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滩到未名湖
人能活到一百岁是很少很少的，而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算起来我和北大的关系少说也有四十五年以上，如果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就超过六十年了，这就是说我大半辈子在北大度过的，说我是“北大人”是绝无问题的。北大的一百年是从沙滩到未名湖，我的几十年也是从沙滩到未名湖。这两个地方给我留下多少回忆和梦想！
如果概括起来说，在北大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有我热情追求的青年，有我提心吊胆的中年，现在我已进入回忆思考的老年了。在这世纪之末，在这北大百年校庆即将到来之时，我回忆什么？我思考什么？我又梦想什么？说真的，我常常回忆的是沙滩追求知识的学生生活；我在未名湖畔常常思考的是21世纪中国哲学向何处去；我所梦想的是何时北大能成为一所真正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世界第一流大学。
当我回想起沙滩北大的学习生活时，从我心中就会流出对那些教过我的教师们无限崇敬之情。
废名（冯文炳）先生教我们大一国文。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废名先生一开头就说：“我对鲁迅《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这话使我大吃一惊，于是不得不仔细听他讲了。我们每月要作一次作文，不少学生都喜欢废名先生的文章风格，写作也就模仿他的风格。先生发作文要一篇一篇地评论，有次我写了篇题目是《雨》的散文，我自以为写得不错，颇似先生风格。废名先生发文说：你的文章有个别字句还可以，但全篇就像雨点落地一样，全无章法。同学们哄堂大笑，我面红耳赤。
接着发一篇一位女同学的文章，先生说：你的文章最好，像我的文章，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优美、清新、简练。先生就是这样可亲、可敬、可爱。有一次废名先生给我们讲“炼句”，他举出他的小说《桥》上的一段为例，这段是描写夏日太阳当空照得大地非常非常热，而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下有个乘凉的人，他用了一句“日头争不入”来形容当时树下的凉意，他说：你们看，我这句构造得多么美妙呀！冯文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天真的性情中人，他的喜怒哀乐都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自然。我听季羡林先生讲到废名和熊十力先生的故事。在沙滩北大，废名和熊十力住在松公府后院，两门相对，常因对佛教的看法不同而争吵。有一次两人吵着吵着，忽然没有声音了，季先生很奇怪，走去一看，原来两个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而发不出声音了，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使我神往。熊十力先生的哲学著作，废名先生的诗、散文、小说，都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高峰。他们两位又都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有真性情的人。然而很可惜他们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
我选修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是由于有次在书摊上买到一本《营造法式》，读到梁先生的文章，它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于是我就选了这门课。梁先生讲课生动、具体。有一次他讲到他考察五台山佛光寺的情况，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梁先生为了证实这座寺庙是在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他就自己爬到大殿的梁上去找寻上面写的年代，当他发现是唐代纪年，太高兴了，不小心从上面摔下受伤，梁先生风趣地对我们说：“证实这座大殿是现存唐朝的木结构建筑对研究中国建筑史意义太大了，摔伤也值得。”经过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当时上课记的笔记大多散失，而我记的梁先生“中国建筑史”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这大概是梁先生那种对自己学术事业的奉献精神，使我特别珍视这本笔记吧！
我作为一名哲学系的学生选修外语系“英国文学史”，困难自然是很大的。这门课是由俞大缜教授讲，讲课用英文，回答问题用英文，考试也要用英文，无论我如何用心听课，还是有不少地方听不懂。俞大缜先生知道我是哲学系的学生，常常特别问我听懂没有，我说不大懂，她就又给我们重讲一遍。下了课她常把我们两三个非外语系的学生留下，告诉我们回去读教材的第几页到第几页，她还说：“你们有问题就问，我不会嫌麻烦。”俞先生为了让我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她把英文本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借给我，叫我与中译本对照着。在俞先生的帮助和鼓励下，我总算坚持学下来，并且考试得了64分。今天，我回想起沙滩的学生生活，俞大缜先生对学生的亲切关怀，使我深深感到能遇到这样的好教师真是天大的幸运！
有门课程我学得很糟，这就是冯至先生的“德文快班”。这门课每周六学时，每天都要上课，而且冯先生很严格，每堂课都要提问。这时正是刚解放不久，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社会工作特别多，没有时间好好复习。因此，每次上课都很紧张，怕问到我。选课的学生不多，被问到的机会就很多了，我常常答不上来，冯至先生就亲切地说：“你学哲学，不懂德文怕不行吧！学外语要花时间，这是我的经验。”听这话，我感到很惭愧。这门课第一学期考了60分，勉强及格，第二学期只有54分了，没及格。时到80年代，我开始有可能研究哲学了，但我的英语忘得差不多了，德语连字母也记不全，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想，如果没有那些把知识分子作为批判对象的政治运动，我也许可以成为一名小有所成的哲学家了，而有更多的我的同龄人会成为有独创性的大哲学家。
这里我还得介绍一下胡世华教授，我跟他学了三年，从“形式逻辑”到“数理逻辑”到“演绎科学方*论法**”，除了学到分析问题的能力外，特别是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使我终生难忘。“数理逻辑”课要做很多习题，我对做习题很有兴趣，课下做了很多，当我交给胡世华先生后，他就每题每题帮我修改，他修改的推导非常简明且巧妙，常常成为非常优美的数字和符号的排列，使我感到这种近于数学的逻辑学真像美学一样。听胡先生的三门课的笔记，原来我一直保存着，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胡世华先生原希望我能跟着他研究“数理逻辑”，为此他劝我去选修数学系的课，但在我学“演绎科学方*论法**”时，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再从微积分、高等代数等等学起，不知要学到何年何月，于是胡先生建议我试试先学与“数理逻辑”关系比较密切的“数论”，我选修了张禾瑞先生的“数论”，听了几堂课，我一点也没听懂，只记得张先生反复讲“set”，可是我又抓不住“set”的意义，越听越感到自己太笨，只得退选。直到1956年，胡先生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时，还想把我调去，希望我从“哲学”方面来研究“数理逻辑”，但我有自知之明，未敢应命，于是就回北大，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了。
在大学四年里，我还修了不少其他课程，有郑昕先生开的“哲学概论”，他实际上在讲康德哲学；贺麟先生开的“西洋哲学史”，谁都知道贺先生是黑格尔哲学的专家；我父亲汤用彤先生开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这使我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欧洲哲学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两大系统的不同，还有任继愈先生开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等等。许德珩先生为我们开“社会学”，使我对孔德的实证主义有点了解，还初步接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杨振声先生开设的“西方文学名著选读”对我也很有帮助，我们要读英文本的《希腊悲剧》，我的考试成绩是85分，大概就是最高分了。解放后，我又上过何思敬先生开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就是何先生翻译的；还上过胡绳同志开的“论毛*东泽**思想”，他主要讲了《论持久战》等篇，艾思奇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课为我以后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打下一定基础。
现在回忆起我的学生读书生活，用“感谢我的教师们”几个字来表达我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也许可以说，他们给我的“知识”和“治学态度”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回忆”可以是没完没了的，但有意义的回忆也并不太多，我应该到此为止了。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可以说遇到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何看中国传统哲学；如何看西方哲学；如何创建中国的新哲学。这是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几年在未名湖北大“思考”的问题。20世纪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中国哲学是处于一解体与重构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引进和学习西方哲学，又同时必须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清理和诠释。关于“如何看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我曾写过一些文章讨论过，特别是在那本《在非有非无之间》一书中叙述“我的学思历程”时，有一章四万多字的“对中国哲学的哲学思考”中，比较概括地说了我的看法。我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命题、体系等方面作了一总体上的分析，当然这还只是一纲要式的研究，如果有条件我会写一本比较大的书，这里不多说了。最近我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他们要我主编一部二三百万字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并附二三百万字的资料，我约请了国内十几位同行和我一起完成这项大工程，这部书共分十二册，我自己写的最后一册是《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我为什么愿意主编这部书，并且写最后一本呢？这就是我企图对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如何看西方哲学”作一点系统的研究。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输入中国，可以说和北大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早有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是他输入了西方的进化论，其后有鲁迅之与尼采，梁漱溟之与柏格森，李大钊、陈独秀之与马克思主义，胡适之与实用主义，丁文江之与科学主义，张颐、贺麟之与黑格尔哲学，汤用彤之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朱光潜之与克罗齐，熊十力之与怀德海，郑昕之与康德哲学，陈康之与希腊哲学，洪谦之与维也纳学派，熊伟之与现象学等等。80年代以来，北大又是输入西方现代哲学的重镇，有研究分析哲学的，有研究存在主义的，有研究现象学的，有研究科学哲学的，有研究解释学的，有研究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这是又一次西方哲学的大输入。就北大来说，前一次西方哲学的输入在沙滩北大，这一次的输入则是在未名湖的北大了。这些学者，无论是50年代前的，还是80年代后的，他们或翻译，或介绍，或研究，或批评，或回应，或会通，都作出不少贡献。因此，我想总结一下20世纪西方哲学的输入，大概会对在21世纪创建中国的新哲学体系是件有意义的事吧！同时，这可以说对分析和了解北京大学学术发展的道路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到来，北大也将要迎接她的第二个一百年，中国哲学处在贞下起元之际，北大能否站在世界哲学发展的高度创建新的中国哲学体系中起中坚作用，这就要看北大能否有一个真正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间了。“自由”是伟大的创造力，新的中国哲学只能在有着广阔的自由空间中诞生。
1998年春节于海南
原收入《青春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我与北大
人能活到一百岁是很少很少的，而我现在已经过七十岁了，算起来和北大直接有关系的时间少说也超过了四十五年，如果加上间接和北大有关系的时间那可以说有六十多年了。这就是说，我的大半辈子是属于北大的。我想，说我是“北大人”是绝无问题的。但是，“北大人”是否都对北大作出过贡献，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人的一生可以分成若干时期，有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对我来说，我有无忧无虑的童年、充满幻想的青年、提心吊胆的中年，现在进入了老年，这应是我回忆、思考的老年了。在这北京大学即将迎接她的一百岁生日之际，我作为北大的一分子，回忆起在北大几十年的日子里，我做过不少错事、傻事，我也坚持过现在看来是正确的意见；我教过几门课，有的比较成功，有的可以说是不那么成功；我在某些运动中整过别人，而在更多的运动中我又挨别人整，如此等等。这些事回忆起来，酸甜苦辣一时分不清了。但我想，我在北大几十年无论如何总也做过几件还可以称得上的好事吧！如果问我，哪件事我觉得比较有意义，自己还算满意，那应说十几年来培养研究生这件事了吧。
由80年代起，我已培养出6名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和16名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还有8名博士研究生正在培养中。这30名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大体是两个：一是道家和道教的研究；二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关于道家和道教的研究，在这批研究生中有研究先秦道家的，有研究两汉道家和道教的，有研究魏晋玄学和南北朝道教的，有研究两宋道教的，有研究金元道教的。这就是说他们对道家和道教的研究大体上形成了一个系列。这中间对唐朝的“重玄学”和宋元“内丹心性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近十年来，中日学者已注意到“重玄学”的研究，但他们较少注意哲学的方面。我的几位研究生比较注意了“重玄学”的哲学意义，其中包括“重玄学”的理论结构，它与佛教般若学、涅槃学的关系，以及“重玄学”对宋明理学可能发生的影响等等问题。过去我们常常说宋明理学既批评了佛道二教，又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成果，但对宋明理学如何吸收了佛道二教说得都比较笼统。而“重玄学”的理论构架正是讨论“理”、“心”、“性”、“气”的关系，这点和理学的程朱派有相似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重玄学”相对魏晋玄学来说，它表现了中国哲学由“本体之学”向“心性学”的过渡，而成为中国道教内丹心性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关于内丹心性学，我的几位研究生从“内丹”发展的历史，内丹心性学所包括的哲学理论意义，内丹心性学的理论和修持方法的关系，以及道教内丹心性学与宋明理学的心性学、佛教禅宗的心性学的比较等方面作了较深入的讨论。还有研究生从内丹心性学的现代意义方面尝试作探讨。说句老实话，我原来对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并没有想到会取得这样好的成果，现在可以说我的这几位研究生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这些研究生的博士论文有的已经出版，有的正在排印中，其余的博士论文大多可以经过一些修改，都编入我和陈鼓应教授共同主编的“道家与道教文化丛书”中。关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在这批研究生中有研究“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有研究“严复的《天演论》”的，有研究“熊十力的《体用论》”的，有研究“梁漱溟的文化观”的，有研究“汤用彤学术思想”的，有研究“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的，有研究“张东荪的知识论”的，有研究“冯友兰的哲学方法”的，等等。由于种种原因，在这批研究生之前，对这一批曾对20世纪中国哲学有很大影响的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比较少，甚至在一个阶段对他们在哲学研究的贡献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因此这批研究生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我想如果我们把上述研究作基础，再扩大对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研究范围，那么大体上可以说对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个案研究有一较完整的系统。到目前为止，关于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张东荪、金岳霖、贺麟等研究专著已收入“世界著名哲学家丛书”中出版了。
当时我为什么选择“道家和道教的研究”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作为培养研究生的方向呢？这和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有关。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海内外都注意到研究儒家思想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又加上海外现代新儒家思潮对大陆学术界也发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在学术文化界对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研究重视起来。同时，“文化大革命”后宗教信仰有着上升的趋势，这样也刺激了学术界对宗教研究的兴趣。在80年代，出版了不少研究中国化佛教禅宗的书。相对地说，这一时期“道家和道教的研究”比较薄弱一些。但中国哲学，从历史上看或者说是一种儒道互补的格局，或者说是儒释道三家互动的格局，因此加强对道家和道教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至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或许更为重要，它涉及中国哲学今后应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们知道，20世纪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它面临着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对待西方哲学；如何创造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中国哲学。如果我们不从超越中国传统哲学的视野来看中国传统哲学，那么我们既不能看到它的问题所在，也不能看到它的价值所在。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自身哲学思想的根基，那么我们既不能看到中西文化在差异中的互补，也不能真正了解西方哲学的优长。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哲学上的全球观念，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建构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中国新哲学，仍然会不断地在“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中徘徊而一无所成。因此，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今年我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将与十几位学者（包括我那些已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共同编写一部二三百万字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并附二三百万字的相关资料。如果这部书能顺利完成，也许会对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意义的资源。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北京大学的一百年无疑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用的人才，这一点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现在我们把五四作为北大的校庆日，我想它的意义就在于要求我们北大永远继承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祝愿北大在第二个一百年里能真正成为以“科学与民主”精神照耀的世界一流大学。
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02（2）
我为什么选择北大哲学系
其实我一直对文学艺术更感兴趣。我父亲用彤先生有一本《牛津诗选》（TheOxfordBookofEnglishVerse），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当时我特别喜欢的是雪莱的诗，《致云雀》（To a Skylark）、《致月亮》（To the Moon）、《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等等我都能背出。由于我喜欢英诗，1947年父亲去美国又为我带回了一本《牛津诗选》，还有一本《牛津近代诗选》，虽然那时我已选择进入了北大哲学系。当我有了一本新的《牛津诗选》，就把原来父亲收藏的《牛津诗选》送给了邓稼先，他对英诗也非常爱好。在中学时代，我读了许多翻译的小说，我特别喜欢苏联小说，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一些场景，我都可一一讲述。我喜欢看美国的文艺大片，如《王巷城》（King's Road）、《明天交响曲》（Tomorrow Symphony）等等。《马克·吐温传》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给我的儿子和女儿讲《马克·吐温传》，把他们讲得泪流满面。1946年在读北大先修班时，我对西方古典音乐也有特别爱好。我和原来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同学办了一个壁报叫《文拓》，我们以《文拓》名义办了好几次“唱片音乐晚会”，放的都是西方古典音乐。我们还把当时在北平的各国天主教堂的神父请到北大四院演唱基督教圣歌。我为《文拓》写的文章题目是《美学研究之种种》，是学习朱光潜先生《谈美》的体会。当时我还在《平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散文。我不得不提到北大西语系教授钱学熙先生，他曾单独教我英语。我从他那里知道了艾略特。他介绍我看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和纪德的《窄门》的中译本，使我对这两本书着了迷。于是我就请父亲从美国寄回这两本书的英文本。也许正是钱学熙先生把我的兴趣从文学扩展到了哲学。因为《紫罗兰姑娘》中讨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人与人之间能互相了解吗？结论是：“我的同行者，走在我旁边；一个分立的、秘密的意识，锁在它自己里面，像猎户臂一般的遥远……”《窄门》是以《圣经·路加福音》的话：“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为主题，它提示我，人应该如何生活？于是我写了《论人为什么要活着》、《论死》、《论善》等等。也许使我转向哲学，还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在昆明时，我们家与洪谦教授家住得很近，常有来往。听说他和冯友兰教授有关“形而上学”的辩论。洪谦先生是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而维也纳学派是否定一切形而上学的。但冯友兰先生认为维也纳学派否定不了他“新理学”空灵的形而上学。这就使我对“形而上学”非常好奇。另一个原因是，我自觉不是学语言的材料，我的英语成绩不算太好，选进入西语系怕跟不上。特别是由于北大哲学系有许多名教授，除我父亲之外，还有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创造者）、贺麟（黑格尔哲学专家）、郑昕（康德哲学专家）、洪谦（维也纳学派重要成员）、胡世华（数理逻辑专家），当然北大还有中国实用主义大师胡适。于是，我没有选西语系，而选择了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是1947年，除必修课外，我选过我父亲的“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还选了胡世华教授的“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论法**”、任继愈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等等。当然，我仍然对文学有着很大兴趣，因此也选了西语系俞大缜教授的“英国文学史”和中文系杨振声教授的“西方文学名著选读”。这些课程应说使我受益匪浅，可以说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非常有意义。由于我的兴趣广泛，而且对各种学说都没有成见，这点也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因为他在北大哲学系经常开的课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有“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还有“印度哲学史”等，他认为中、西、印的哲学中都有好东西，要善于吸收、融化。因此，在1949年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的好几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我都选修了，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胡绳的“论毛*东泽**思想”、何思敬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我不仅认真听课，还做笔记。我虽然已经学了一些中西哲学，但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我马上也就爱上了它。1950年春，在由北大*党**总支（当时还没有*党**委）宣传部长许世华同志召开的一次全校团员大会上，有的同学提出：“不应再让那些资产阶级教授在课堂上讲唯心主义哲学”。我不同意这种意见，于是我在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和各种唯心主义斗争中成长的，我们了解唯心主义，可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我的发言得到了许世华同志的肯定（可惜许世华同志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了）。后来，我被提拔为北大团委宣传部长。为什么我认为应该了解唯心主义哲学，今天想想也就还是因为我对“哲学”都有兴趣。当然，我当时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受到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这对我以后的哲学教学和研究有着负面的影响，但是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和其他重要的哲学一样无疑都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财富，我们都应很好地学习，在继承中努力创新。
我爱“哲学”，但我最终没有成为一名对“哲学”有贡献的“哲学家”，大概勉强可以说是一名“哲学史家”吧！是大环境的原因？还是我的天分不够？我想都有。但我认为，主要还是我在基础和努力上有缺陷。看来我还得更加努力了。
在北京大学进入一百一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在北大学习、工作了六十年，我认为在北大也许是我学习研究“哲学”的好地方，它有着蔡元培老校长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它有着一批为学术终生献身的学者，它有着一批又一批有志气的青年学子，有着扎扎实实继承传统、创造新学的学风，对这些我们必须特别珍视。可我也有点忧心忡忡，很怕这些会在“急功近利”中逐渐失去。如果那样，我们就对不起前人和后代了。我多么希望北京大学再振辉煌，我多么希望北京大学哲学系能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再出几个“学术大师”。让我们努力吧！
2008年2月13日
原收入《精神的魅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北京大学有三个“宝”
北京大学已经有一百一十年的历史，它有许多精神的和物质的宝贵财富。本文只选其中三个北大应重视的“宝贵财富”，谈谈我的一点感想。
一、北大的燕南园
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北京大学由沙滩搬迁到原燕京大学。原来北京大学的教授多半都住在北京内城；为教学和管理的需要，许多教授不得不由内城把家搬到西郊的北大新址。我想是为了照顾这一批教授，校领导或更高层的领导决定，把当时燕园中最好的教授宿舍分配给一些著名的教授，这就是燕南园。我当时有幸也跟随父亲汤用彤先生住进了燕南园58号。
我记得燕南园的门牌号大概是由50号到66号，每栋宿舍或是有单独院子的平房，或是带院子的两层小楼。对这些我不想多谈，我只想介绍一下当时住在这里的一批著名教授。他们许多都可以说是他们所从事的我国该学科的奠基人、创建人。当时住在燕南园的有北大校长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经济学家陈岱孙、严仁赓，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数学家、我国拓扑学的奠基人江泽涵，生物学家沈同，化学家黄子卿，地理学家侯仁之，美学大师朱光潜，诗人、文学史家林庚，汉语语言学大师王力，西洋史专家齐思和，中西交流史专家向达，康德哲学专家郑昕，现代逻辑学家王宪钧，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195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也入住燕南园。历史学家翦伯赞也曾在这个名园住过，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我想，还会有迁入此园的名人，由于我已年过八旬，或有遗漏，或有记错，请大家原谅。
为什么我要写燕南园？我认为当时这个燕南园可以被看成是一座“科学、文化名人园”。我们可以说上面所列，哪一位不是对中国科学、文化有着突出贡献的名人？哪一位名人不会让我们想起一系列的有血有肉的故事？在我国大概很难找到一块这么小的地方住有那么多科学、文化名人吧！
历史是具体的、生动的，应该有着它传承的生命力，北大的历史也应是由一些具体的人与物、事件与联想等等所构成，这些就是北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些寓所的门口钉上一块牌子说：“×××于××××年至××××年在此居住过”。我想，它无疑会使北大的历史生动起来、活起来，它的正面和负面的事件都会激励北大人奋力向前。一块小小的牌子，包含着这些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献身的人的欢乐、欣慰、愤怒、悲伤和痛苦。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它寄托着的理想、人的感情。没有历史就没有将来。但如今还有人真的重视这些吗？
二、北大的藏书
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在高校名列第一，在全国名列第三，它是北大的又一“宝”，是我们学校重要的精神财富。在80年代初，我常常去图书馆的教员阅览室。我每次去都看到李赋宁先生在那里查阅图书，埋头研究，因为在这个阅览室中有各种外文的百科全书和其他工具书。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后改名为《早期道教史》）就是在这个阅览室中利用它所藏的涵芬楼影印本《道藏》完成的。我整理的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也是大量利用了该馆的图书。我还参与过北大与社科院瓜分佛教藏书的事。所以我对我们这个图书馆是深有感情的。
但有件事，我常常耿耿于怀。为什么要把胡适的藏书打散？为什么不少北大著名教授的藏书没有为北大收藏？例如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藏书都没给北大，而都为清华所收藏。我还听说，王铁崖先生的藏书也归了清华？我不是说，这些藏书收藏在清华不好，也许收藏在清华的条件比北大更好，但问题是北大为什么没有意愿去收藏和利用这些名家藏书？我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情况不大了解，但我多少了解一点我们学校文科老教授的藏书情况。就哲学说，我不知洪谦和熊伟教授的藏书现在什么地方？要知洪谦是维也纳学派中亲自受教于石里克的极少的中国专家，上世纪末他已是维也纳学派中最有权威的年长者。熊伟是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在上个世纪末举办的现象学会议常由他做主席，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的书集中保管起来，是不是很有意义呢？美学家、书法家邓以蛰先生的书，据我所知有一部分送给了北大哲学系，但还有许多书现在就不知在何处了。听说，在吴晓铃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曾与北大接触过，希望用吴先生的藏书换两套房子，没有谈成。我们要知道，吴先生所藏中国戏曲和小说的善本、珍本书，还有些孤本不说是全国第一，也可以说是前几位吧！我曾和张申府先生的女儿张燕妮联系过，她告诉我，申府先生藏书约三万册，大多为外文书，但比较杂。我曾向学校报告过此事，并未得到什么反应。还有我父亲用彤先生的藏书，我和我弟弟汤一玄曾写信提出愿无偿捐赠北大，至今也还没有结果。其他，如朱光潜先生、游国恩先生、周一良先生等等的藏书，我不知是否为北大所收藏。
我认为，把这些著名学者的藏书收藏并利用起来，不仅是了解这位学者的学术成就甚为重要的材料，而且是了解北大文科学术建设和发展历史的重要材料，甚至还可以说是研究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重要材料。在收藏他们的藏书的同时应把他们的手稿、通信、日记、笔记等等都一起收藏。当然，这是需要一定的经费，但是我想，我们买一套理工科重要的仪器设备，有时得花几千万或者上亿，如果能拨出相当于理工科购买一套仪器设备中的一点点钱，也许文科所有名家藏书（包括手稿）都可以得到收藏的地方和保护好的设备，这难道不是北大应该做的事吗？不也是使我们可以通过这项“名家藏书工程”了解北大的历史，而展望北大的将来吗？
三、北大的“学者”
季羡林先生已经住在医院里有三年多了，我每次去看他时，他都要对我说：“应该把北大有史以来，在学术上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择要编辑出版，这是北大的历史，也是我国近现代学术的历史。”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夏曾佑，他说：“夏曾佑也许是不用传统的方法写中国史的第一人”。为此，我曾让一位博士生搜集了一点夏曾佑的材料给了季先生。
季先生为什么一再提到应把近现代北大学者的论著择要编辑起来？我想，他是想通过自清末以来的北大学者的著述来了解中国学术的大变迁，并使北大人更加了解北大的学术传统。
由北大哲学系同人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首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先生，继任者是季先生。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中国文化书院编写了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为什么我们要编写这本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王瑶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的启发。他说：“现在北大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九十年校庆了，回顾九十年来的历史，总的看来，它的经历是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充满了如鲁迅所说的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特别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如果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变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是不能忽视北大在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因此，他提出应该编一本书，它的名字“可以叫做《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于是我们发动十来位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在一个月内把这本书《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编写好，并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这本书的增订本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为什么我们在北大九十年校庆和百年校庆时都推出这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不想忘记，更不想让北大的年轻学子们忘记北大的学术文化传统。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时再出新的增订本。原来在《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中，除编写了历任对中国文化有贡献的校长外，也附了一些非校长的重要学者，如果能再出版，或可再增加一些在北大任教的重要学者。
我认为，季先生的意见应受到重视。如果我们把百多年来在北大任教的著名学者的著述择要各编一本书，其中并附一小传，说明他们对北大和中国学术界的贡献，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受到“重理轻文”思潮的影响，使得人文学科在大学边缘化了，因而大大影响了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如果说在一个阶段这种情况还情有可原，那么现在就再也不能原谅了。
在我写完“北大有三个宝”后，心情很沉重，我在这里学习、工作有六十多年，它自我生长的地方，是我的家，我是无法离开它的，因为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学校。
2008年2月24日
原刊于《博览群书》，2008（4）
谈谈硕博连读的好处
我们在1986年招收了一个硕博连读的中国哲学研究生班，入学时共十四人，其中拿到博士学位的九人，拿到硕士学位的四人，中途退学的一人。我们认为，硕博连读有以下好处。
（一）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比较宽厚。
原来中国哲学的硕士研究生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只为他们开设中国哲学方面的课程，当然他们也可以自己选修若干学分的西方哲学的课程。硕博连读由于时间充分，我们不仅可以为他们单独开设中国哲学的必修课程，同时也可以为他们单独开设若干门西方哲学必修的课程。我们为这个班开设了“儒家哲学著作选读”、“道家哲学著作选读”、“佛教哲学著作选读”等三门课，要求学生认真读原典。同时又为这个班开设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选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选读”和“黑格尔《逻辑学》选读”三门西方哲学的课程，并要求学生读这三本书的英文本。我们教研室的同事们有一共同的认识：研究中国哲学应该有较深厚的西方哲学的基础，这是由于经过西方哲学的训练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不仅如此，而且可以有两套眼光来看中国哲学，即除了我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眼光，还可以用西方哲学的眼光看中国哲学。在这种中西哲学的比较中，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而且还可以看到它存在的问题。现在看来，这批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大都成为各单位的骨干，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并在三四年前都被评为副教授、副研究员，个别已提升为教授。
（二）可以较好地集中力量为学科某一两个方面的建设打下基础。
由于我们这个班有十四个学生，可以较长时间在一起进行研究，这样就有条件考虑利用这批学生的力量为我们的学科建设作出一点贡献。当时我们考虑，道家（道教）的研究在我国研究比较薄弱，应是我们突破的一个重点。同时又考虑到，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对我们今天仍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因此，我们就有计划地把他们的研究方向定在这两个方面，从取得的效果看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这批研究生为基础，我们已经培养出从先秦到宋明道家（道教）的博士研究生，例如王博关于“先秦道家研究”，胡仲平关于“汉朝道家研究”，吴相武关于“魏晋道家（道教）研究”，强昱、崔珍皙关于“唐朝道家（道教）研究”，张广保关于“金元道教研究”等等。现在仍在校的博士杨立华、戈国龙正在对“宋明时期的道家（道教）”进行研究，这样我们的关于“道家（道教）的研究”就可以形成一个系列。关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已出版的有熊十力、金岳霖、汤用彤、梁漱溟、张东荪、贺麟等等的研究，并且编了若干这一时期的资料，且大都已出版。这样就为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哲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当然，上述研究成果并非都是由这个班的学生作出的，但有这个班的基础，就可以从这两个方向发展我们的学科。因此，我们认为，对研究生的培养要有一个长远规划，要和学科建设结合起来。
（三）比较容易实行淘汰制。
这个班开始时有十四个学生，但拿到博士学位的只有九个，也就是说淘汰了五个。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头两年一起修习上面开列的六门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哪些学生比较优秀，哪些学生比较差一些。因此在他们学完第二年时，我们进行了一次综合考试，并参照他们平时的成绩，排出一个名单来。根据他们对知识的掌握、研究能力、写作能力、外语水平，挑选出一些学生让他们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其余的或者只读硕士学位，或者退学另找出路。这样的做法大体上可以保证博士生的质量。
（四）比较容易形成一个研究集体。
这个班的九名博士研究生不可能都留在北京大学，但都留在北京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因此就有可能经常联系，并可以共同来完成某个项目。我们认为，硕博连读应尽可能多分配到一些招生名额，这样就可以单独建立一个研究生班，这一批学生由于经常在一起，就比较容易形成一个研究集体。这个研究集体不仅在校时可以互相合作，就是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分散于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仍可以合作，共同研究。例如我们现在编“道家文化丛书”就是以这批博士研究生的力量为基础，并联合全国研究“道家文化”的同行，打算共出四十本，以便对“道家文化”有一个系统全面的研究。又如，我们编辑的“20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也是以这个班的力量为基础，现已出版四本，并交稿了四本，即将出版。同时，我们应出版总署之约，编辑了一套“中国哲学史经典文库”共一千二百万字，现已接近完成。在撰写和编辑过程中，我们特别强调要有一种好的学风，在注重文献的准确和可靠的同时，应有一种在哲学上会通中西的眼光来进行研究和写作。形成一个跨单位的研究集体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中间导师起着很大作用，他必须能够考虑到如何把这批力量组织起来，必须能够提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必须尽力帮助这些年轻学者脱颖而出，使他们活跃在学术界。
根据以上几点，我们建议以后可考虑更多地招收硕博连读的研究生，而且是成批招生，并且注意和学科建设联系起来。
1997年10月1日
此文为未刊稿
中国文化书院十年
中国文化书院到今年，1994年，已经成立了十年。十年虽不算长，但是对我们这样一所民办的书院，却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特别是由于中国文化书院是由一批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来主持，我们既不会弄钱，更没有什么“权”，这样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总算坚持下来了，而且对推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一点力。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在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在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的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之后，全国各地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同时又有一批在历史上著名的书院也恢复了，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走过的十年路程，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的发展虽没有能如我们所预期那样，但无论如何总可以说我们无愧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无愧于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我想，对中国文化书院说，也许最为宝贵的就是，书院是一个集合了一批有志于发展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学者的学术团体。我们有老一代的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周一良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的风范，无疑是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每当我回忆起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时，梁漱溟先生来班讲课的情形，这是自1953年以后梁先生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他讲的是《中国文化要义》，我们请他坐着讲，因为当时他已经八十八岁了，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1987年书院为祝贺梁先生九十华诞举办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九十高龄的梁先生还亲自参加了，他希望听到对他的思想的批评。梁先生是中国文化书院第一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在梁先生去世后，由季羡林先生担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季先生在国内外担任许多职务，他经常说他最关心的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发展，他多么希望中国文化书院能成为培养高层次研究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地。他常说：“书院有那么一批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如果能在这里培养研究文化的博士后该多好。”如果说老一代学者的风范是维系中国文化书院的精神力量，我想，那么我们这批半老半不老的书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坚力量。对我们这些在1984年五十已过，到1994年六十早已出头的人来说，我们只有一个信念，为民间争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而尽力，有些朋友善意地讥笑我们，说我们“书生气十足，做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但事情总是要人做的，也许我们正是一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吧！更使我们告慰的是，书院里一些四十多岁的学者，在这十年中他们为书院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由于他们都是兼职的，有他们的本位工作，这十年无疑是他们出学术成果的最好的十年，而他们为了书院的事业，甘愿作出牺牲，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职称，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因此，我认为这些中青年学者是应受到赞扬的，他们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基石。
一个希望在中国甚至世界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我认为应是一开放性的群体。为了发展中国文化事业的目标，而能互相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提倡学术自由，能够兼容并包。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甚至有失误，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空气的团体。
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取激进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他们都能一起共事，共同讨论问题，相处得很融洽。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思想的人集合在一起，虽然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他们都抱着一种推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一个学术团体和一个人一样，要有一种宽阔的胸怀，不仅在群体内部，而且要和其他学术团体甚至非学术团体有着良好、和谐的合作关系。中国文化书院虽然曾经发生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是互相信任和协调的，同时我们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广交朋友是我们信守的原则。现在中国文化书院有五十余位导师，其中不少是我国第一流的学者。还聘请了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书院的海外导师。在这十年中，以一个民间的学术团体出面，主办了八次涉及各个方面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并参与了多次在全国各地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不能不说是对推动中国的学术繁荣起了十分可贵的积极作用。大家都知道，1988年台湾学者首次访问中国大陆，就是由中国文化书院接待的。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必须有一全球意识，也就是说要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可以使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接轨，而不至于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之外。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当然应该注重其民族文化的传统，但是它同时又必须适应所处的时代的文化发展的要求，因此要想使民族文化得到健康发展，必定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结合；而当前或者我们更应着重考虑的是如何使我们民族文化跟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的步伐。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正在努力使它成为一更加开放的、能容纳多元趋向的、充分吸收各家之长的学术团体。
中国文化书院走完了它的第一个十年，那么我们的第二个十年应该如何发展呢？我想，我们除了坚持以往十年所形成的风格之外，要更为扎实地工作，把书院建成一正规的培养中国文化的研究人才的基地，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书院能成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化以及世界各种文化的团体，培养博士研究生，接收博士后；使它成为一国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良好园地；出版一批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并创办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期刊。当然，我们的这些梦想能否变为现实，除了靠我们全体导师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之外，还希望得到各界朋友的支持，也要看客观环境是否能为民间的学术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但我相信，从历史发展的要求看，我们的梦想总会变为现实的。
原收入《文化回顾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现代社会中的书院
在我国历史上，书院曾经起过很大作用，它传承着文化，培育着人才，引领着社会风气，推动着不同学术流派的形成，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并发展这些功能，似乎应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和北京大学的同人并联合海内外一批学者在1984年也办起过一所书院：中国文化书院。为什么当时我们要办这所书院？说实话，我们并没有很认真地考虑“现代社会中的书院”应如何办的问题。我们当时考虑的是：如何使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我们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化的口号提出了半个多世纪，而现代化的进程却一次又一次被打断，这是什么原因？看来，有一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现代化不只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我国新旧传统的历史反思等等。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提出现代化说明我们仍然处在“非现代化”的历史时期。那么，首先就有一个“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这个问题不能不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基于这样一指导思想，我们在80年代曾办过各种各样的“讲习班”，以提起人们在由传统走向现代中对“文化问题”的重视。但不幸的是，我们的事业被打断了。现在中国文化书院虽仍然存在，但应该如何办？我们一直没有认真地讨论过。对办书院，我个人虽有些想法，但因年老多病，也只能想想而已。张炜同志在山东这一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办起了万松浦书院，这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在阅读了《万松浦通讯》第一、二期之后，张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对如何办好书院已经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我再说什么，也许是“多余的话”了。但既然我办过“书院”，也考虑过“现代社会中的书院”应如何办，也就提出我的一些想法。
办书院应有社会责任的承担，而我们当前的社会问题太多了。怎么解决？我想，书院只能起一点示范作用，应有忧患意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这是孔子的忧虑，也是我们的忧虑。这就是说，书院应该是提倡道德修养、研讨学术思想、主持公正道义、知错即改的地方。看起来做到这几点好像不难，但真正做到是很难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正是由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而陷入一片混乱吗？要改变这一现状，谈何容易。书院如何承担起这一社会责任？我认为，要读圣贤书。因为只有通过认真读圣贤书，我们才会有文化上的自觉。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特别是对有较长历史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它的文化传统是已成的事实，是无法割断的，因为其文化传统已深入到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心中，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支柱。我们回到“传统”，以“传统”为起点，并从“传统”中找寻力量、找寻支点，来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个书院、一个学术文化团体，只能从自己做起、树立榜样，以逐渐扩大影响。
现代社会中的书院必须面对世界，这点和我国历史上的书院不同。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和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相关。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书院不仅要承担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责任，而且也有关注人类社会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全球的视野。这是因为，在当前全球化的形态下，世界已经连成一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不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和互相吸收中发展。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来看自身文化，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自身文化。这种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文化的跨文化研究逐渐为广大中外学者所接受。如果我们的书院能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来考虑自身的发展，那它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一直有个看法，虽然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吸取西方文化，但很多情况下都是在赶时髦，很少对西方文化经典（同时也很少对印度文化经典、伊斯兰文化经典）做认真的研究。反观我国历史，从公元1世纪至10世纪，我国曾对印度佛教文化做过认真的研究和吸收，这样才有宋明理学。因此，我想也许我们的书院在认真阅读和深入研究自身民族文化经典的同时，也应认真阅读和深入研究其他民族文化的经典。这就是说，我们的书院要传承我们民族文化的命脉，必须是在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才真正能做到“为往圣继绝学”。
现在，我们的书院，既要传承其历史文化传统，又要面对当前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因此得有新眼光和新办法来办好书院。现在万松浦书院的各位同人在“现代书院与当代文化”研讨会中已经提出许多办好书院的想法。我特别注意到他们用的是“现代书院”，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传承”而且要“创造”；而且他们把“现代书院”与“当代文化”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万松浦书院所要承担的是“当代文化”。而“当代文化”也许是要在“反本开新”中来实现。《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必须在“传承”中“创造”，也可以说必须在“创造”中“传承”。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祝万松浦书院能成为一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吸取各种先进文化、创造当代学术文化的现代书院。
原刊于《背景》，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