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教育空前发达，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高较高，但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等却显得那么的不协调，对学生的教育应该怎么进行，是每个时代都要回答的话题，以史为鉴，对比现在，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好多东西。
教育不仅是学校的问题，更是家庭的问题，还有社会的问题。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其成长生涯中扮演的角色特别重要。
胡适母亲每天天不亮就把小胡适喊醒，说其昨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其认错，要其用功读书，说到伤心处，自己往往掉下泪来。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母亲管教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严格的家教影响了胡适的一生，使其终身受益，并终有所作为。
而梁实秋的母亲教育孩子却实行温情加吓唬政策，她督促孩子用*学功**习时，不准他们淘气，手里总握着笤帚疙瘩或是掸子把儿，做威吓状，却从来没有实行过体罚。
孩子在家庭受到严格教育，在学校也是这样的，甚至更严，但也没有见哪位家长到校找过老师闹。
以民国清华学校为例，学校管理较严，学生犯错要根据轻重进行不一样的惩戒。思过是最轻的惩罚，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幸免。潘光旦就被记过一次小过，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当场查获，当时末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潘光旦以为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从不讳言。
清华学校连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理由是：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轻人血气末定，看了要出乱子的。
梁实秋有一次在一家小书店买了本《绿牡丹》，晚上躺在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第二天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捡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工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好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书禁**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坐静**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有了记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的大铜墨盒。
严格的教育使学生们受益匪浅。梁实秋也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
教育孩子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配合协调。作为人生导师的家长，不能纵容孩子，不能包庇孩子，才能成为合格的家长。作为教师，要无保留的传授知识，并把爱贯彻其中，这样才能受到尊敬，才能真正传承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