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书院漫谈

王恭建

2022-05-09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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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书院漫谈

书院是古代学校的一种，是官府或私人藏书、读书、治学的地方。说起古代的书院，名气大的就是人们常说的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四大书院。历史上晋阳也有很多书院，如晋阳书院、晋溪书院、平泉书院等。因为古晋阳大地处于北方军事前线战争连绵不断的特殊地理位置，晋阳地区的书院未能“举世闻名”，但它们赓续着龙城千年的文脉，不仅为时代培养了一批“学而优则仕”的经世栋梁之材，而且谱写了一代代轰轰烈烈的正义壮举。

早先的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精舍”“精庐”。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对书院做过解释：“院者，垣也。”可见，书院是指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地，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唐，宋以后，书院逐渐发展成了一座民办公助的教育场所，不仅具有藏书功能，而且还集教学、祭祀、研讨、时评等为一体的教研机构，也是当时的地方上的高等学府。

晋阳最早的书院暂无可考，但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的“晋阳书院”是太原地区记载较早的一座书院，就是利用位于府东街巡抚衙门的旧址，扩充房舍建立的。是年，山西按察副使陈讲将其改名为“河汾书院，”因为纵贯山西的汾河为太原带来了商贾云集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且读书犹如逆水行舟，所以古人又取“汾河”倒称之名将晋阳书院更名为“河汾书院”。《山西通志》卷七十六记载：“旧《志》：府东旧有晋阳书院，后名河汾。”嘉靖十年（1531年），陈讲又在书院里建起了三贤堂，三贤就是王通、司马光和薛瑄，意在用这些人来激励学生勤奋治学。

书院创建之初，靠的是官民捐献善行，名儒义务讲学，有藏书1600卷，用于书院经费的学田100余顷，在院生员150名，可见书院的运行寄托着无数太原人的追求和梦想。明中叶，全国的书院盛行“清议”之风，触怒了封建权贵。对此，时任首辅宰相的张居正力谏万历皇帝“诏毁天下书院”，河汾书院终被废止停办。

但是晋阳人对“崇文重教”的执著始终不渝。到了明万历二十一年，当时的巡抚魏允贞将原河汾书院内的三贤堂，移建到了右所街（今旧城街一带），将其改名为“三立祠”，取“立德、立言、立功”之意，并增加了山西历代的55位名臣、乡贤在其中。因为那时禁止天下建造书院，所以魏允贞将书院改名为祠，名义上祭祀山西籍的文学先贤，实则招收学生入祠学习，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恢复了已毁的书院，后人将其称之为“三立书院”。书院奉行“凡学之道，惟有知行两端；人之为学，惟有求知求行”的办学宗旨，办得很有成效，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乡试时，学员考中举人的多达50人。另据地方史料记载，明万历之前，山西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从没有固定的地方，或在抚院(巡抚衙门)，或在太原知府衙门。万历三十八年，山西提学使王三才，在“三立祠”新建考棚五十间，至此总算解决了晋省乡试无定址的窘迫局面。到了天启五年，魏忠贤又矫诏尽毁天下书院，“三立祠”又废。

到明崇祯七年（1634），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修葺整顿书院，扩大招生规模。他从考生中择录优等生250余人进入“三立书院”，并将“三立祠”名臣、乡贤续增至71人，袁为其各著一传，传后加以“袁临侯曰”的评语，名其书为《三立祠传》。这位主管山西教育的最*官高**员经常来“三立书院”亲自授课，和学子们相处融洽。恢复后的“三立书院，”每月大聚集三次，小聚集六次，大家上午一起讲学，下午三五成群论谈。书院不但免费供应餐食，午饭还有酒可饮。如果生员病了，免费上门诊疗、送药。袁继咸认为，这样可以培养生员的廉耻和气节，而廉耻和气节是居官之首要基础。令后人难忘的是，袁继咸在一次书院扩编招生时，竟然得到了一名成绩异常优秀的学生，他就是日后明清之际山西最负盛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傅山先生。袁继咸对傅山尤为器重，“三立书院”的理想价值成就了这一对师生的生死之交。袁继咸正直清廉，品格高尚，深受学生们欢迎和爱戴。但明末朝政腐朽，袁继咸遭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诬告，被捉拿刑部问罪。此事轰动了当时的太原城，也激起了“三立书院”师生们的极大愤慨。傅山不顾个人安危，与同窗好友薛宗周等人一起向山西各地的学子们发出倡议，共同赴京，“伏阙讼冤”。为了给恩师申冤，傅山变卖家产筹集资金，组织和带领山西百余名学生，跟随刑部押解袁继咸的囚车，徒步千里赴京。进京后，学子们集体*访上***愿请**，遭到拒绝。于是，傅山带领学生们把诉状抄成传单，分头上街散发，又拦下了早朝途中首辅宰相的大轿，在壁垒森严的天子脚下掀起了阵阵风云。此事很快传到了皇宫里面，崇祯皇帝得知后，下旨调查，将张孙振撤职查办，袁继咸冤案得以平反，复出官职。傅山也因为给自己的恩师仗义申冤而与“三立书院”声震京城，名扬天下。

到了崇祯十六年时，时任山西巡抚蔡懋德又对“三立书院”进行了整顿，其中，我们最为熟知的两大措施就是：第一个是聘请知州魏权中、举人韩霖、桑拱阳以及著名的傅山来此讲学；第二个就是每月三集，集中讲学。三集指的是，初集讲圣谕，由地方绅士和乡老参加；再集讲经济，举凡国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讨论之列，从政人员必须参加；三集讲制举，科举应试的士子参加。名人大家入院讲学，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加速人才的培养，由此“三立书院”大盛。

明末清初的纷乱年代中，“三立书院”被毁，到了清初又恢复了起来。《山西通志》中有这样的话：“崇祯间，巡抚吴甡檄督学袁继咸修葺，基址卑湿，寻圮。”“国朝顺治间，巡抚白如梅移建今所，仍名“三立书院”，前为校士所。”如此看来，明崇祯年间重新修建的“三立祠”后来倒塌了，到了顺治年间，当时的巡抚白如梅将其迁移到太原府侯家巷重新建起，仍然叫作“三立书院”。白如梅在太原侯家巷购地重建，增建房舍70余间。此次重建的三立书院总面积大为扩展，共花费白银2130余两。康熙二十年（1681）又镌补宝贤堂帖贮碣两廊。清雍正十一年，皇帝诏谕各省督抚建立书院，并拨银千两作为创办经费，意在官府加强对书院的管理。于是太原当地将三立祠改为“晋阳书院”。晋阳书院的名字到这里才开始正式恢复。成为全省最著名的学府。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山西巡抚唯泰扩建书院。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任巡抚胡宝（王泉），购得学院东面的（今太原师专）开阔空地新盖讲堂、书舍，并新建祀祭前明殉节巡抚的殿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又一任巡抚再建学会四十余间以及奎星楼、大照壁等，晋阳书院发展到鼎盛，书院街成为晋阳名震一时的地方。再后来还有很多名师在此讲授，有很多名士从这里出仕。尤其不应该忘我们晋阳书院的首任山长杨深秀，朴学家王轩曾经在同治，光绪年间在此主讲，三晋的学子很多都受到他的指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以后，清王朝为了维护其*制专**统治，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兴办学堂为其教育改革之主要内容。同年，清政府下诏，“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牞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当时太原设有“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两所书院。“百日维新”期间，“令德堂”曾改为山西省会学堂，进行过一定改革，在此基础上，1902年初，山西巡抚岑春煊上报清政府《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撤消晋阳书院与令德堂，遵朝廷谕旨将令德堂改设为山西大学堂。委派山西候补道姚文栋为首任督办（相当于校长），高燮曾为总教习，谷如墉为副总教习，以太原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作为临时校址，接收晋阳书院和令德堂学生，四月初一日(1902年5月8日)开办正式开学。由此山西大学堂正式成立。此后，英国人李提摩太与清政府谈判，将山西大学堂分为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将皇华馆学台衙门作为西学专斋临时校舍。1903年，山西大学堂“会请巡抚勘明地段”，最终以四万洋元的价格买下了侯家巷200余亩民地，并且由西斋总教习敦崇礼负责动工兴建校舍。经过一年半左右时间的紧张施工，光绪三十年（1904）秋天，新校舍落成，中西两斋同时迁入，成为一所中西合体的新式学堂。山西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和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一道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晋阳书院”数百年来的兴衰变迁，证明晋阳人继承和发扬了“崇文重教”的优秀传统，展现了晋阳人对文化教育的敬仰和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将永远载入史册！

作者：王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