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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斯密之前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政治维度和德性维度探讨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建构，那么，正是借助于经济维度的介入，斯密实现了市民社会理论从国家政治体制的建构转向社会经济调节的研究。斯密通过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双重批判，奠定了其政治经济学的基调。
一方面，斯密反对重商主义对国民经济运行所施行的国家直接干预政策；另一方面，同样反对重农主义所提倡的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斯密所崇尚的是一种自然自由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原理是其市民社会经济图景的具体表现，劳动价值论与资本积累论构成国民财富增长的两大原理。
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三重维度
斯密之前的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德性两重维度。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市民社会统一于城邦之中，城邦的政治与德性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打破了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治与德性的内在统一性，这集中体现在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去道德化阐释中。随后的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所反映出的市民社会理论，均为弥合马基雅维里所造成的道德与政治的裂缝作出了各自的努力。
斯密对经济维度的揭示，促使近代政治哲学的市民社会理论发生了术语的革命，这一革命的实质在于从国家政治体制的建构转向社会经济调节的研究。换言之，通过经济维度的引入，斯密试图阐明市民社会自身的运行原则。
1、政治与德性：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两重维度
英文中的civil society转译自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该词的拉丁文译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Politike Koinonia，《政治学》中的这一概念意指作为城邦或国家的共同体，进一步而言，Politike Koinonia被定义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公共的伦理一政治共同体。
由此，作为市民社会源初含义的伦理一政治共同体既指向了伦理共同体，也指向了政治共同体，这突出地反映了古典政治哲学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政治维度和德性维度的统一。正如麦金泰尔所指出的，美德概念仍然是个政治概念。
因为柏拉图关于有德之人的论述与他关于有德公民的论述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应该牢记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美德不仅仅在个人生活中、而且也在城邦生活中有其位置，个人只有作为政治动物才是真正可理解的。
从麦金泰尔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的判断来看，德性直接关涉着城邦的政治价值，似乎天然的与政治具有同构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德性是从arete一词翻译而来，arete表示的是事物的本质特征，即一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本性，例如鸟的arete是飞，椅子的arete是坐。因此，德性的源初含义是生物学或物理学意义.上的表达功能的好，并不涉及具有价值判断意味的善。
由是，德性最初并不必然显现为一种城邦的政治德性。基于对德性的生物学或物理学的理解，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探讨宇宙生成问题时所提出的水火土气等元素均有自己的德性。
直到苏格拉底的出现，关于德性的自然理解才转向关于城邦的公共政治事务的理解，这一转向集中体现在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著名论断中。
2、经济之维：亚当斯密市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
由上文可知，肇始于马基雅维里对基督教的猛烈批判，近代政治哲学在其发轫之初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当人类社会失去了神圣性支撑，如何才能证成其自身？
社会契约论区分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并试图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同意的理性契约的方式将人类从自然状态带入社会状态之中。
在斯密看来，社会契约论所构想的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过渡只是理性推演的过程，虽然人类天然地被赋予一种追求社会幸福和保护社会的欲望，但是人类的理性并不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合适的手段。
作为苏格兰历史学派重要成员，斯密深知社会契约论对人类社会的理性主义建构缺失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原则，正是如此，社会契约论仅仅回答了人类社会何以形成的问题，却遮蔽了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以及演进的动力机制问题。
自然自由的经济体系
在斯密的理论视域中，自然自由的经济体系遵循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对外贸易的发展顺序。但是，在《国富论》的第三篇中，斯密却以宏观的历史尺度，刻画了西欧现实社会发展对自然自由经济体系下社会经济发展顺序完全颠倒的过程。
这一颠倒生发自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完成于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重商主义是这一社会经济发展顺序颠倒的必然结果，而重农主义则是对重商主义矫枉过正的结果。由此，斯密进一步展开了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双重批判。
1、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
在《国富论》第三篇的第一章中，斯密凝炼地概括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按照自然的顺序，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次之，投在制造业上，最后，投在外国贸易上。
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各个有领土的社会上，都可以多少看见。在大都市成立以前，一定先开垦了一些土地。在有人愿投身于外国贸易以前，都市上，一定先有了些粗糙的制造业。按照斯密的理解，资本投资顺序的先后关系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
既然资本首先投在农业上，其次是制造业，最后是对外贸易，那么，农业生产、制造业生产、对外贸易发展同样遵循着自然的先后关系。
在这里，需要追问如下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资本的投资顺序会呈现为农业、制造业、对外贸易的先后关系？其二，农业生产、制造业生产、对外贸易发展如何呈现出自然的先后关系？
就前一问题而言，斯密从事物的本性和人类的天性两方面予以了回答。所谓事物的本性，是指人类生产活动所遵循的客观必然性，生活资料既必先于方便品、奢侈品，所以，获取前者的产业，亦必先于获取后者的产业。
农业生产所提供的食物等生活资料必需品直接关涉到人类温饱问题的解决，这是人类生存和延续下去的最基本的前提。
尽管制造业所提供的部分方便品也是为了生活所需，但是相对于食物来说，并非是绝对必需的，而对外贸易所提供的奢侈品需求则建立在必需品和方便品得以充分满足的基础之上。
由此，从人类生活必要性来看，经济发展中资本的投资顺序必然会呈现为农业、制造业、对外贸易的先后关系。同样，从人类的天性来看，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在这里，人类的天性有两层含义，即对资本安全性的考量和对农业的天然爱好。
就资本安全性的考量来看，农业资本直接关联的是土地，投资人能够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支配和管理自己的资本，而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资本则次之，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投资面临着诸多难以预测的意外情况，例如遥远国家人民的品质和情况难以得到相对完全的了解。
就人们对农业的天然爱好来看，斯密认为，耕地是人类最原初的使命，在人类生存的每一阶段都会保留这种最原始的情感，乡村的优美风景和愉悦生活能够给人带来平静和自由，这自然会引导人们首先将资本投入在农业生产之上。
就后一问题而言，斯密认为，社会的经济发展首先表现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交往所形成的国内市场，在此基础之上，国内商品与国外商品的交换才能进一步形成对外贸易所依赖的国外市场。
社会的经济发展首先从生产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农产品开始，随着农业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加，才有可能让一部分人不用再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这部分人不必像农民那样被固定在某一土地之上耕种劳动。
但是他们所从事的铁匠、木匠等等工作却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自然地居住在附近，逐渐形成了小镇，随着酿酒师、面包师等等其他不同职业人群的涌入，最终形成了城市。
于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资料和制造业原料需要乡村居民的提供，而乡村居民所需要的农业生产工具以及生活制成品则需要城市居民的提供，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便形成了国内市场。
当国内的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能够惠及最普通的人群之时，国内农业和制造业的剩余产品便能够同国外商品相互交换，对外贸易便能自然而然地确立起来。
2、现实历史的颠倒
斯密对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经济恢复的历程作了简要的勾勒。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的统治在北方日耳曼民族入侵下土崩瓦解，连年的战争和骚乱致使整个西欧社会贸易中断，城市无人居住，乡村土地无人耕种。
在随后持续的纷乱状态中，几乎所有无论是否得以耕种的土地均被各大领主所占领。在斯密理想的社会经济发展顺序下，土地本应作为生产生活的手段，然而，此时的土地首先被当作防卫和权力的手段，领主之间总是相互觊觎对方的土地。
于是，为了防止因领地不断分割而造成防卫和权力的削弱，长子继承法便应运而生，这一法律规定了土地只有长子可以继承，并且长子也无权将其所继承的土地进行分割、转让或售卖。
如果说长子继承法在当时纷乱的战争状态中是一种合理的存在，那么，到了11世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便无需这一制度的存在，正如斯密所抱怨的，一种法律在初成立时，都有环境上的需要，并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这种环境。
但事实上，往往产生这法律的环境，已生变化，这法律却仍继续有效，这种法律的订立，根据于一种根本错误的假定：即对于所有土地及其他一切所有物，人类每一代的后裔没有同等的权利。近代人的所有权，竞受限制于五百年前祖宗的幻想。
斯密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评长子继承法，源于这一法律严重阻碍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作为土地实际占有者的领主，还是耕种土地的佃户，均不能促使土地获得很大的改良。
3、重商主义批判
在《国富论》第四篇之前，斯密极为罕见地附上了一篇仅有两段文字构成的序论，加上第一篇之前的序论，《国富论》便呈现出了一书两序的独特布局。
在第四篇的序论中，斯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目标，其一，是供人民以丰富的收入或生计，更确当地说，是使人民能自给以如此的收入或生计；其二，是供国家或共同社会以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人民而又富其君主。
一言以蔽之，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裕民富国。以此目标为试金石，斯密旨在检视两大政治经济学体系：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由于重商主义是最为人们所熟悉且对现实影响.最大的学说，斯密批判的手术刀便首先指向了重商主义。
在第四篇共九章的篇幅中，前八章内容都是对重商主义条分缕析地批判。很显然，在斯密的理论视域中，重商主义无法担负起裕民富国的政治经济学目标，那么，为何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无法实现裕民富国？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指明重商主义的核心解释原则。
4、重农主义批判
在《国富论》第四篇最后一章中，斯密区分了两种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与重商主义相反对的法国重农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是以中国、埃及、印度以及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提倡重农抑商的政治经济学。
尽管两种重农主义都重视农业生产，但是对待工商业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希望通过农业和工商业的良性循环发展来促进农业的发展，而后者则希望通过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方式来促进农业的发展。
很显然，后者的做法违背了斯密理想中的自然自由的经济发展愿景，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会造成投入工商业的资本和劳动数量的减少，从而导致制造品价格的上升。
而乡村居民购买制造品是通过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来支付的，由此，制造品价格的上升就相当于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农业生产便会受到挫抑。因此，为了农业发展而抑制工商业，这一手段与其目的完全相反，间接地挫抑了农业的正常发展。
结语
在斯密看来，以中国、埃及、印度以及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重农抑商意义上的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达到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甚至与重商主义相比更加自相矛盾，尽管重商主义用更多的社会资本和劳动去支持工商业。
但毕竞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而重农抑商的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却损害了自己所重视的农业。鉴于此，斯密真正关注的对象是同时期法国的重农学派，而重商主义又构成了斯密和重农学派共同的批判对象。
参考文献
-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 亚当斯密.原富[M].严复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亚当斯密.法理学讲义[M].R.L.米克等编，冯玉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M].坎南编，陈福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哲学文集[M].石小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亚当斯密.亚当斯密通信集[M].莫斯纳等编，林国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