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激烈社会矛盾下的政治改革

德川幕府时期的大藩长州藩共有武士1400余人，由于经济衰退，许多武士因为生活困难而无法继续在城下町生活，只能回到乡下种田过日。留在城下町生活的330余人的武士中，就有234人不得不靠借高利贷、变卖家财器物维持生活，许多城下町的武士过着半农半士的生活。随着越来越多的武士成为无业的浪人，他们或是求知识以图改变，或是沦为富商豪农的雇佣。经济现实造成的身份等级落差，让武士阶级对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充满怨言，反对幕府统治的声音不断壮大。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深入农村，小农迅速分化，大多数人因丧失土地而沦为佃农，少数人的成为富农或新地主。佃农处境困难，不断发动起义。据统计，从1604—1835年的200多年间，全国发生*动暴**约1100次，其中最后50年间就约有400次。这些起义，冲击了幕府封建*制专**统治，成为推动日本社会变革的动力之一。另外，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从19世纪初开始处境也日益恶化。为了生存，他们被迫起来反对幕府、

富商和高利贷者。农民大众和都市居民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是德川氏统治的封建社会崩溃的风向标，随着时代的发展，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者矛盾激化，人民的反抗就越来越显著。1830年至1843年间，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歉收，城市物价飞涨，*商勾官**结获取渔利，都市、乡村*乱暴**骚动事件频发。根据青木虹二的《百姓一掷综合年表》中的统计，1830年到1837年大盐平八郎之乱发生前的8年间，日本全国总计发生*乱暴**706次，平均每年88次，特别是1836年由于灾情严重，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使江户和大阪市内米价暴涨，饿死者遍布街市，*动暴**几乎日日爆发。

1837年以下级武士领导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联合反封建斗争——大盐平八郎之乱为标志的农民起义，接连而起，沉重打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江户时代后期，幕府针对武士阶级的贫困、町人阶级势力的壮大和商品物价的不断高涨而推行的“宽政改革”，虽然在短时间内稳定了幕府的权威、振作了武士的精神，但是由于自江户时代中期以来城市商品经济和农村手工业的逐渐繁荣和成熟，并且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所以幕府的改革必然会以失败告终。

江户时代后期，造纸业、酿造业、丝织和棉纺织业等行业的工场手工业不断发展壮大，新型工厂雇佣劳动方式的出现，标志着与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渐成熟。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城市工商业者中的“豪商”和以村吏为主形成的“豪农”成为了新型的剥削阶级，他们不仅剥削城市贫民和农民，也与原有的封建领主们争夺经济利益，这也是造成幕府和各藩财政拮据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幕府和各藩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想方设法将危机转嫁给下层武士，从而引起了江户时代后期下层武士的分化，促使他们成为倒幕维新的重要社会革新力量。

与此同时，农民和城市贫民在封建领主、城市商人、工场主的多重压迫和剥削下，生活愈加困苦。进入19世纪后，日本社会矛盾日益突显，特别是三四十年代的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动暴**迅速波及全国，庶民阶级不断提出“拯救世道”和“平均世道”的反封建要求。江户时代后期，幕府对内要平息农民起义和城市*动暴**，对外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力武**威胁。据统计，从1794年到1823年的30年间，俄国、英国、美国等列强直接对日本的挑衅活动达19次之多。

尤其是1842年中英*片鸦**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觊觎日本，强迫幕府开户，并与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贸易通商条约，通过资本入侵逐步控制日本国民经济的命脉。出口增加、物价暴涨和资金外流促使日本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同时也使幕府深刻认识到西方社会经济的强大和科学技术的先进。

二、西南强藩的改革与倒幕力量的形成

天保年间（1830-1843），日本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1832-1837年间天灾频仍，农民起义不断。为维护封建统治，1841年在德川幕府老中水野忠邦的主持下实行了天保改革。改革所采取的措施旨在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和加强封建领主所有制，因此不仅未能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进一步导致了经济混乱，招致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最终改革以失败告终。幕府改革的失败，减弱了它对各藩的影响，削弱了其政权力量。天保改革前后，各藩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以萨摩藩（鹿儿岛县）、长州藩（山口县）、肥前藩（佐贺县）等西南强藩的改革最有成效。

其改革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打破等级门阀观念，破格提拔下级武士参加藩政；在经济上，整理财政，实行藩营专卖事业，征收货币地租，增加新税；在文化上，鼓励学习兰学；在军事上，创办军事工业，采用西方军事技术。以富藩强兵和整顿财政为目标的藩政改革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奠定了足以左右幕末政局的军事和经济基础。各藩改革虽没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但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西南各藩的力量，提高了它们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中下级武士的地位。中下级武士同新地主、资产阶级联系的加强，为后来形成倒幕联盟创造了条件。

三、国*意民**识的觉醒和对西方教育的摄取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国内社会环境持续动荡，外来侵略步步紧逼，在不断刺激幕府和各藩当局做出种种应对反应的同时，也催生了日本民众的改革新思想。特别是在目睹了中国在*片鸦**战争中的惨败后，有志有识的日本人开始重新审视被奉为“正学”的朱子学说，也开始反思自身文化的发展，将更多的目光转移到西学上，他们对包括教育在内的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体悟，极大地促进了江户时代后期日本民众教育观的转变，他们开始不断的兴学育才，同时大力传播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为明治维新运动培养了大批中坚力量。

四、江户诸校的快速发展

（一）幕府直辖学校

幕府直辖学校专为幕府家臣子弟而设，主要目的在于培养辅佐幕政的官吏和实务人才。江户时代幕府设置的直辖学校共有20余所，其中最早成立、最为重要的是昌平坂学问所。江户时代后期，昌平坂学问所进行了部分课程改革，学科调整为经科、中国史科、日本史科和刑政史科，允许学生根据个人能力和学习兴趣选科。昌平坂学问所只招收武士子弟，禁止其他阶层子弟入学。

在19世纪40年代的“天保改革”中，幕府虽然颁布了教育改革令，但是仍然坚持以朱子学为“正学”的传统，奖励并带有强制性地要求幕府官员子弟入学。但此时，昌平坂学问所已经放宽了听讲者的范围，由原来的“士大夫及其子弟”扩展为“有志听讲之辈，贵贱不限”。1867年，昌平坂学问所放宽和降低了招生对象的入学年龄，由14、15岁降低到8岁，学生人数大增。

（二）藩校

藩校是地方上的官立学校，由各藩为本藩的武士子弟而设，主要培养藩政统治所需的人才，由各藩独立经营管理，但是一直以来将昌平坂学问所作为发展的风向标。基于19世纪前半期的社会现实，各藩为解决藩政困境、富国强藩、殖产兴业，开始大规模建立藩校，以培养各藩发展所需要的实用人才。从1804年至1867年的64年间，各藩共创立藩校100余所，与18世纪日本各藩建立的藩校总数量持平。到明治维新前，绝大多数藩都成立了藩校，此时藩校的教育重点仍然是藩内的武士子弟，并强制要求适龄武士子弟入学接受教育。但出于挖掘和培养藩内的治世人才，藩校也开始向接受平民子弟。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为了招募兵员的目的，允许平民子弟入学的藩校数量激增，甚至一些藩校除了接收7、8岁的儿童入学外，也开始吸收成人入校学习。

（三）寺子屋

寺子屋是江户时代普及度最高的初等教育机构，大都由庶民阶级开办经营和担任教师，也有部分是由武士、神官和僧侣等开办经营。幕府和各藩的一直默许和鼓励寺子屋的发展。进入19世纪后，出于对民众教化的需要，幕府继续通过表彰等手段，控制寺子屋的道德教化。尤其是在天保改革中，幕府对直辖地内的寺子屋教师颁布了关于教育上应以训育为主的指令，同时表彰优秀教师，给予特殊待遇。获得表彰的优秀教师可以享受武士阶级的特权待遇，可以像武士那样称姓带刀，还可以提拔为官。

（四）乡校

乡校是专为农民子弟设立的教育机构，又称为乡学、乡学所、乡学校等。19世纪前乡校只有约40所，而且主要是18世纪末建立的，但截至1867年，日本全国开设的乡校达到111所，其中1830年至1867年间开设了78所，占总数的70.2%。乡校只招收平民子弟入学，入学年龄为7-8岁。

五、水户学中近代国家主义的萌发

水户学是在水户藩编纂《大日本史》过程中形成的学派，以朱子学为中心，综合了国学和神道。前期水户学以德川光圀为中心，追求以往历史的大义名分，主张尊崇皇室和建立封建秩序，这成为水户藩重要的精神支柱。水户学的代表性学者有集合在史局的安积澹泊、栗山潜锋、三宅观澜等朱子学家。到了幕府统治末期，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水户学在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的支持下成为幕末政治运动的思想支柱，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代表人物有藤田幽谷、藤田东湖、会泽正志斋、内藤耻叟、栗田宽等，一时成为尊王攘夷运动意识形态的支柱。水户学者藤田幽谷提出神人合一的思想，即天皇是天，是神的血统，这四海万国都是在天皇统治之下的“神州”。

水户学作为江户时代后期出现的学问之一，主要通过水户学者开办的私塾向民众进行传播。私塾教育是塾主学识和主观意识的集中体现，所以水户学者主办的私塾内其教育思想和内容融合了水户学派的主要思想和政治主见，其教育目的和教育活动方向深受水户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