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艺谈‖杂花生树独占芳菲—关于中国花鸟画史的随感(一)

名家艺谈‖杂花生树独占芳菲—关于中国花鸟画史的随感(一

名家艺谈‖杂花生树独占芳菲—关于中国花鸟画史的随感(一

右起;萧海春、周卫平、平豪(2003年摄于黄山)

名家艺谈‖杂花生树独占芳菲—关于中国花鸟画史的随感(一

萧海春;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导,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特聘教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上海文史研究馆 馆员,上海文史研究馆工美研究社社长,上海市突出贡献专家协会会员。

名家艺谈‖杂花生树独占芳菲—关于中国花鸟画史的随感(一

萧海春/文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四季轮回的花开花落,周而复始绵绵无尽。

历代文人常借草木来言情,赋予它人格以抒怀。譬如屈子喻香草为美人来佐证人格的高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位有“香草癖”的大诗人,恨不能让那些香草佳卉装点全身,以“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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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鸾;工笔画(唐代画家)

那些寄情草木的作品有担当和承载。自然草木始终与人类相依相伴。在人类文明史里,那些无性的草木和有欲性的人类就互为依恋而交织着,并构建成一条韧度极强的绿色链子,联接他们间的生存状态,述说着文明的演进史,并为民族文化精神注入了清新的凉意,高古而幽远。

如果人类没有红花绿树护佐相伴,那么人的诗意生活和放情抒怀又从何谈起?创造又缘何而成?

(一)

我们可以在传世名迹里看到以草木寄情的画作,而且在唐五代的乱世里已相当成熟了。在相对偏安的西蜀和江南后唐的宫墙里,画师们以物象的法则随类赋彩,孜孜不倦地用画笔来颂扬那些寻常草木的艳姿和性情。所谓祥瑞富丽的宫廷趣味的“铺殿花”、“装堂花”样式,装饰在宫苑的娱乐场所,那些活色生香的草木被达官贵人赞赏或题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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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荃工笔画(西蜀宫廷画师)

当时活跃在西蜀宫廷里的职业画师黄荃注重写生,以富贵工丽的样式被世人追捧。而后唐宫里的徐熙却以活脱简逸的所谓“落墨”法被后主珍赏。“黄荃富贵,徐熙野逸”,是当时人遵从的审美法则。这两者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别,不仅是在选题和技法上的差异,这一评价体系在今后花鸟画史的展开中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黄荃祥瑞富丽的审美样式在主流画史中占据正统优势,尤其在北宋徽宗皇帝领导的画院体系里被得到提倡,后在南宋新都临安的西子湖边结出硕果。宋人的院体花鸟画在现今仍被人们尊奉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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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熙;工笔画(五代花鸟画家)

而水墨写意派的徐熙画派只能在私人或非主流的民间圈子里传授,由“落墨”发展为“没骨写意技法”为北宋文人画提供了实践的保证。

苏东坡才艺卓绝,提倡水墨写意精神,视“唯形”是儿童的见识。宋代文人智慧地选题梅竹木石来表现文人高洁的胸次,尚意的写法在文人墨戏的圈子里慢慢地突破了“唯形”的牢笼。文人占据了翰墨场的高地,他们的墨戏状态不仅在于为洗脱院体画的过度的脂粉而不遗余力,更重要的是为文人写意画进入画史的正题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尚意的写法在南宋的水墨苍劲的助推下,“唯形”的笼子被实践所突破。梁楷和法常的画作带有禅意的张狂,那是南宋的精神状态。法常冷峻而孤寂的独特视角,形骸简逸的花果墨味清冷,似乎让观画者隐隐感知到那种冷漠所呈现出南宋末日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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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花鸟画(明代画家)

但他们的画作为元代水墨写意提供了样本,而且给明沈周拙朴的花果写生技法直接起了借鉴作用,并对青藤白阳的水墨写意产生巨大的推力,尤其是在天才的徐渭那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元代的山水画在画史上是又一高峰,但它的花鸟画也出现了新的高度。继承南宋花鸟传统的钱舜举是一位元初的大画家,他在赵昌写生传统上绝去“近世”、“浓艳”的刻画,简略造型,敷色淳雅,创造了一种拙朴简雅的花卉风格,洋溢着融融的淳古气息和纯净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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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选;工笔画(南宋末至元初画家)

钱选的淳古雅丽的传统似乎在明代陈老莲那里得到重续,古雅奇崛的风格不仅是老莲性情的折射,而且那种简古风格绝去清冷而呈现的是世俗的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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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元代书画家)

赵孟頫以天纵之才,提倡“古意”,强调“书画同源”,并力行水墨写意,创格墨竹木石,以纯熟自觉的书意笔法疏简了文同竹派的严谨的枝节,用闲雅高逸的气质构建了“四君子”文人的戏墨形式,成为文人娱性言情的可操作的样本。

在墨戏遣兴的风尚下,那些山水大家们也纷纷加入,成为水墨写意的主力,如高光恭、柯九思、吴镇、顾安、王冕等等,都是梅竹大家,在他们在案头或雅集的壁间留下可观的墨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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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梅花图(元代画家)

那些自娱性情的笔墨游戏到了明清更是精彩纷呈,大家辈出,无论题材、技法,还是诗画合一的样式,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

吴门画派的开拓者、山水大家沈周不仅是南宗山水的承继者,又是文人意趣写意画的直接传授者。南宋的水墨写意派的传统,在他的墨花写生中呈现出朴拙素雅的新格调,一改前朝的淡柔或清冷。

朴拙简约的写意笔韵,在某些方面较之他的山水画作似乎更为蕴藉。白阳山人陈淳在文徵明的提携下,他的花卉写意以灵变清脱的格调,写出生动雅致的杂花,散发出文人洒脱的情致。较之石田翁刚毅简拙的笔力,陈淳更多的是自信、放逸、空灵和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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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竹石图(明代书画家)

他的画作意蕴丰富,呈现出吴门文人闲适悠然的品质,透露出苏州人那种世俗享受的悠缓风情,绝去宋元文人画幽闭的心致,呈现的是文人自得淡然的世相。

陈淳的墨花游戏完整地构建了花卉水墨写意的样式,还拓展了形式多元的发挥,他的墨花常常在画卷中夹杂诗文题咏,诗书画合璧的自觉行为,真正形成了文人写意画的价值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代野逸的徐熙画派的墨色精神经过漫长的衍变,在明代真正成为画史的主流,也是文人士大夫成为写意精神的实际引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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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花鸟画(明花鸟画家)

嗣后的青藤道人徐渭,却没有吴门那些文人享受人世俗雅情的幸运。他身处晚明乱世中,天意莫测,命运悲惨,绍兴人刚执的性格迫着他走向偏执。他有骄纵的才情,刚猛极端的艺术品性,在命运的挤压碰撞间一任放纵,剑戟狂舞的笔趣在深厚的草书底蕴遒劲的助力下,逸出文人写意的樊笼,一扫淡静的守则。

徐渭放笔直抒“舍形悦影”,横涂竖抹,天惊地怪,率真无畏。郁勃之气超绝了南宋水墨写意派的猛气。从青藤的粗头乱服笔踪间窥见了徐渭缜密的心致,极速的笔势在水晕墨淹的润韵的映照下,蕴藉无穷,逸趣横生。

徐渭的大写意艺术是“拒媚”人格的张扬,是诗酒精神热力中的清醒,他笔下微弱的草木却激扬出淋漓酣畅的高亢。这是明代世相的一个极端,高扬与压抑张力下的水墨写意画似乎逸出了它能承受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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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花鸟画(明末清初画家)

清明易祚间,艺文才子迭出,真是乱世出英雄。那些失去故土的文人遗民,苦闷彷徨,多半遑遑不可终日,其中一部分人借艺自保,暂且为权宜之计,那些人群中就有八大和清湘,他俩在清代都是水墨花卉的大匠。

八大这位前朝尊贵的金枝玉叶突陷泥沼,屈辱的遭际使他自尊偏执的性格受到空前的压制,为制御外压和排挤,敏锐的内心得到病态的张扬,翰墨对手无寸铁的人来说,宣泄成为他唯一能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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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写意花鸟(明末清初画家)

我们从他荒疏清冷的画作中,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压力下的极度紧张,内力自抑的积蓄,那些惊恐不安的简厄形骸被情感的自制力有效地制控着,不露蛛丝,藏得深沉,那些草木鸢鱼似乎在限定空间里行止,不是在放情地鸢游或自由开放。在巨大外压和内抑的张力下,八大的苦痛以冷峻内蕴的风格凸显出寒意彻骨、莹然冰雪的意蕴。那种超级的内抑力似乎是董思翁冷逸美学的折射,也是被挫伤的自尊文人心致孤傲的体现。他的自制力有趣地把白阳、青藤二极的品格有效地纠结在一起。外在静寂和内心的激扬对立被一种高超的魔力统一在一起。(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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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海春《天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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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海春《得仙水能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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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海春《咏梨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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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海春《东风袅袅泛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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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海春《杂花生树独占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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