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无处不在，任何事情的完成都需要管理。一旦跳出一两个人一起工作的环境，你就需要某种形式的管理。也正是因为管理的无处不在，我们才会如此轻易地忽略管理在21世纪取得的巨大进展。斯图尔特·克雷纳在书中向我们讲述了管理学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的进步和发展。这本书也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管理学理论一步步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以及日本与西方企业家的区别。
由“物本”向“人本”。早期西方管理者对组织生产的关注胜于关注对人的管理艺术。泰勒的管理学思想把效率放在了伦理道德之上，把对道德的考量放到了效率至上的理性主义态度之下。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工人成了炮灰。它否定人的个性，缺乏信任，缺乏对个人价值和才智的尊重。而福特的生产线改变了社会，成为当时主流的企业形象，但他对人的管理却骇人听闻，他相信成功能让自己施展无限的控制力，控制自己的工人，就是这样一家以恐惧和猜忌为基础的公司，使得福特公司在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就停滞不前了。
那时的电影《摩登时代》和《儿女一箩筐》有力地讽刺了滥用的福特主义和对效率的盲目追求。管理学说注重效率和规模，注重机器革新的惯性思维一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有所改变，直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研究工人在工厂中如何工作，怎样提升士气，工人会被哪些因素影响。管理的目光才开始由机器转向人。作者在书中也提到：管理学开始关注人的问题，这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是受到绝望的驱使。而从组织的角度看，每个群体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复杂世界，而他们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因此梅奥认为：“只要企业管理方法还不曾考虑到人类本性和社会动机，工业发展就摆脱不了*工罢**和怠工行为。”直到福列特提出，人是所有商业活动的中心，也是所有其他活动的中心。科学管理才有了一定的人文关怀，人性化、责任化管理才被提上日程。
与西方企业家相比，日本企业家具备更强大的社会责任感。松下幸之助更加注重商业中的道德伦理元素——公司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也承担着社会和个人的福祉。在企业文化方面，日本企业家认为他们的责任应当是通过商业活动，将自己投入社会进步和发展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整个世界的生活质量。而西方企业家却在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增加自己的财富。日本企业的成功与整个日本经济等更广阔的背景相关联，而西方的成功相对狭隘，像被圈在篱笆里的，即企业就是一切。
《管理百年》为当代的中国企业转变发展模式，提高质量和创造力，提供了前车之鉴。而当下中国企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满足消费者而不是简单地生产商品。历史上充斥着企业陷入“不知不觉衰落”的故事。企业总是在生产中陷入认为只要人口规模和财富增加，所在的特定市场就会不断扩大的怪圈。从而导致了产能过剩，商品积压，但市场却仍表现出供不应求的现象。中国企业只有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赢得好口碑，让企业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