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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农工商，故称“四民”。士居四民之首。士人的道德风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风尚的状况。自古以来，士人一直站在时代前列，士人的脉总是和着时代的潮流而跳动。由于士人的时代敏感性，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朝代的社会风尚对人的传播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可以从士风的嫂变中略窥一斑。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当时的诸侯贵族尊士、养士、蓄士，形成礼贤下士的社会风尚。
士农工商
士人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活跃的一个社会阶层。那时士人具有三大自由:流动自由、职业选择自由和思想观念自由。时代为士人的传播活动创造了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最主要的传播活动是游说和讲学。这两者都是为了播扬自己的学术思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当然，其中也不乏专投人主所好，以进用为目的之士。游说肇始于春秋末期的孔子。《淮南子·泰族训》云:“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
孔子
战国时期，由于政治、军事、外交的需要，游说之风臻于鼎盛，从而在士阶层中形成“士不怀居”的风气。《论语·宪问》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当时著名的学者，几乎都是游说之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晚期纵横家所开展的合纵连横运动，游说效果最大，成就最明显，形成士人“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的局面。由于时代的需要，战国时期纵横家对说服理论的研究格外注重。《汉书·艺文志》著录了12位纵横家的107篇著作。
《汉书》
除《鬼谷子》外，可惜全部丧佚失传。《鬼谷子》的价值就在于对纵横家的实践和经验作了理论概括，特别是对游说之术作了系统地总结。讲学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另一项重要传播活动，当时“学在官府”局面的崩溃和士人阶层的解放，为私人讲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官学的崩溃，出现了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失官，学在田野”。战国时私学的设立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和声望，就可以设帐招收生徒当时私学的规模不小。
士人
根据史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墨子“服役者百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不旋踵川“；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许行是农家代表耕自食，但也有“徒数十人”。只要略为著名的士，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的可见当时私人讲学十分发达。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观念的“自由市场”。随着各种思潮、各种学派的纷纷涌现，形成在思想政治领域中的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
孟子
各家私学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所形成的特色，是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不同利益和要求的反映。明代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考察各个朝代士风差异变迁后断言:“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秦始皇嬴政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刘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高压政策，宣告春秋战国时期任意自由的士人时代彻底结束。随着封建*制专**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越加强，士人的传播活动越受钳制，以致在明清时期屡屡发生骇人听闻的戕害士人的文字大狱。当然，各个时代的士人的传播活动和道德风尚也各不相同。
汉武帝刘彻像
基于对这些的研究，台湾学者孙铁刚先生在《书生议论士人与士风》长文中有所概述，其精炼而又形象的标题揭示了历代士风特色及其丰富的内涵:夏商“任职供事的多士”、周初“蝉蜕旧习的志士”、战国“位尊养优的游士”、西汉“通经致用的儒士”、东汉“中流砥柱的名节之士”、魏晋南北朝“生活放诞的清谈之士”、隋唐“心存魏阙的浮华之士”、两宋“继往开来的理学之士”、明代“束书高阁的狂禅之士”、清代“补苴罅漏的饾饤之士”。
参考资料
《论语·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