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岭南是曹魏和孙吴两国争夺的对象。因地利之便，孙吴统治岭南的时期相对较长。岭南是东吴财赋的主要供应地，也是其海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北人南迁、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孙吴政权实行的比较适宜的政策等，都是岭南经济得以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 岭南的农业、手工业、内外贸易等，在这个时期都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

东汉末年，由于宦官和外戚乱政，朝纲不振，民不聊生，最终酿成黄巾大起义。起义虽被皇甫嵩、曹操等残酷*压镇**，未能*翻推**东汉王朝的统治，却引致了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和东汉政权的名存实亡。中国进入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

这是秦朝统一中国四百年后，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全国大分裂。岭南在三国时期，是曹魏和孙吴两国争夺的对象。由于曹魏的统治区域主要在黄河流域，对岭南鞭长莫及，故孙吴才是岭南最主要的开发者。那么，三国时期的岭南形势是怎样的？岭南又是怎么走上发展快车道的？

一、三国时期的岭南形势

岭南地区受全国大势所使，处境艰难，匍匐夹杂于三国之间，以求生存。汉顺帝永和九年(124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趾刺史。汉末之时，曹操曾以汉献帝名义委派朱符为交州刺史。但朱符刻薄，鱼肉人民，被当地酋豪愤杀，造成州郡大乱。这个事件成为群雄争夺岭南的导火线。岭南后为士燮兄弟所占据。

士氏为苍梧广信(治今广西梧州市)人，为交州著姓，自两汉之际以来，世代仕于州郡，官至交趾太守。出身梧州广信的士燮以近水楼台之便，先机占领交州，并自署为交趾太守，同时表请诸弟分领合浦、九真和南海三郡太守，以其弟壹为合浦太守，二弟徐闻令士黄有领九真太守，弟武领南海太守。这样士氏四人各为四郡太守，从而完全掌控岭南，“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

曹操和刘表也想统治岭南。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命张津为交州刺史。刘表派遣赖恭代张津为交州刺史，以吴巨为苍梧太守。吴、赖二人交恶，互相争夺，削弱了刘表在交州的势力。曹操趁机任命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并领交趾太守，拜张津为交州牧。这样，士燮获得了合法控制交州的地位。建安十五年(210年)，交趾的州治移到番禺。

孙权在赤壁之战后，打败驻守荆州江夏的太守黄祖，解除了进兵岭南的后顾之忧，开始向南用兵，把势力发展到了今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区。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出任交州刺史。步骘恩威并用，士燮兄弟遂无奈“相率供命”。建安十六年(211年)，“由是岭南始服属于权”，“南土之宾，自此始”。岭南遂被纳入孙吴的统治区域。从建安十五年(210年)至孙权黄武五年(226年)的十多年时间里，步骘一直镇守着交趾。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汉末年以来岭南的涣乱局面，且为孙吴政权依赖海上丝绸之路联络南洋及其他地区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内部环境。

后孙权听取交州刺史吕岱的建议，把交州一分为二：以海东的南海、合浦、苍梧、郁林等四郡为广州，由吕岱任刺史；以海南的交趾、九真、日南等三郡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至是，则复举七郡之地，通以龙编为控制之所矣，可谓内地威柄之一振也。”黄武七年(228年)，改合浦郡为珠官郡。“孙亮复旧。先属交州。领县七。户口九百三十人。”

东吴政权还十分重视对海南岛的统治，在海南岛上保留朱卢县(东汉时改名为珠崖)的建置，归合浦郡徐闻县管辖。“珠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邀抚之。”可见，东吴政权对海南鞭长莫及。赤乌五年(242年)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以期打通经由海南到南海诸国的海上航线。由于斩获颇多，陆凯还得到朝廷的嘉奖，“除儋耳太守，讨珠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赤乌五年(242年)，复置珠崖郡，领朱卢、珠官两县。

这时，才真正控制了南岭以南的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和越南中北部地区，岭南基本都被置于孙吴的辖管之下。后又合并交州、广州为交州，由吕岱任刺史。 至此，孙吴政权北居江，南据海，疆域达到历史最大时期。 这在出土*物文**上也可以得到证明，在深圳发掘出了“黄武元年”神兽铜镜，是三国吴时的*物文**。

二、三国时期岭南经济开发的条件

曹魏和孙吴都曾染指岭南，但由于曹魏地处北方，又有长江及蜀吴在中间亘阻，无以长期立足，故岭南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孙吴治下。作为东吴战略大后方，岭南既是东吴财赋、兵员的主要供应地，也是其海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对东吴江左政权的稳固起着重要的作用。清儒王鸣盛对此评论说：“江左不可无蜀，亦不可无岭南”。在三国当中，吴最后*国亡**，孙氏在岭南的统治前后约85年之久，通过广大军民的辛勤劳动，岭南的开发在三国时期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北人南迁，带来了丰富劳动力

在岭南开发过程中，南迁之北方人是一个不能忽略的群体。汉末三国以来，战乱不断，很多中原人南下岭南，避*交乱**州。他们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促进了岭南的开发。据有关学者考证，汉朝末年到三国百余年间，迁居岭南的人口总数大致为778474人，比东汉增长60%。可以看出，南迁人口的规模还是很大的。刘备也曾准备南下投靠苍梧太守吴臣。黄武元年(222年)，岭南多未安辑，内难纷起。孙权地位岌岌可危，便卑辞致书曹操，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记载，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想迁移淮南人民，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恐慌，“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吴国初年出现了六朝时期第一次南迁高潮，当时江东混乱，曹操扬言要与孙权“会猎于吴”，导致人心恐慌，转而南徙者众多。刘熙、程秉、薛综等都是在这个时期由中原辗转迁入珠江三角洲的。

(二)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铁器在春秋时期出现后，逐渐被用于农业生产。随着北人南迁，铁器逐渐在岭南地区推广开来。 到孙吴时，铁器已经非常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 1983年3月，在广西贺县贺城乡寿峰村与莲塘乡永庆村交界的芒栋岭一带发现了两座孙吴时代的平民墓葬，出土随葬品79件，其中铁器19件，占遗物总数的24%。铁器所占比例之高，前所未有。铁器主要有锄、耙、锸、镰、刀、削、锯、铧等。它们的功能不同，主要用于松土、整土、收割、耕地等方面。铁器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以及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也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极坚固和锐利的工具，从而助推了手工业等生产门类的发展。

牛耕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孙吴时也曾大力提倡牛耕。对此，《晋书·食货志》有确切记载：

黄初二年(221年)，吴上大将军陆逊抗疏请令诸将各广其田。权报曰：“甚善。令狐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其劳也。”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

史料中的“八牛”和“四耦”是耕作方式。铁器和牛耕的大力推广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岭南先民征服自然的能力，他们以之砍伐森林，开垦荒地，犁地收割，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岭南的开发。

(三)适宜的政策措施

东吴政权在促进岭南开发方面也制定了十分适宜的措施。 一是增设与调整州郡县，一改东汉以来“一州七郡”之局面，于黄武五年(226年)析分交州为交、广二州。其中交趾以南的九真、交趾和日南三郡归交州管辖；合浦以北的郁林、苍梧、南海、高凉四郡归广州管辖。在广州之下，又增设临贺、桂林、始安、始兴、高凉、高兴、宁浦、珠崖等八郡；在交州之下新设新昌、武平、九德三郡。

这样就开创了“广州七郡”和“交州八郡”的新格局。二是开辟水陆交通线。陆路上主要是大庾岭路和桂阳道骑田岭路的开辟，通过这两条路把建康(治今江苏南京市)和江州(治今江西南昌市)、番禺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联接网络；水路主要是粤东航道的开辟。三是招抚诸夷，保境安民，使岭南出现了“海隅肃清”“商旅平行”“交域平泰”的昌平环境。四是编制户籍，安辑*亡流**。东吴初置广州时，曾将受降的溪洞越人如高凉县钱博部、仍弩部、黄吴部及浈阳县王金部等数千户编入所在郡县户籍中。

赤乌五年(242年)，东吴攻下珠崖和儋耳后，恢复建制，当地蛮夷土著成为编户齐民。五是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实行不同于江南的政策措施来刺激岭南的发展，如征天税，不用田租，只收土特产。六是修筑城郭，如广州治所番禺城、佗城、始兴城等，增强了这些城市的辐射能力。通过以上六项行之有效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岭南的开发进程，使岭南经济在三国时期得到了大发展。

三、岭南经济的繁荣发展

(一)农业的发展

岭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水充沛，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水稻与多种经济作物并重，是岭南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水稻种植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一年两熟”得到普及。《水经注·温水注》记载：“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广东通志·物产志》引郭义恭《广志》记载：“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故交州有三熟之禾。”可见，岭南地区还发展到了“三季连作”的复种水平。《三国志·陆胤传》载，三国吴时，苍梧、南海一带“风气绝患，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

经济作物如蕉、桑麻、荔枝等，其种植面积也得到扩大。晋人稽含所著《南方草木状》中记载的经济作物是十分多的，如：甘蕉、水蕉、甘薯、荷酱、茄等草类植物；榕、益智子、指甲花等木类植物；槟榔、荔枝、橄榄、龙眼、橘、柑等果类植物；思摩竹、沙摩竹等竹类植物。《岭表录异》载：“沙摩竹，桂、广皆殖，大如盆碗。”

《太平广记》载：“南海郡多荔枝树”。岭南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蕉的条件，“广人重蕉”蔚然成风。士燮向孙吴政权进贡“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致。”可以肯定，在晋之前的三国时期，岭南已经普遍种植这些经济作物了。

(二)纺织业的发展

纺织技术在三国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岭南地区葛麻等纺织业技术水平丝毫不亚于蜀魏。

“岛夷卉服”是岭南纺织业发展的形象写照。《太平御览·布》引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了棉织品的加工过程：“五色班布，以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中有核如珠珣，细过丝棉，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

根据《三国志·士燮传》记载，“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可以想象，交州的细葛作为贡品送到吴郡，其品质当不下于吴郡葛织物。左思《吴都赋》言：“蕉葛升越，弱于罗纨”“乡贡八蚕之绵”。蕉葛指葛之细者。升越(布八十缕为升)，指越布之细者。优质越布、葛布比罗纨还柔软。珠江三角洲温暖湿润，适合种桑养蚕。北魏郦道元最早记载该地种桑养蚕的情况。他在《水经注·浪水注》中说：“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

(三)造船业的发达

岭南的造船业在三国时也有很大发展。 南海郡番禺县(治今广州市)是孙吴在岭南的造船中心。《艺文类聚·舟》引《山海经》曰：“番禺始为舟”。吴国的很多船师也来自广州。左思《吴都赋》载：“篙工楫师，选自闽、禺”。孙吴所造船主要是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续航能力强。黄武五年(226年)，交州刺史吕岱曾经“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

当时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体形庞大，李昉《太平御览·叙舟中》引《南州异物志》载：“外域人名船曰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载，吴亡时，共有5000余艘船为西晋政府接管，其中相当一部分舟船是在广州番禺、交趾龙编等码头建造的。这些商船穿梭在北至高丽、东至夷州(今台湾)、南至东南亚的广大海域，为东吴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四)酿酒、制糖和制盐业的发展

岭南的酿酒、制糖和制盐技术很有特色。《南方草木状》载：“南海多美酒，不用曲蘖，但杵米粉，杂以众草叶，冶葛汁涤溲之，大如卵，置蓬蒿中，荫蔽之，经月而成。”这种做法和北方大不一样，具有岭南特色。这其实就是南方米酒制作的滥觞。

岭南制糖，多以甘蔗为原料。岭南产甘蔗，甘蔗既是水果，又是制糖的原料。岭南在汉代已有制糖手工业，《齐民要术·甘蔗》中就有关于岭南生产甘蔗及以蔗制糖的工艺，“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迮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砖棋，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甘蔗的种植和制糖业的发展，对岭南的饮食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领南、沙北往往出盐”。制盐在东吴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政府在番禺设立司盐都尉，主管盐的生产和销售。《宋书·州郡一》载：“南沙令，本吴县司盐都尉署。吴时名沙中。吴平后，立暨阳县割属。晋成帝咸康七年，罢盐署，立以为南沙县”。

“煮海为盐”即煎制，是岭南生产海盐的主要方法，一般要经过堆积、滤水、以竹釜煎煮等环节，也即《南齐书·张融传》中所说的“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煮盐生产虽然由宫府专营，但在偏远的地方，也有人私自煎制，即所谓的“野盐”。

(五)贸易的繁荣

三国时岭南的贸易十分繁盛。合浦郡的马匹很可能来自西南。孙吴政权向士壹征调战马时，士壹曾一次供奉了数百匹马。孙吴的海外贸易以交、广二州为基地与林邑、扶南等数十百国交通。后来，交州刺史又派宣化从事朱应与中郎将康泰率船队出使林邑、扶南等南海诸国。康泰等在扶南曾见到中天竺的使臣陈和宋，“具问天竺土俗”。朱应与康泰回吴后记述其所闻。前者撰有《扶南异物志》，后者撰有《吴时外国传》。这两本著作成为古代中国人观察海外世界最早的著述。

可惜原书已佚，只能从《水经注》《梁书》《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诸书中看到其一鳞半爪。孙吴政权与大秦(罗马帝国)也有交往。《梁书·诸夷传·中天竺国》记载，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权以男女各十人，差使会稽刘咸送论。由于孙吴奉行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东南亚的象牙、翡翠和玳瑁等不断进入中国，中国的土特产和*物文**等也传到了东南亚各地，为东晋南朝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孙吴还注意发展与刘蜀及曹魏政权的贸易关系。蜀后主建兴元年(223年)，蜀遣尚书郎邓芝出使吴国，“固好与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次年，吴国遣辅义中郎将张温还聘。吴魏之间也有贸易往来。嘉禾四年(235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孙吴用自己辖区的土特产与蜀魏交换马匹，以解决战马之缺。三国时，广州在岭南港口城市中的地位超过了交趾的龙编、日南的西卷、合浦的徐闻、合浦等。汉武帝统一岭南后，南海诸国进贡中央的物品必须要经过交趾，这就促进了交趾港口城市的发展。

这在《旧唐书·地理志》中有明确记载，云：“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进入三国时期，广州崛起成为岭南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主要原因是整个岭南经济中心向东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贸市场的变迁。珠三角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为广州作为外贸型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随着岭南经济重心从粤西向粤东移动，政治中心也随之向东迁移。孙吴把交州的州治从苍梧的广信迁到南海的番禺，加强了广州的地位。政治中心的东移，势必带动和促进整个经济重心的快速移动以及人口、资金、技术等的流动。所以，三国吴时，广州及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