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龄迷上的“红梅花，”年轻貌美,且有一套一般舞女远远不及的媚术，她根本就不正眼看李柏龄。可是一天，“红梅花”突然自己找上来了，不难想象,这对于李柏龄是一个怎么样的喜悦。两人的交往急切升温,不久就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了。这时,“红梅花”突然提出要与李柏龄一起东渡日本,结为百年之好。
这对于李柏龄来说,自是欣喜若狂、求之不得。至于他在陕西的结发妻子,立刻就抛到脑后了。但继而，有两点困难,令他愁闷，一是到了日本后的工作问题;二是手头缺钱,别说安家费了,连路费都成问题。
没想到，善解人意的“红梅花”情意绵绵地表示。她有一些积蓄,足够花销一两年的;工作嘛,问题也不大,她认识一位日本商人,到日本后的工作包在对方身上。只不过，要先帮这个“日本商人”一个小忙。
李柏龄自然是不假思索地点了头,于是,通过“红梅花”的牵线,李柏龄就跟小野昭的助手见了面。对于“营救”日本间谍的事情，李柏龄同意了。双方议定:行动之前,先给李柏龄黄金30两及日本护照一本;事成之后,加付黄金20两,将他和“红梅花”安全送往日本,抵达后给予安排工作,并赠送住房一套。
至此,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完成,“鹰机关”只待行动了。
1936年12月26日,这是这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上午9时半,一辆挂着特种车辆牌照的吉普车驶至中央监狱大门外。汽车停下后,下来了两个穿蓝色西装、外罩咖啡色风衣的男子,一个空手,一个拎着一黑色牛皮公文包。
两人在监狱大门口的岗亭前驻步,向岗哨出示了证件和公文,说是首都地方法院的法官,奉命前来办理释放一名改判囚犯的公事。岗哨按照惯例,往狱政科打了电话,然后把来人让进了接待室。
片刻,从里面出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值班狱政官鲁一城。他验看过来人的一应证件、公文后,打电话唤来了和他一起值班的书记员,让书记员为来人办理有关手续。
那书记员已经年过五十,是个老狱吏,他对日特机关的这个阴谋是蒙在鼓里的,鲁一城拉他出来完全是为了事后一旦阴谋败露时好有个“与己无关”的证明人。
当时腐败成风,法院时常有前判后放之事,有时甚至白天把犯人判了刑送进监狱,当天半夜就发文来改判放人的。所以,书记员对星期天放人倒也不觉得奇怪。只是,他看了犯人名字后,想起这吴兴良乃是外籍犯,又是判了重刑的,于是就向鲁一城提出:“这个犯人办理释放手续恐怕得向上面报告一声吧?”
鲁一城点头:“对,向上峰报告一声为妥。今天狱部是哪位狱长值班?”
“好像是徐狱长。”
鲁一城下令:“你把所有的证件、公文都送到徐狱长那里去,请他批一批。”
于是,书记员就去找了副监狱长徐胜。那徐胜事先已经知晓是怎么回事了,今天的值班也是他特地争来的,所以一听就明白这是“机关发动”了,当下二话不说,提笔就批。
那鲁一城干脆装腔装到底了,犹是平时一副懒散样子,叫老书记员拿了释放证去重刑犯监区通知放人。那边,狱卒牛阿孝早已等着了,当下便叫着松本二郎的假名字把他带了出来。到了大门口,岗哨再次验查一应文书后,就放行了。
就这样,日本间谍松本二郎被营救出狱了！
这件事原本是可以蒙混过去的,因为监狱方面有那份伪造的法院“特种刑事裁定书”作为凭证存档,其他不知情的官员都认为释放这样一个犯人是正常的。监狱是刑罚执行单位,并不参与对犯人的复审;而原判单位法院,则以为他们所判的犯人还在监狱服刑,也无前往监狱查看的例子。监狱里少了这样一个犯人的事法院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无论是鲁一城、徐胜还是李柏龄,都是心中窃喜。
哪知“老天爷偏偏睁眼了”。仅仅过了四天,这件事就给捅了出来，——【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