，陈赓同志可以给我作证！”
鲍君甫的这些话，着实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但为了慎重起见，当时担任南京法院院长的鞠华决定向陈赓同志求证一下，于是给在云南履职的陈赓发去了电函。
这封电函发出数月后，如同石沉大海一般，鞠华也有些后悔发出这封电函，毕竟鲍君甫是有可能为了拖延判刑而胡说八道，就在众人犹豫不决之时，陈赓将军的回信却飘然而至。
陈赓在信中写到: “鲍先生从1927年起，跟我*党**发生关系，直到1931年，在此期间，我们在工作上一直保持联系，并且为我*党**和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收到回信后，鞠华大为震惊，没想到这么一个国民*党**特务，竟然真是一个有过重大贡献的红色特工。那么，这位认识陈赓将军，却依然隐姓埋名，绝口不提自己功劳的老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鲍君甫，1893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18岁时去日本留学，并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待了十余年。
在日本十几年的留学生涯，让鲍君甫通晓日语，不仅了解日本的民俗风情和社会各界的关系，而且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非常了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日本通”！
因此，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杨登瀛，在日本居住期间，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1919年鲍君甫回国，凭借自己日本留学的经历，被上海一家日商洋行录用，在公司内担任高级职员，同时鲍君甫也给一些日本通讯社写稿子。
因为鲍君甫为人处世颇有道行，他在上海很快混出了一片天地，人脉非常广，不仅与上海青帮、租界巡捕房有深交，甚至与日本人也建立了联系。
1919年，鲍君甫投身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了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鲍君甫认识了一些思想激进人士，当时杨剑虹是洋务工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志同道合，因此成为了莫逆之交。
在杨剑虹的介绍下，鲍君甫认识了陈立农，几次接触下来，陈立农发现这个“日本通”真不简单，不仅能力出众，而且极善处理人际关系，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926年的一个春天，鲍君甫刚回到家中，就听到门铃响起，打开门一看，是他认识一位朋友李先生。
李先生是上海大学的，而鲍君甫的家就在上海大学附近，两人结识，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鲍君甫看到这位朋友，非常高兴，赶紧让他进屋，但是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了另一个人，鲍君甫不认识这位先生，于是开口问到:“这位是？”
李先生说:“这位是陈养山……”
经过一番介绍之后，陈养山主动向前迈一步，并用日语跟他问好:“久仰大名，请多多指教！”
鲍君甫客气道:“不敢当，不敢当……”说完，三人一边喝着茶一边聊了起来。
陈养山是一位*共中**秘密*党**员，对鲍君甫在上海的地位早有耳闻，因为在上海人脉广泛，当时的革命环境十分艰难，如果鲍君甫这样的人才能够为我*党**所用，那将是极好的事情。
陈养山积极主动接近鲍君甫，因为两人都懂日语，陈养山便以向鲍君甫学习日语为理由，经常去他那里拜访请教。
一来二去，陈养山也摸清了鲍君甫的政治倾向，两人志向相投，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陈养山认为鲍君甫值得信任，便在交谈中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自己的秘密*党**员身份，鲍君甫虽对此有些意外，但回忆二人之前的思想交流，也就觉得陈养山是秘密*党**员的身份也是情理之中了，毕竟，以他的远见卓识，如果不是秘密*党**员，那才叫奇怪吧。
在陈养山的熏陶下，鲍君甫对*产党共**越来越有好感，而且表示愿意与*党**共事。
1928年，四一二反革命*变政**中，鲍君甫被举报跟*产党共**有来往，被逮捕关了起来。后来由蔡元培求情才保释出来。从此以后，鲍君甫对国民*党**感到非常失望。
随着时局的动荡，合作革命的关系愈发不稳定，国民*党**在南京设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就是要对付*产党共**。
陈立夫重用亲信，任命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得到重用以后，立刻向陈立夫推荐了鲍君甫，陈立夫当时初建调查科，正为挑选人才而发愁，从杨剑虹的口中听闻鲍君甫的为人和办事能力以后，立刻同意了杨剑虹的举荐，并命他即刻去邀请鲍君甫会面。
杨剑虹亲自登门拜访鲍君甫，并将自己此行的目的全盘托出，希望他可以加入调查科，一起搞特务工作，刚开始鲍君甫有些纠结，一方面与*产党共**共事，另一方面再与国民*党**有牵扯，这样不太合适，鲍君甫一时不知所措。
1928年，陈养山在浙江带领农民*动暴**而以失败告终，返回上海投奔鲍君甫，暂时居住在鲍君甫家里。
在此期间，鲍君甫找机会将此事告诉了陈养山，陈养山听了鲍君甫的话不惊反喜，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跟国民*党**的关系，建立国民*党**内部情报网络，鲍君甫可以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国民*党**内部做红色特工。
陈养山将这个情况向当时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汇报， 陈赓得知消息后，觉得此事非常重要，需要和陈养山和鲍君甫见一面，当面了解情况。
鲍君甫的革命倾向和为*党**工作的态度得到了陈赓的认可，陈赓将此事快速上报给*党**组织，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最终确定鲍君甫双面间谍身份，允许鲍君甫为国民*党**特务服务，同时为*产党共**提供情报。
此后，*产党共**大力支持鲍君甫，确保他的双重间谍身份，全力配合他，在物质上和经济上给予很多的支持。
中央组织每月给鲍君甫400元经费，而且还斥巨资为其配备一辆汽车，与陈立农等国民*党**等中统大特务来往，必须出入有面子，有利于展开工作。
为了保护鲍君甫的身份不被暴露，陈养山也减少与他接触，而且还给他派一个保镖，也是一名地下*党**员，还专门设立传递情报的办事处，方便鲍君甫传递情报。
为了更进一步稳固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需要向他透露一些关于*共中**的情报，放长线钓大鱼，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帮助鲍君甫展开工作。
在中央批准下，陈赓将一些秘密的*党**内文件交给鲍君甫，作为他“立功”的情报内容，而且还编造一些假的情报让鲍君甫去“破获”，因此鲍君甫在中统内部混得也是风生水起。
当时上海国民*党**警察系统中，中央*党**务调查科主任换了好几任，无论谁履职，鲍君甫都站住了脚，不仅如此，鲍君甫在中统内部还一路连升。
鲍君甫经常负责接待张道潘，而且帮助他发了不少财，有一次张道潘遇到一个政敌，在他的指示下，鲍君甫很快将他除掉，因此升任为副部长。
1930年，中统干将杨剑虹涉嫌贪污畏罪自杀，上海一下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为了能够稳住局面，必须尽快选出一人撑起局面，鲍君甫在此时成为最佳人选，并顺利被任命为中统上海区特派员。
国民*党**要在上海设立一个清共机构，消除租界内的*党反**分子，限制他们活动，鲍君甫被任命为上海办事处主任，至此，鲍君甫成为了上海特务机关最高的负责人。
在此期间，鲍君甫利用自己有利的身份，向*党**组织提供了很多意义重大的情报，实际上，这个*共反**特务机关完全由*产党共**在控制。
在鲍君甫的帮助下，更多的*产党共**打入到国民*党**内部，包括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优秀*党**员，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后被称为“龙潭三杰”。
有一次，国民*党**要在上海租界内抓捕*产党共**，此时，*共中**中央隐藏在上海租界内，情况十分危险，而对*共中**中央机关最大的威胁就是巡捕房。
不过，巡捕房想要到租界内抓人，必须经过租界当局的允许，他们又没有这样的关系，只能借助鲍君甫在租界的影响力，所以，巡捕房想要抓捕行动顺利进行，必须通过鲍君甫。
这时，鲍君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鲍君甫在得到巡捕房要抓人的重要信息后，立刻传递给组织，赢得了租界内的中央机关采取应对措施的时间，确保了中央机关的安全。
鲍君甫坏了巡捕房的事，但他却没有被巡捕房方面忌恨，足可见鲍君甫在处理事情时的杰出能力，称其为天生的交际家也不为过。
当时的巡捕房有一个叫谭绍良的人，被淞沪警备司逮捕，巡捕房去要人却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去找鲍君甫帮忙。当时淞沪警备司司令是钱大钧，鲍君甫找到他，称他抓的人是租界的人，希望钱大钧给个面子，把人放了，第二天，警备司就放人了。
巡捕房的探长兰普逊非常感激，并派人给他送了200块银元表示感谢，但是鲍君甫没有接受，他表示这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鲍君甫的做事风格深受兰普逊的赏识。
之后，兰普逊也找过鲍君甫办过事儿，求助他帮忙提供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鲍君甫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很快将事情办成。兰普逊对他的办事能力非常赞赏，他深知搞到如此机密的东西实属不易，便更加敬佩鲍君甫，有过这两次事情后，鲍君甫与巡捕房方面，建立了很深的交情。
当时的上海，英租界和日本矛盾很大，让普兰逊十分头大，因为鲍君甫精通日语，而且跟许多日本人打过交道，普兰逊便聘请鲍君甫担任巡捕房的顾问，授权他可以在租界内紧急办案。
至此，鲍君甫在上海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面对各种金钱和权势的诱惑，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产党共**人，穿梭在国民*党**特务机关，英租界等地，掌握着大量的绝密情报，他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分辨出对*党**和国家有价值的信息，送到*共中**特科在上海的情报办事处，他为*共中**做了很多的贡献。
除了获得情报，保护地下*党**之外，鲍君甫还辅助*共中**惩处了很多叛徒。
1928年秋，上海租界收到一封信，信中提到*共中**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机关，让他们去此地抓捕*产党共**，因为事出紧急，鲍君甫没有来得及通知，眼睁睁看着7名*产党共**员被逮捕，十分痛心却只能隐忍下来。
事后，鲍君甫查出写信的人叫戴冰石。巧的是，这个戴冰石很快找到鲍君甫，希望鲍君甫向租界求情放了他的小姨子。原来，被抓捕的人中有一人是他的小姨子，因为老婆天天为此和他吵架，他才不得不来求助鲍君甫。
鲍君甫这才明白，原来戴冰石信中的信息来自她的小姨子，她才是真正背叛了组织的叛徒。鲍君甫为了稳住他，假意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时也将此事告诉了中央特科陈赓。
害死同志的叛徒自然不能放过，就在戴冰石的小姨子被释放当天，在回家的路上被击毙。虽然国民*党**和租界都知道是*产党共**的人做的，但是都没有怀疑到鲍君甫的身上。
一天晚上，巡捕房来了一个叫王松生的人，声称自己手里有*产党共**的绝密文件，拿出了一个文件名叫《华子通报》，实际上是一份《中央通知》，还自称知道许多*产党共**的内幕。
鲍君甫不惜重金买下了所有的文件，查看后，果然都是一些*共中**的绝密文件。此人看钱眼红，看鲍君甫如此爽快，顿时来劲了，又拿来更多的*产党共**秘密文件，鲍君甫对此十分担心，这样下去，*共中**的秘密岂不全部泄露出去？
鲍军甫暗中调查后发现，这些绝密文件都是从一个叫陈慰年的人手里搞到的，他是一个秘密自首的叛徒，而且已经成为了淞沪警备司的密探，鲍君甫深知此事影响巨大，立刻将此事上报给陈赓。
原淞沪警备司旧址
陈赓立即制定锄奸计划，但需要鲍君甫的配合。几天后，鲍君甫以请客为由，将王松生和陈慰年两人约出来，而*产党共**早已经装扮成生意人，守株待兔，饭局散后，两人也没有发现自己身份暴露，*产党共**人偷偷地跟在陈慰年身后，在一个弄堂口，突然一声枪响，叛徒一头栽倒在地。
鲍君甫成为了叛徒的克星，在惩罚众多叛徒中，不乏身居高位的人，鲍君甫及时的传递情报，为*共中**避免很多损失。
在惩戒叛徒之外，鲍君甫也帮助我*党**解救了很*党多**内的同志。
1929年11月，时任*共中**中央委员的任弼时，在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扩大会议时在租界被捕，陈赓希望鲍君甫能够想办法营救任弼时。
鲍君甫接到消息后，立即想办法，请英租界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吃饭，在餐桌上，鲍君甫提及任弼时这个人，说是他手下的人，希望普兰逊能够放人。
以鲍君甫在上海的地位，加上之前鲍君甫也为普兰逊办过事，普兰逊自然要给鲍君甫这个面子，放了任弼时，就当还给他一个人情。其实，普兰逊当时也不知道任弼时的真实身份。
1931年春，上海巡捕房捕获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并且在其住所发现不少机密文件，但幸好当时兰普逊不知道里面的内容，鲍君甫是他的顾问，他找到鲍君甫，让他找人翻译里面内容。
鲍君甫找到精通英文的刘鼎，他也是一名*共中**地下*党**员，刘鼎告诉普兰逊说这些都是一些学者的文稿，没有使用价值，普兰逊非常失望，但丝毫没有对鲍君甫生疑。
刘鼎趁机将这些机密文件掉包，换成真正的一些没用的文件送回去，因为证据不足，只好将关向应释放。
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把在上海隐藏的中央机关和*产党共**员都供了出来，幸好半路钱壮飞获取信息后，快速将此通知中央，中央迅速开始转移，顾顺章的叛变，使得上海的地下情报关系网彻底崩溃。
陈赓提醒鲍君甫赶紧撤离，顾顺章可是知道所有事情，但是鲍君甫不愿就此放弃，执意要留在上海，他要继续维持在上海的关系网，利用自己多年经营的关系，与顾顺章进行搏击。他已经想好了，一旦顾顺章咬住他，他就反咬顾顺章。
临别时，陈赓对鲍君甫说，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一句话，让鲍君甫献身革命的心更加坚定，二人依依惜别。
鲍君甫在上海的关系网非常深厚，被捕后，他死不承认与*产党共**有关系，并坚称一切都是顾顺章的诬陷。1937年，在张道藩等人的斡旋下，鲍君甫被保释出狱，彻底脱离国民*党**特务系统，也因此和*产党共**失去联系。
在张道藩的安排下，鲍君甫在南京中央感化院当院长，后又做过反省院院长。南京解放之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都纷纷逃往台湾，鲍君甫则选择留在南京，一直没有寻找组织，沦落为一个靠卖茶水来维持生活的人。
1951年，南京公安局对*动反***党**团特务人员进行登记时，发现了鲍君甫，在陈赓的证明下，南京人民政府认为，鲍君甫虽然有一定的国民*党**身份，但是没有重大罪恶，功大于过，判处管制一年，当场释放。
1955年，此时的鲍君甫已经是60多岁的老头子，陈赓向中央提议，给予鲍君甫生活上的补助，最后征得李克农，罗瑞卿的同意，由南京公安局每月给鲍君甫100元的生活费，第二年又增加了50元。
1956年，陈赓和陈养山都抽空来到南京看望这位鲍老先生，还请鲍君甫到菜馆吃饭，委托南京公安局给予鲍老先生一定的生活照顾。
3月，南京政府派人专程送鲍先生来到北京，陈赓，李克农，陈养山等人热情招待，询问他的生活境况，他们知道鲍君甫的牙不好，专门带他到北京协和医院安了假牙，并为其准备了衣服和皮鞋等生活用品。
尽管到现在，关于鲍君甫的革命身份说法不一，但是在那个时期，对*党**和国家的贡献是不可抹灭的。
1969年，鲍君甫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6岁，在他临终前向身边的子女们交代： “我不是特务，更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汉奸，我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周恩来总理是知道的......”
周恩来说： “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险的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能忘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鲍君甫在革命期间的丰功伟绩在报刊上发表，人们才知道鲍君甫所做的贡献，而且在《陈赓传记》中，对鲍君甫有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