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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分界点，自古便是长江流域货物集散之地。近代以来，九江成为中国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港口经济的发达带动了商贸经济的繁华，海纳百川的港口文化衍生出传统商业道德和近代商业精神相结合的商贸文化。
人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创造了文化，文化传统的浸润力又塑造了人的品格，具有文化认同感的群体则进一步推动经济生产的发展。这似乎是一条“黄金律”。
一座木桥
龙开河将九江城分为东西两区。西区原称放马场，河上架有一座宽阔的木桥，可通车马，全长80米，建于1915年。建桥者姓张名谋智，字学舟，取“学海无涯苦作舟”之意，本是做木材生意的。第二次*片鸦**战争后，九江西城外方圆150亩地被划为英租界。外商看中九江这块风水宝地，蜂拥而至，建码头、创公司、办银行，开九江近代商贸之先河。为了往来船只停靠方便，英国人决定修建从龙开河口到九华门的驳岸。
一个偶然机会，张谋智结识了工程主持者哈门德，瞅准商机，承接了驳岸工程，大概是九江历史上第一代包工头，由此打捞了第一桶金。此后洋人在九江修建教堂、学校、医院等，建筑工程全由张谋智承包，家财越滚越厚，一跃而为九江首富。九江人称其“发洋财”。
1910年地方政府修筑九莲公路，张谋智捐巨资，取得运输经营权。通车后，购买8辆福特轿车，成立江西省第一家汽车客运公司，往返于九江至莲花洞，接送上下庐山的游客。当时山上的别墅只有400余栋，这条公路的通车，加快了别墅的建筑速度，使庐山成为举世闻名的万国建筑博览馆。
这座木桥本以张谋智的字命名为“学舟桥”，刻碑时误写为“学洲桥”，张谋智觉得更有意味，便也将错就错。有了桥梁的沟通，便有了后来一、二、三马路，偏僻的河西成了闹市。两年后，映庐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久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先后落户河西，成为九江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1928年，九江商人集资建起龙开河铁桥，曾经为九江城区的扩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学洲桥才退居次位。
一座市镇
九江东去20里，有一座小渔村姑塘。因地锁鄱阳湖入江的咽喉，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在此设立钞关。道光年间姑塘关税收入居全国首位，在中国外贸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1901年，英国强求清政府将姑塘钞关划为九江海关管辖，修建了海关大楼，把持了姑塘海关的行政大权，滚滚白银被当作“庚子赔款”流入英人的腰包。
姑塘就此喧闹起来，舟楫拥塞，商贾云集。码头、驿站、酒肆、茶楼，乃至歌寮、*院妓**、烟馆、*场赌**，一应俱全，接待过往商客与船家。九江商人没有放过商机，著名大商行几乎都在此设立分号，并且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形成了“*海帮上**”、“安徽帮”和“广东帮”，主要从事大米、茶叶、瓷器、夏布等出口物资的交易。一个新的商贸中心在姑塘落成，全盛时期商号达数百家，生意兴隆，通达四海。姑塘也成了远近闻名的闹市，灯红酒绿，珠光宝气，时人称之为“小上海”，人口最多时达三万多人，超过城内的人口。1930年出版的庐山导游图，赫然标上“姑塘市”。
一种新型近代服务行业在姑塘兴起，过往货船缴纳关税，手续麻烦，还不时遭到海关人员的刁难和地痞流氓的敲诈。繁忙季节，船只往往停靠二三天才能办完手续，堵塞码头，海关当局也颇为头痛。九江米商王建斌兄弟三人急公好义，经常为客商打抱不平，颇有威望，客商也送些钱财以示感激。渐渐王家米行成了一家“中介公司”，代理客商办理转运报关手续。当时的中介有一个听起来挺负面的称呼：掮客。掮客的介入，客商方便，海关当局满意，地痞流氓慑于王家兄弟的威望，也大为收敛。这样的“中介公司”后来在姑塘有上十家，混乱的码头竟变得井然有序。
一座商城
1907年，曾出使日本、比利时等国的九江籍京官李盛铎，率江西籍京官111人奏请“自行筹款修筑本省境内铁路”获准。这班雄心勃勃的京官，立即着手筹资，创立江西铁路公司，企图打通乾隆年间的大庾岭贸易通道，重振江西经济。1916年，九江至南昌的铁路贯通。此时，清政府已经倒台5年，热心的京官们亦作猢狲散，再也无力继续当初的雄心，筹划中的江西大铁路便定格在“南浔铁路”上。一条长江，一条铁路，九江成了Ｔ字形的交汇点。九江港与江西腹地的连接，有了更快捷的通道，奠定了近代九江商贸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地位。九江商行大多是批发和零售兼营，内销与出口并举，从事大米茶叶、轻纺百货、五金颜料、烟酒精盐、煤炭煤油、食品干货、文具纸张、瓷器土特产等贸易，天下出产几乎一网打尽。说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九江城的外贸商号竟有1100多家。一条大中路，集中了800多家店铺，是长江中游人气最旺的商埠大街。四海宾客，语音杂陈，以致九江话被作为地方“国语”通行，彻底从赣语系中分离出来。大街之上，常见观光洋人背着照相机东张西望的好奇目光；寻常巷陌，可见金发老外笨拙地挑起长长面条吸溜溜的狼狈相，成了九江的街头一景。中西文化的沟通有了更多的机会，连洋车夫、小商贩、老妈子，也能讲几句“爷死僧可忧”的洋泾浜英语。民国元老于右任路过九江，顺着大中路信步走到龙开河边，看到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樯桅林立，叹曰：好一幅现代“清明上河图”
第三产业同时在九江兴起。早在1885年，九江便设立电报局、长途电话局。从光绪年间开始兴起的钱庄，后来发展为银行、保险、信用等近代金融业，较有规模的银行在九江有8家之多。其中有民资、外资、国资以及官商合资，形成四分天下的格局，九江又成为金融流和信息流的中心。港口经济牵动了商贸经济，带动了工业、物流业、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业的发展，组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九江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成为融合中西文明的近代工商、港口城市。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商人地位低下，形象委琐。旧时商人赚了钱，便购置田产，回乡当个土财主，商业资金始终形成不了商业资本。直至近代，洋务运动兴起后，经济被当作治国之术受到重视，商品经济这才有了生发的契机。九江商人积累的资本，进入多元投资渠道，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社会活动中争得了话语权，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架桥铺路，捐赠慈善事业，不再龟缩在自己的土围子里。武昌起义，九江首先发动兵变呼应；二次革命，九江最早举起讨袁大旗。九江商人竭尽其力，筹集军饷资助革命，为历史的进步推波助澜。社会精英再也不完全是通过“十年寒窗苦读经书”步入仕途的官僚集团，九江城的莘莘学子再也用不着在“读书做官”的独木桥上挤得头破血流，延绵数千年之久的“官本位”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商贸的力量，对历史的演进竟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令人惊叹。
这一段时间，整理了不少关于九江历史的稿子和*今条头日**的网友交流。然而从大家的留言中，发现一部分人不仅不了解九江的近代，而且每当我对九江人赞扬时，部分网友嗤之以鼻。
无论现在的九江发展的怎么样、九江人性格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是在近代，九江人真的很了不起。第二次*片鸦**战争后，九江被强行唤醒，进入新的时代，此时的九江人顺势而上，商海弄潮；不屈不挠，多次抗争。在动荡的年代，九江人有智慧、有血性，无论那个领头的是不是九江本地人，但呼应、支持的人是九江人。或先知先觉，或后知后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历史，不是一个人的历史，是一座城池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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