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契约文化的逐步形成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段重要阶段，当时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繁荣，使得契约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一时期，契约规则不断完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唐朝时期，契约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管理手段，在维护双方主体的权利义务、解决纠纷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适应唐朝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指导思想与具体措施结合起来，对民间契约形式进行了规范。

从而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契约制度。显而易见的是，唐朝社会已经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契约文化。对唐朝契约文化的解读（1）国家政权、礼教与契约唐朝政府对契约的干预明显加强。虽然唐代民法仍保留了中国传统的重刑轻民的特点。

但从契约的订立、履行到违约的救济，法令都有明确的规定，包括民法主体的身份、土地所有权、婚姻和家庭以及继承诉讼，任何违反者将受到惩罚，这反映了国家对民事纠纷的干预，法律在其中起到了控制和调解的作用。国家干预涵盖了广泛的领域。

比如规定百姓要在固定的时间段内进行交易，这些规制手段起到了垄断交易时间、地点、形式和内容的作用。此外，买卖双方必须签署“市券”，否则国家将不保证契约可以在双方之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唐朝对契约的干预是有合理性的。

比如债权人会趁着债务人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之时提出高利率的要求，这就容易导致社会冲突的升级。在这一时期，国家的法律作为政治管理的手段，通过进行自我调节和转变，以减少社会冲突和巩固封建统治。礼教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

其以“礼”为中心的精神和原则在唐朝的各部法典中均有体现。也就是说，唐朝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礼教社会，其民事法律体系是以国家和礼教作为支撑的，表明礼教不断在影响着唐朝法律体系的发展。正如《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说明唐代法律主张在治国方面以德礼和刑罚相互配合，对政教皆不可缺，这实际上体现了在治国方面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皆有重要作用，不可偏废。中唐以后，礼教对唐朝民事法律的影响更。

，在唐朝民事法律的许多方面，如关于物权和债权的原则性规定，礼教与国家同样占据主导地位。不成文法的习惯、礼和法理敦煌吐鲁番一带发现的大批契约文本表明，契约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不仅可以调节普通民众的经济交易，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意思自治调节形式，在人们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唐朝统治者对民间契约的态度是以法定主义为基础，但也不完全忽视民事关系的复杂性。

大多数契约内容都是以习惯为准则，这为民间自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得民间关系的调整更加灵活多变。“人从私契”，即契约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要通过习惯来约定，而“官有政法”，是对契约的订立、履行到违约的救济都加以规定。

这说明不仅在民法中提倡双方可以通过意思自治来进行交易活动，在唐朝民事法律中也有政府部门放任状态的出现。以《甲子祀怀通兄弟等贷绢契》为例，可以看出这种政府部门放任状态在当时的民法中是非常普遍的。“当甲子年三月一日立契时。

绢主贷出幅宽二尺半寸的白生绢，用于弥补家内欠缺的疋帛。*款贷**到期后，将会按照每月的利润分配麦粟肆石，直至来年二月末，如果仍未归还，将会按照乡元的月份进行分配。两人面对面，用绢布作证。绝不容许违反规定。”

该材料为民间借贷契约，契约中详细介绍了祀怀通兄弟在甲子年三月一日向绢主借贷绢布，借贷后应于何时返还、超过借期该如何计算利息等内容。如果超过期限不返还利息计算的标准为“于看乡元”，也就是说，该标准要依据当地的地方习惯和民间习俗。

唐朝对借贷契约是要通过官府之手进行干预的，在诸多方面设立了律令加以规制。例如，国家政权不仅在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方面用法律加以规制，而且由于缺乏对契约主体权利进行保护，导致了社会民众在自身利益维护上产生了极大地不安全感。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借贷主体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事人双方会通过在契约中设立保护条款以防止国家赦力影响权利的实现。契约对赦的*制抵**的有效性反映了民众的私权意识和对国家权力的自发*制抵**。这种公民私权的救济途径将公权排除在外的同时。

不断被公民所使用，渐渐发展壮大。以出土于敦煌地区的借贷契约《寅年兴逸等便麦粟两件》为例，它更加凸显了民众对政府权力的*制抵**，从而彰显了民众的私权意识。“今年六月，董萨部落的百姓们因缺乏粮食而无法生活，因此，我们决定在当地收购两硕五斗的麦子。

并且限期在秋八月之内归还。如果违反规定不归还，我们将会剥夺他们的家资和杂物，并用来充当麦子的价值。恐人无信因此立下此契约。两人共同签署，书写在纸上作为记录。”借贷双方当事人通过设立契约的方式。

在内容中加以约定条款来维护债权人“任掣夺家资杂物”的权利，以当时的法律制度背景来看，这种“契外掣夺”的行为，是明确被排除在唐朝官府所允许的范围之外的，这也说明了当时民间存在大量的与官方律令制度相悖的私人契约。

最后，当在“市券”的成立、履行、违约损害赔偿这些环节上出现问题时，百姓更倾向于通过契约中的合意来规范彼此的行为，继而解决纠纷，而不是采取僵化和单一的方式，即国家法律和政府拥有最终裁断权。

如果出现问题，百姓可以行使法律手段告官处理也可以寻求保人的帮助，即“买卖有保”。通过红契和白契可以看出，唐朝不断地在以国家公权力与民间私权利相结合的这种独特的方式体现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形态。

例如有契约中对于限制国家恩赦的条款“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介”，表明若私契的约定内容与国家法令不一致，那么私契背后的习惯法应当优先于国家法的执行。家本位、宗族本位因素唐朝作为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们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居住生活。

家本位，宗族本位的思想始终贯穿于众多的社会规范中，《唐律》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之一，主要产生于“家本位”与“国家本位”相融合的背景之下。家族本位的观念带来的最为明显的社会特征就是亲属制度的建立，这也是我国古代传统民法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唐律的诸多规范之中，首先要强调的就是整个社会要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这种将家庭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深入人心，并逐步成为社会风向标，家长的权利因此被放大，成为了家族中地位最高的人。此外，借贷契约制度中也明显渗透着家族观念。

例如，唐律在规制交易主体的主体资格时，就将宗族本位思想植入于具体的法律制度中。具体表现为：在交易双方的交易活动中，如果主体资格无效，那么即使各项契约条件都符合法律的规定，甚至双方各项权利义务均已履行，该契约也是无效的。

唐律规定，父母拥有处分财产的权力，并将其作为契约交易的主体资格，而其他成员则不具备这一权力。父母是家庭财产的所有者，而其他人则毫无占有、使用和出卖家产的权力，也就是说，尊长可以在其意志范围内处置家庭或宗族中一切大小事务。

卑幼者于“诸家长在”时没有独立行使权利的可能。《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说明“父母不能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私自质举或出售，而应当亲自签订契约，以确保双方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并且强调家长应亲自订立契约内容，才能达成交易。

上述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家庭中尊长的至高权威。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一直是处于一个极为劣势的地位，特别是已经出嫁的妇女，在家族中的地位更是十分卑微。除了不能享有独立处置财产的权利，也没有独立参与民事法律活动的权利。

即便是到了唐朝，妇女被国家法律赋予了比以前更大的财产处置权，但她们仍然受到极大的限制，几乎没有独立的财产处置权。

唐朝契约文化的形成原因

道德准则对唐朝契约文化的影响唐朝的契约文化不断地受到社会道德因素的影响，从公民个人层面来看，社会道德也会对公民个人道德价值观造成不小的影响。这种社会风尚观会对那些违*社会反**道德的个人起到抑制作用。

从而迫使个人改正其自身道德观以及在道德准则的指引下做出行为。由于观念和行为对文化的意义都至关重要，所以道德因素对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唐初统治者在隋朝灭亡后进行了反思，在立法上更加注重对民众主体地位的保护。

明确提出“一准乎礼”“宽简、划一、安定”的教育方向，以期实现长治久安、利民强军的目标。唐律以礼教的精神为指导，将礼法融合为一体。孔子的道德标准之所以能够成为唐朝当时的行为准则，是因为唐朝以提高立法水平为目标。

以礼教和德治作为政治的核心，将法律作为服务国家政治统治的手段，导致唐律充满着礼教的色彩，其中最明显的是通过礼教解释法律。唐朝的道德准则体现在身份法律制度上的规定，“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

不同的法律规范规制的主体范围是不同的。此外，“正心”“诚意”以儒家八目为宗旨，规范公正评判市价，“坐赃论”则规范了市场交易、度量衡和贸易等方面的规则。

可见在立法完善的唐律中处处受儒家思想所影响。（2）审判方式对唐朝契约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无讼思想在唐朝时期表现为采取调判结合的方式。如果是家族内部的纠纷不得未经族长的判断调和而先行告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