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妮斯蒂现在还不知道，物色上东区的公寓仅仅是她育儿道路上的序章，购买学区房，申请私立校，这些组成了一场环环相扣又艰苦卓绝的“战争”。

用钱堆出来的生活美好又惬意，同时，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精英阶层的妈妈们在育儿的道路上永远不能松懈，永远不能休息，不管什么事都一样。

美国学区房到底有多贵？钱只是第一步

以下内容选自

《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

[美]薇妮斯蒂·马丁著 许恬宁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2019.1

1

在上东区找房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通过私立学校组成的人际关系十分重要。每次我说等儿子长大以后，我想把他送到附近风评非常好的第六公立小学，所有的女人都会被我吓傻。有人说话比较客气，她们会安静三秒钟，扬起眉毛，客套地回答：“这样啊，学校会决定孩子的未来。”

有人讲话则比较直接。一名中介听到我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一边打开厨房的柜子介绍里头的内透照明，一边用硬挤出来的微笑，告诉我她听不下去：“别闹了，你得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大家的孩子都念私立的。到时候你要跟大家一样，用司机送他上学。念私立学校不用管学区，你想买哪一区的房子都可以。”

我先生和我还是很坚持。我们俩以前都念公立学校，儿子当然也可以念，公立学校没什么不好。我们坚持还是要买麦迪逊大道和公园大道之间东八十一街附近的房子，那里有一所很好的公立学校。然而那一区被地方中介称为“顶级上东区”，房子本就不好找，那一区更是难上加难。

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找下去，我需要先生和英嘉帮我。我知道曼哈顿人靠房子定出社会阶级，目前为止我已经跨越第一个鸿沟，从“租房子的人”，变成“业主”。我结婚的时候，先生把他的房子改成我和他共同持有，虽然只是改一下房产证而已，但显然在我们居住的城市，这是一件大事。

很多在曼哈顿租房的人，对我隐瞒自己的房子是租的，或至少不会到处宣传，因为租房子就是低人一等。租房子的人是次等人，意味着漂泊不定。中介盘问我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问：“你有房子，对吧？”（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她们会在同意让我看房子之前先从英嘉那边探听我和先生的身家。）中介问这个问题，是想确定我们有购买能力。她们听到我们夫妻早属于有房一族之后，都会松一口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一天，我从曼哈顿西村（West Village）出发，到上东区看房子。管他是合作公寓还是共有公寓，管他是战前还是战后建筑，是时候做决定了，我坐出租车坐到快破产，得马上搬到上城区，不能再每天“通勤”。

有一天，我觉得找到还过得去的房子了。虽然那是一栋位于公园大道的现代建筑物，不是名建筑师盖的那种“有历史尊荣感”的战前建筑，但管他呢，位置居然离中央公园不到两个街区，这么好的条件上哪找。

我挑中的这栋公寓是公园大道上唯一一栋共有公寓，所以很抢手。凡是觉得合作公寓的规矩很麻烦，不想接受杂七杂八的规定与限制，或是担心自己不够格的人，都想住进共有公寓。

不管那栋公寓属于哪种公寓，申请书很长，而且巨细靡遗。我和先生得把自己的个人资料通通公之于世，包括我们的信用卡号码、大学 GPA（平均成绩点数）成绩，以及我们两个、我们两个的父母、我们两个的小孩念过的每一所学校。我和先生讨论的时候，我差点尖叫：“他们干脆要我们填多久上一次床好了。”我的内心是谨慎的中西部人，居然要让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这样刺探一切，我气急败坏，感到完全不受尊重。

2

这种“购屋申请过程”是我遇到过的最羞辱人的入会仪式。每个人都说，在这之后，你永远摆脱不了不舒服的感觉。你老是会觉得，一堆跟你不熟的人，掌握你太多资讯，而实情也是如此。我和先生讨论接下来要怎么办，要怎么申请，突然间我明白了，曼哈顿就是靠这种办法建立阶层制度，让每个人乖乖待在该待的地方。

毕竟每栋建筑物的住户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近在咫尺，彼此的关系十分薄弱，但又被迫当同一国的人，只得靠着交换情报，让所有人感到有把柄握在他人手中，不得不守规矩。就如同女人会隔着篱笆，或是趁坐在河边石头上一起捣衣服的时候，八卦一番，道理是一样的。

不过当然，这种信息的交换是不对等的。哀求者（我觉得应该要叫“哀求者”，而不是“申请人”，因为哀求者比较贴切）必须卑躬屈膝，希望别人让他加入。我和先生处于劣势，能不能买到房子，要看未来邻居的心情。我们露出脆弱的颈动脉与肚皮，就像狗打架时翻肚一样，告诉邻居我们愿意臣服，愿意交出一切，让自己处于绝对的弱势。等通过了羞辱的入会仪式，被恶整一番之后，我们就可以精疲力竭爬到一旁，得到全新的身份：公园大道××× 号住户。至少最好的结果是如此。

我们一家人接受住户委员会面试时，碰上我开始害喜，医生强迫我卧床休息。委员会的代表说，没关系，你们不用过来，我们可以过去。他们真的来了。我和先生，还有七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一同待在我的卧房里。

我戴着珍珠项链，上半身穿着外套，下半身被子盖着的腿上则穿着睡裤。我们夫妇招待大家奶酪、饼干和葡萄酒，所有人不得不尴尬地站着，赞美我们的藏书，聊我家儿子，还有我们是否打算重新装修房子。

我和先生似乎通过了口试，申请书也过了。我们一家人就这样搬进位于公园大道的新家。当时是经济最高点，纽约每个人都在谈收入，谈投资组合，意气风发。我家搬进的高级地段，更是三句不离钱。

我和老公原本以为终于搞定，让我们鼻青脸肿、感到羞辱的入会仪式终于结束，再也不必担

心任何事，我们有自己的家了，不用再那么紧张。但我们两人真是错得离谱。

一天下午，我坐在新家客厅的新沙发上，对着刚学会走路的儿子，讲一辆神奇校车上老师和学生发生的故事。突然间我想起来，糟糕，我完全忘了要报名托儿所的事。

3

电话里的女人大呼：“你忘了？”“忘了”这两个字，被用高八度的音量喊了出来。她的语气充满斥责与难以置信，态度不可一世：她知道自己手中，握有别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东西。

我原本还以为，因为我和先生确定以后一定会把儿子送进公立学校，所以不需要为了未来可以进高级的私立学校，先在托儿所卡位；但没想到在上东区，抢托儿所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管是普通的，或是顶级的，通通都一样。

所有的纽约父母都为孩子的学业而紧张，而且有钱人生得多，就连以前被视为“备胎”的学校，现在都争破头，几乎抢不到。曼哈顿孩子多，处处是望子成龙的焦虑爸妈，但托儿所还没来得及扩张，应付庞大需求，大部分的班级人数还是像以前那样，几乎没增加，也没人开设新托儿所。

不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不行，因为大部分的人坚信，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必须接受正规的学前准备，练习社交，赢在起跑线上。电话上的女人抓住我的心理，我坐在家中就被“掠食者”捕获了——我很焦虑，希望才几岁大的儿子能有美好未来。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血压不晓得飙高到多少，我觉得心脏快从眼眶里跳出来了。我深吸一口气，再次解释为什么自己忘了申请托儿所。这是今天早上第三次了。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可能忘，但我们家最近才刚从下城区搬过来，那里的规定不太一样，最后申请日期比较晚。

我哀求电话上的女人，如果她能透露花时间解释下去有没有用，我将感激不尽。如果有用，如果她愿意怜悯我，我将立刻冲过去领“圣袋”——装着报名表及格式说明的大型牛皮纸信封袋。申请学校的父母必须写一篇作文，说明自己为什么想让孩子念该所学校。有的时候，圣袋甚至会附上推荐信格式。我不断说：非常、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听我讲话，真的，很抱歉我带来这么多麻烦。

然而我真正想讲的真心话（不只是对这次接电话的人，而是对每一个接电话的人），其实是：“为什么你们要高傲成这样，故意刁难人？！”只是托儿所而已。我知道，孩子太多，入学名额太少，这些我全都懂，但托儿所应该是个让孩子吃全麦饼干点心、用手指蘸颜料画画图、围在一起玩游戏的地方。

那个地方理应温暖和善，可以让孩子享受动手的乐趣，还可以交朋友，听故事。电话上的女人是托儿所和外界的窗口，难道不应该有礼貌，乐于助人？即便打电话过去的人搞不清楚状况，问了过于天真的问题，也应该保持耐心呀。

上东区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显然让小朋友有地方玩游戏是极为严肃的一件事，要花很多功夫。不论是申请学校或是替孩子找玩伴，事事都有一套正规程序，有自己的规矩，关于学校我还有很多需要学的地方。

阿信说

薇妮斯蒂对上东区孩子的教育感到费解，这里的母亲压力很大，不能把孩子送进好学校就像被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逮到一样恐怖。但薇妮斯蒂的费解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她就从冷静的旁观者转变成这种体制的拥护者。因为她担心，如果自己做的不够多，不够好，会对孩子的未来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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