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说法， 其组成一般可分为两部分，分别是给事中和御史。而这，其实也只是一种较为狭义的说法，如果广义来说，除了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以外，都察院的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甚至各地的巡抚、巡按都有谏言之责，总数约在200左右。因此其组成和人员的维度十分广阔，而这就构成了明代社会特有的言官监督体制。
这一监督体制，在明代绝不仅仅是监察百官那样简单，建言、封驳、纠劾皆是其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从这一点上来看，言官制度本应该是一股左右朝廷廷议的重要政治力量，"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贤佞"皆归言官所管辖。
而且，由于统治者本身的刻意为之，言官又有着"位卑而权重"的特性，因此，这一制度应该对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保证政治态势的清明有所裨益。然而，事实上这些言官群体在中晚明时期有着更为复杂和混乱的政治选择，尤其是在宦官专权的格局形成后，一些言官与之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合作状态，甚至有部分言官庇护于宦官势力之下，成为其诘难政治对手的帮凶和爪牙。尤其是在成化年间，这样的政治倾轧和媾和的两面性就更加明显，今天我们就以此为中心，讨论宦官专权格局的形成与言官制度衰弱的根本原因。
一、明代言官体系的形成
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由于早年间经历的元末饥荒，对于文官贪赃枉法之举深恶痛绝，在建国之前就十分重视御史的监察作用。在其治下，就已经建立了御史台这样主管监察之责的机构：御史台设左右大夫从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从二品，治书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可以说，此时建立的御史台，就已经有了明代言官机构的最初形态。
而前文所说的给事中，则是明初建国之后才另行设立："定设给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给事中，在此时所设的给事中，还没有明代中期所特有的监察之职，不仅分属六科所管，而且只能"看详诸司奏本及日录旨意等事"，是一种只用于记录案牍、文书的普通文官。
给事中、监察都御史等言官的品轶和职责，在明初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曾经经历过多次更改和转变，不过言官的选拔和任用的原则，却一直在逐步加强，这即是所谓"论思献纳侍从之任，激浊扬清台察之司，此数者朝廷之要职也，至于绳愆纠缪、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难其人，抗直者或过于激异，懦者又无所建明，必国而忘家，忠而亡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赖也"。
明初，由于文教未兴，言官的选拔和考比多有赖于洪武帝个人的考虑，因此，其人员的组成极为复杂，除了新科进士可以进为言官之外，知县、秀才甚至举人、监生乃至一地学社之教官，皆可以为言官。
而到了成祖时期，言官的任用更加严苛，无品级的小吏不能任科道官。至明宣宗时期，新科进士入言官的可能也被断绝。这样的制度，其实皆是为了强化言官的质量，对这些身居"朝廷之要职"者，明代君臣的重视可见一斑。
不过，与重视程度相反，明代言官的品秩皆不算高，除了都御史为正二三品外，其余言官皆为七品小官，"位卑而权重"时明代言官的一大特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统治者的另一考虑：品秩较低，则言官在上书言事之时不必因品秩而起得失之念，而权重，则确保言官言事可以师出有名，不必因为所辖范围过低，不能对朝廷行事有所节制。
二、明代宦官势力的崛起与言官体系的崩塌
与言官体系一道崛起的，是明代的宦官势力。汉、唐、宋三代，皆有宦官干政之祸，正因如此，吸取前朝教训之后的洪武帝，为了防止阉宦之祸的肆虐，在明初曾经对宦官进行了严密的控制，洪武年间的宦官，不仅不能兼任文武官衔，甚至不得识字。这样的政策下，胸无点墨同时又手无缚鸡之力的宦官想要崛起，自然成了不可能之事。
然而，洪武帝最终也没有料到，自己对于宦官的防范之法，却被自己率先打破。洪武一朝，为了进一步扩充宫人规模，朱元璋曾经多次增设宦官，洪武十五年一次性扩增宫人三百六十一名，而更为讽刺的是，为了减少各地武将勾结的可能，他还曾经多次指派内侍官充任监军。
到了成祖时期，这样的事情就更加普遍，"永乐元年，遣中官侯显等使外域。三年六月，遣中官郑和等率兵二万七千余人，遍历西洋诸国。"我们所熟知的郑和下西洋一事，正是这一时期宦官参政的重要表现。
事实上，除了明面上的宦官势力以外，洪武、永乐两朝，以宦官为基础设置的机构开始真正成型，十二监、四司、八局自永乐朝几成定制，这些由宦官直接统领组成的衙门，是明代君王统治意志的直接体现。在这些机构中，无子嗣存续的宦官，天然与皇权绑定，这也是为什么明代君主重用宦官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君主的强势地位，宦官只是参政却无力干政，明初君王几乎是以自身的力量压服宦官势力，在这些强势君王的统治下，这些宦官并无真正崛起的可能。然而，事情的转折发生于英宗时期，这位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的君王，幼年登基称帝，因此权柄为太皇太后张氏和辅政的三杨所暂摄。
随着其年岁渐长，英宗皇帝对于其处境也逐渐感到不满。此时，一直侍奉其左右的宦官王振成为其最初的支持者。在《明史》中，对于这位后来的大太监，史书也有着较为中肯的评价，称在英宗年幼之时，正是他，"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弊。"
在王振崛起的过程中，言官集团并未成为其阻隔，相反，被历代皇帝寄以厚望的言官中，开始发生了实质上的分化。
右都御史陈智倒向了王振一边，借口大臣张辅外出回京奏事稽延，弹劾"科道不举奏"一事，最终导致御史、给事中皆被杖二十。
御史、给事中被杖责一事，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自此，原本游历于朝臣体系之外的言官，开始成为王振*压打**的对象，而前者在这样的拉拢与*压打**中也逐步沦为其擅政干政的工具，《明通鉴》记载"自是言官承振风旨，屡摭大臣过，自公、侯、驸马、伯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劾，或下狱，或荷校，甚至谪戍，殆无虚岁"。
而对于那些尚未低头的言官，王振的所作所为更加令人发指，《明英宗实录》记载"巡按御史汪澄、柴文显剿贼不利，下法司狱，文显及澄具论失机，上命磔文显，籍其家，斩澄于市"。而对于汪澄、柴文显之死，《昭代典则》给出了极为肯定的说法，称"盖因王振当权，所恶者御史之官，故尽杀之"。
从这一点上来看，言官"位卑而权重"所招致的祸端开始一一呈现：因权重被擅权者所忌惮，不免加以诋毁和威胁；因位卑被肆意报复屠戮，而无从反制。
三、言官体系在宦官擅政之时失效的原因
这样的事态，因"土木堡之变"而戛然而止，也先入寇，英宗亲征，继而土木堡之战明朝惨败，致使王振军中被戮，英宗被擒。但是，宦官*政专**的局面却并未最终了结。成化年间太监汪直统领西厂而群臣惴惴，正德一朝刘瑾擅政致使八虎为乱，及至木匠皇帝朱由校继位之后，魏忠贤成为天启年间最令人噤寒的宦官头目。可以说，明朝宦官干政之事，自英宗之后就再无停滞之日。而原本被当做国家柱石的言官体系，又为何无从发力呢？
《玉镜新谭》曾对此有着类似的感慨："夫国有权臣，朝无善政，自古而然。若我圣祖定官制，三台六部，九列西垣，各有所司，惟台省专任言责，上下悉繇之举初焉。于是大权不使一人独擅，三百年来无莽、操之祸。虽首揆以票拟之重，只系纸上一言耳。唯其宦官，不能制之，皆繇出入内廷，日侍御前，凭作威福，玩弄事机，外廷可执事孰敢与之抗乎?"笔者认为，原因一共有三：
一来，古代皇权本身为封建统治的基础，而宦官干政的出现，实际上是皇权不兴之时的一种代偿作用，明代皇帝们或有意或无意的成为了宦官们最强有力的背书。
这些皇帝虽然大多昏聩，然而对于臣子来说，*制专**皇权之下，以臣子身份抵抗天子威权，并无真正可行之处，相比于擅政朝臣，这些宦官们更像是皇权体系在面临威胁式针对朝臣政治诞生的天敌，这些异化为九千岁的宦官，"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即使如魏忠贤一般"口含天宪，手执王爵"却依旧只能忠诚事主，从亲疏关系和威胁程度上来说，对皇权更具威胁的反而是那些大臣。
其次，是言官体系本身的权利赋予问题。在前文中提到，言官位卑而权重，但这种权重却只能体现在"直达天听"上，这种对于朝臣的监督作用想要发挥实效，仍然需要通过谏言和弹劾，与其余朝代相比，这种监督之法并无任何进步及革新之处。
在皇帝并未怠政之时，这些奏折所言事项，尚可以成为他们迫使皇帝重视的手段，然而一旦出现如万历皇帝那般数十年怠政的情况，这一体系的坍塌也就可想而知。从这一点上来看，这种名为监察的言官制度，仍然未能超脱于皇权至上。
最后，文臣与皇权的龃龉同样是这明中期监察机制无法制约宦官擅政一事的原因。明代自英宗朝起，因为*党**争及政见不同而爆发的政治倾轧从未消失，尤其是在嘉靖朝，更是如此。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内阁首辅们渐次登场，却很少能为朝廷风气的整肃起到真正的作用。
相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下，皇权屡屡受制，以至于后者不得不再次依靠宦官来*压打**前者。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原本应秉持中立的言官们也不得不表明各自的立场，在这种局面下，所谓的监察也就成了彼此间政治倾轧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制约之说，自然无从谈起。
四、结语
明代言官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最完备、最可行的检查机制得以确立，然而其履职手段和方式却并未超脱于前代。而自明中期开始，随着帝王对于朝臣之间的*党**争越发厌恶，言官也从原先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清流开始变得逐渐异化。
在这样的局面下， 随着宦官势力的逐渐登场，言官作为明代政治制度中的一道阀门，再无力对皇权以及朝臣进行抑制，反而成为了明代*党**争过程中的先锋。可以说，正是这种出乎意料的异化情况，葬送了言官体系正常运作的可能。
参考文献：
1、侯明：《明末言官集团分化的原因》，《社会科学辑刊》1991 年第 4 期。
2、赵兴元：《中国古代宦官是非论—以明代成化年间宦官活动为例》，《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四期。
3、蔡明伦：《论明中后期言官的蜕变》，《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5 期。
4、蔡明伦：《明代言官群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