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上古男神 (华夏正史十大男战神)

公元前 238 年(即秦王嬴政九年),嬴政二十一岁。按照秦 制,他该亲政了。在这之前,他还要经历一个加冠和佩剑的仪式。

加冠,是古代中国从西周以后就确立的一项重要礼制。当时 的人认为,男子二十岁才算成年,才能取“字”,才可以任职当 官,生养子女。因此,在二十岁时需要举行隆重的仪式,由长辈 为他们戴上特制的成人帽,称为“加冠礼”。而国王的加冠礼, 则意味着从此以后,年轻的国王就要走到前台,执掌大权,亲临 朝政。

佩剑是秦国特有的礼制。在当时,剑是表示身份地位的一个 重要标志。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佩剑的。对于 成年人佩剑,秦国历史上一直有十分严格的规定,直到公元前 409 年(秦简公六年),才允许“吏初戴剑”,至于国君,也只有在举行了加冠礼之后,才能郑重地将剑佩在身上。

四月,已到法定亲政年龄的嬴政从咸阳抵达雍城(今陕西凤 翔县城南)。雍城地处关中平原的西端,是秦国的旧都。从公元 前 677 年(秦德公元年)到公元前 383 年(秦献公二年)的二百 九十四年间,秦国的国都一直在此。后来,秦都东迁到栋阳,继 而又迁至咸阳,但雍城并未废弃。秦国的一些重大典礼,如祭祀 祖先,都到雍城举行。历代国王及后妃死后,也大都葬于此地。

己酉日,嬴政在雍城举行了隆重的加冠和佩剑典礼。

然而,加冠仪式刚刚完毕,悠扬的乐声似乎还回响在耳边, 咸阳方面就传来了嫖毒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

爆毒是邯郸人,与嬴政的母亲——太后同乡。嬴政母亲原为 吕不韦在邯郸时的旧情人赵姬。庄襄王子楚死后,身为太后的 她,独处后宫,寒食孤枕,于是与吕不韦鸳梦重温。然而,随着 嬴政一天天长大,太后仍然淫乱不止。吕不韦恐怕事情被发觉, 灾祸降到自己身上,就私下将阴茎粗大的嫖毒作为门客,时常放 纵其淫乐,要嫖毒用他的阴茎贯穿着桐木做的小车轮行车,并让 太后知道这件事,来引诱太后。

太后听说后,果然想要暗中得到他。吕不韦就进献嫁毒。但 嫁毒与吕不韦不一样。吕不韦身为仲父,容易进出后宫,而爆毒 有何理由进入后宫呢?

吕不韦与太后商议后,以罪判谬毒受宫刑。又买通行刑的 人,仅拔去嫖毒胡子眉毛,随后将其送入宫中,侍候太后。这 样,假宦官嫁毒就常随太后左右。太后非常喜爱嫁毒,两人便恣 意淫乐。吕不韦则从太后的卧榻旁抽身而退。

不久,太后有了身孕,为防止别人知道,于是就搬到了雍城 去住。雍城,这座经过近三百年经营的秦国旧都,其气派远比后 来兴建的咸阳大。据现在考古学家在雍城遗址发掘出的遗物判 断,雍城宫殿建筑优于统一前的咸阳,不少装饰均是咸阳没有 的。雍城在生活设施上相当齐备,不仅有繁荣热闹的“直市” (即商场),还有储蓄冰块的“凌阳”,即冰窖。据对这个“凌阳” 遗址的测量,其容积达一百九十立方米。这是个具有相当规模的 地下冰窖,可供特权阶层消暑之用。

在雍城,太后与谬毒更加放纵于声色,尽情地享乐,并生下两个儿子。在太后的指使下,媛毒被封为长信侯,赐予山阳之地 (今太行山东南),作为衣食租税的领地。以后又将河西的太原郡 (今太原市附近一带)封给嫖毒,更名商国。

然而,修毒并不满足于从太后那里得到赏赐,而是抓住一切 机会攫取权力与财富,处处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在商国修建了宫 室、苑圃,置备了马车、华服,还蓄养了数千名家僮,铸造了一 千多个金人。在宫中,“事关大小皆决于嫁寡”。

谬毒在秦国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 可与丞相吕不韦相抗衡的势力集团。当时魏王欲改善与秦国的关 系,孔子的后裔子顺为其出谋划策说:“如今秦国全境大小都在 说:'某某是谭氏一边的人,某某是吕氏一边的人。'可见,秦 国上层形成了吕不韦和嫖毒两派,这连一般百姓都清清楚楚,大 王何不利用这个矛盾,拉拢谬毒,从而联合秦国呢?”

从这可以反映出谬毒权势之盛,名声之大。随着嬴政逐渐成年,修毒与赢政之间的潜在矛盾趋于明朗。娉毒知道,自己 身为宦官,干政问事实属违制。至于与太后私通,更不会为嬴 政,为秦国宗室、大臣所容忍。于是,他就着手准备篡夺秦国 的最高权力。修毒曾跟太后密谋说:“大王如果死了,就用我 们的儿子继位。”

媛宴渐渐网罗了一些死*党**,主要有:卫尉竭,负责宫廷守卫 的官员,即皇家禁军的指挥官。如此要害的部门被爆毒控制,可 见其危害性有多大;内史肆,为掌管京城地区行政和军事的长 官,这也是一个对国王的人身安全有着重大影响的官员;佐弋 竭,一位武官;中大夫令齐,是国王的咨询顾问。

在嬴政去雍城加冠前不久,有人告发说:“嫖毒根本不是阉 人,常常与太后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都把他们藏匿了起来。 媛妻正在策划废掉秦王政,另立他与太后所生之子为王。”

得到这个消息,秦王政当即下令追查嫖毒及其阴谋。媒毒狗 急跳墙,趁嬴政赴雍城行加冠礼之际,盗用秦王玉玺,征调县 卒、卫卒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杀害秦王政。

接到报告,嬴政迅速命左丞相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兵从雍城赶 赴咸阳。谬奇叛军尚未离开咸阳,就被从雍城开来的秦军包围。 经过一场激战,叛军被斩数百人,其余四处溃散。谬毒等在混乱 中逃逸。

秦王政回到咸阳,对平定叛军有功者按功劳大小称爵,宫内 宦者参加平叛战斗的,也都拜爵一级。嬴政又下达命令:“凡能 生擒母毒的,赐钱一百万;击毙嫁毒的,赐钱五十万。”

这年九月,嫁毒及其死*党**全部被捕。谬毒与卫尉竭、内史 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多人,或被枭首,或被车裂,并 遭灭族。对于上述主犯的门客以及参与叛乱的,罪轻者处以劳役之刑,其余则被夺爵流放。

初掌朝政的秦王赢政,以其临危不惧的气概与刚毅果断的作 风,彻底平定了嫁毒之乱。

秦王政在处置媒毒势力集团的同时,也向吕不韦开了刀。具 体时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是在秦王政十年(前 237), 也 就是平定裁毒之乱的次年。而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秦王政 在其九年四月赴雍城加冠以前,已开始调查嫖毒的罪行,并牵连 到了吕不韦。由《吕不韦列传》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压镇**嫁毒 的叛乱活动中,秦王政起用了左相昌平君和昌文君,而没有让声 名赫赫的右相吕不韦出马。

于是当谬毒之乱被平定下去后,吕不韦也因连坐被免去相国 一职。吕不韦为何受牵连,《史记》没有明言,但从《史记》 上下文以及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况看,似乎不难寻找到答案,由于 假宦官嫁毒是吕不韦一手炮制出来的,按秦法规定,任人不当 者,要受处罚,作为嫁毒的荐举人,吕不韦当然难辞其咎,另外,或许吕不韦与太后私通一事也已败露。

总之,《史记》告诉人们,吕不韦是受连坐而被罢相的。 也许,当初秦王政正是如此宣布的,而司马迁不过是做了一个实 录。然而,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在秦王政罢吕相的背后,实际 上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这有必要追溯到嬴政亲政前一年,秦 国发生的一件事。

秦王政八年(前 239) 的一天,在咸阳的市面上,公布了一 部书,这就是吕不韦组织其门人编写的《吕氏春秋》。在将此书 公之于众的同时,吕不韦还贴出了一张告示,内容为:

欢迎对拙著给予指正,谁若能增、损一字给予千金的赏赐。

城门边上果真放着一堆黄灿灿的金子。吕不韦的这一举动, 好比在平静的湖面扔进了一块巨石,整个咸阳城的人心,都给拨 动了。千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按以后秦王朝统一度量衡之 后的标准,一镒(二十两)金子为一金,千金就是两万两金子。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商鞅变法时秦国统一的度量衡为基础而 加以推行的,故前后的差别不会很大,甚至可能是一致的。吕不 韦以如此巨大的金额来奖赏能增、损《吕氏春秋》一个字的人, 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咸阳城里,人们是如何奔走相告,议论 纷纷的;在公布《吕氏春秋》的市面上又是怎样地人头攒动, 争相阅读。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激动的人心渐渐归于平 静,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可以增、删这部书的一个字。 难道《吕氏春秋》真的是毫无瑕疵,连一个字都无法更改吗? 或者是咸阳城里人们都不行,没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来挑这部书的 毛病?都不是。事隔三百年后,汉代的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吕不韦权势炙人,以他的名义公布的这部书,即使有人能挑出它 的毛病,但有谁敢公开指出呢?王充之后一百多年,有一个叫商 诱的学者,就挑出了《吕氏春秋》中的十一处错误,它们有的 是字、句和称谓的错误,有的是事实上的出入。用现在的行话 说,这些都属于“硬伤”。

那么,吕不韦为什么要“千金悬赏”呢?

显然,对于政治家吕不韦来说,“千金悬赏”绝不是一个学 术行为,想寻求什么一字之师,而是一个带有明确政治图谋的举 动。又由于此举恰好赶在秦王政亲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 同寻常的意味。吕不韦的真实意图,推测出来,不外乎两点:

一是测试一下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看究竟有没有人 敢于向自己提出“异议”。这大概可以帮助即将结束“辅政”历 史的吕不韦,调整和确立今后的政治策略。如果人们都是缄口不言,这在无形之中又起到了强化自己威势的作用。

二是为包含着自己各种见解和主张的《吕氏春秋》制造舆 论声势,扩大影响,并最终影响秦王政。如果年轻的国王能够接 受自己的主张,那么今后自己在名义上虽不再“辅政”,可在实 际上,还将继续发挥辅政的作用。

吕不韦的前一个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后一个目的却没 有。如果将《吕氏春秋》与秦王政后来的政治实践及思想倾向 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差异。

在统治方式上,吕不韦主张德、刑并用,礼、法兼施,而秦 始皇则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在世界观上,吕不韦基本上不迷信鬼 神,而秦始皇却非常迷信,还幻想成仙。吕不韦主张“迁欲”, 既肯定*欲人**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对纵欲,秦始皇则是一个挥霍无 度的纵欲主义者。在君主用权与个人作风方面,吕不韦既主张君 权,又反对君主独断,希望君主能在大权独揽的前提下,拱手无 为,由臣下进行具体操作。而秦始皇则是独断专行,对臣下持不 信任态度,处处提防,事必躬亲。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吕氏 春秋》主张“顺民”、“爱民”、“宗族之本在于民”,君主要能 上下通达,让人们说话,而秦始皇则视民众为草芥,任意驱使, 又听不得不同的声音,钳语、焚书、坑儒。

上述差异虽然是在以后才逐渐呈现,但根子应该在赢政亲政 前即已埋下。为嬴政不能接受的,除了这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 点外,还有吕不韦在该书中时常摆出的那种比帝王更英明,不时 要对帝王进行谆谆教诲的模样。《恃君监•骄恣》中说:“*国亡** 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断,轻物 则无备。无备招祸,专断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 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招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或许,年轻的赢政已经萌生出“骄恣”之态;也可能,吕不 韦对嬴政日后的暴虐行为,已有某种预感。但无论如何,吕不韦 事与愿违。

秦王与吕相的矛盾,既有个人感情上的纠葛,又有王权与相 权之间的冲突,还有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以嬴政后来专断、骄横 的个性,他是绝不会接受以“仲父”和导师自居的吕不韦的摆布 的,也不会与吕不韦分享权力。因此,在解决嫌毒的问题时,嬴政仍不失时机地乘势扳倒了 这位注定不为自己所容的人物。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之争。吕不 韦开始被免除相权,但仍然是文信侯,并拥有洛阳十万户领地。 战国后期,秦国给功臣和贵族所赐的封地,都是供给衣食税收的 领地。领主不必亲自到达那里,而只需居住在京城,坐食领地上 的收入。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吕不韦接到秦王政的命令:“就 国河南。”秦王要吕不韦离开京城搬到河南洛阳的领地。

一年多以后,在通往洛阳吕不韦领地的道路上,不断地来往 着各国的宾客。这让秦王非常不满,又给吕不韦下了道诏令: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 仲父,令你与全家徙居蜀地。”

迁至蜀地的吕不韦,于公元前 235 年(秦王政十二年),饮 鸩而死。然而,风波并未就此平息。吕不韦在蜀地下葬后不久, 他的尸体被人窃走,并不远千里地运到洛阳北邙山下,重新埋在 吕不韦从前的领地内。这“窃墓” 一事,是由吕不韦生前的门下 舍人、宾客和忠于他的故旧干的,其人数有数千人之多。秦王得 到这一消息,十分震怒,发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处罚令:

“凡参与窃葬的非秦国人,全部逐出秦国;是秦国人的,并 且爵位在六百石以上的,处以削爵、流放之刑。未参与窃葬、爵 位在五百石以下的原吕不韦舍人,不夺爵,但要流放。”

这道命令便彻底清除了吕不韦势力集团。

秦王政在解决嫖毒问题时,不失时机地扳倒了吕不韦,以后 又步步紧逼,直至将吕不韦逼到绝境,并最后彻底地将吕不韦集 团清扫干净。在这场残酷的权力之争中,有一点要注意,这场权 力斗争一经爆发,并没有出现常见的那种两强相争、互相拼杀的 状况(如前面赢政与嫁毒的争斗),而是以一方逼杀,一方退让 完成整个过程。

争斗中的一方——吕不韦,从被免去相国,到“就国河南”, 继而迁徙蜀地,最后饮鸩而死,一直“逆”来“顺”受,未加抗 争。从当时吕不韦所拥有的威望和势力看,他未必不能和秦王做一番较量,然而他没有。这或许是为了顾全秦国国家利益和统一 事业这个“大局”,也可能是因为忌于骨肉之亲。总之,他没有 选择抗衡和相残的对策。

从吕不韦试图影响 赢政, 奠定秦国未来的政治策略,到甘愿 退出政坛,最后以自尽了断,这一转变和结局,既出于无奈和失 望,又多少包含了长者(同时也是智者)对下辈的一种忍让,并 多少表露出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气度。

而斗争的另一方一秦王政,则表现出残忍无情、自负独尊 的品性。从那张给吕不韦的诏书,可以看出秦王政欲加之罪,何 患无辞的居心。“君何功于秦?”如此质问,如果是发于吕不韦 初为相时,还有些道理。但在吕不韦已任三朝相国,并将秦的统 一大业进一步推向前进之后,谈吕不韦无功于秦,显然是无视事 实。“君何亲于秦?”这样发问也不近情理。如果吕不韦 真是嬴 政的生父, 嬴政知 道这么回事, 那赢 政如此说话,表明他是毫不 顾惜 骨肉亲情的。如果吕不韦不 是赢政 生父,但看在吕不韦立子 楚为嫡嗣的分上,也不该把话说得如此绝情。否则,秦王的宝座 怎么能轮到你赢政来坐?当受人歧视。

秦始皇幼时受人轻视,是有根据的:当年秦、赵两国交恶 后,子楚即随吕不韦逃回秦国,而嬴政母子则寄居在赵国。既然 是寄人篱下,嬴政母子就难免受人轻视,甚至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行事,忍气吞声地生活。后来回国后,嬴政继承王位,但身为太 后的母亲(即赵姬)却长期与吕不韦、嫁毒私通,欲火炽盛的 她,自然很少给予嬴政以母爱。

因此,郭沫若又进一步分析说:“这样身体既不健康,又受 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为了图谋报复,要建立自己的威 严,很容易地发展向残忍的一路……’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 种精神发展的表征。”

郭沫若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对秦始皇所做的分析,或许有 助于我们认识秦始皇个性的形成。概而言之,幼年时的嬴政身处 异国他乡,遭人冷视,备尝生活的艰辛,以致在生理上留下缺 陷;回国即位后,孤寂的心灵仍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亲情的滋 润,而母亲的所作所为,又滋长了他仇视和嫉恨的心理。这一 切,对他日后形成孤僻、多疑、独断、残忍的个人品性和征服一 切、占有一切的强烈欲望,有很大的关联。

秦王政在亲政之初,便勇毅*敢地果**平定了螃毒之乱,清除了 吕不韦集团的势力,同时恭露出了其独断专行、残思、恭虐的个

人品性,这种人性素质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联。而吕 不韦大集群儒而作的《吕氏春秋》,企图把它作为新时代的政治 纲领,但终因秦王政的拒绝而失败。吕不韦本想培养出一位完美 的君王,结果却事与愿违,最后在无奈与失望中自尽。

又是什么使他的良苦用心失败的呢?言传不如身教。吕不韦 与太后的暧昧关系,又因招进修毒而更趋复杂,使“仲父”的权 威在少年赢政心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但如果是你处在吕不韦、太后与嬴政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中,你 能怎样?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有谁能解得开这个人性的死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