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城市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曾经的岁月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褪色，有的甚至已经残缺、破碎。我们在感叹时光无情的同时，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将那些已经发霉、褪色、残缺不全的记忆碎片重新拾起，进行梳理，再借助一支笔和尚还清晰的记忆去记录、去还原一个四十多年前的“老西宁”，和关于老西宁有趣的往事。
那条满是童年记忆的“老街”
时光倒转四十多年前，我随父母一起从东北偏远小山村，迁移到青海西宁，开启了我的城市生活。七十年代初期的西宁，就像一个小县城，人很少，市区面积也不大，从东到西一条街，东起西宁大厦，西止西门口，从东到西有半天功夫就能逛遍整条街。老“西宁人”购物、游逛、消遣，基本都在这条街上，在外人眼里，“城”就是街，在“老西宁”眼中，“街”就是城。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有见过大世面，当时感觉西宁还是蛮大的。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到街上转转，在当时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位于西关大街西端的大十字，一处是位于东关大街东段的老东关。
“大十字”，是我们那一代最深的记忆，也是当时老西宁最繁华的地方，它地处西宁中心地带，坐落于东西大街与南北大街交汇处，因呈＂十＂字状而得名，在四个拐角处，分别伫立四幢大楼，分别是“大十字百货商店”、“新华书店”、“邮政大楼”、“省政协办公楼”，四座大楼很别致，不仅气派，还颇有欧式风格，它们分别矗立在四个方向，即错落有致，又遥相呼应，与周边低矮破旧的店铺形成了巨大反差。由于楼与楼相似，街与街接近，小时候经常会在大十字迷失方向，误把南北大街当成东西大街，闹出不少笑话。在大十字周边，商铺云集，集中了“刘胡兰商店”、“解放商场”、“西宁饭庄”、“解放剧场”等购物、娱乐场所，是当时最繁华热闹的地方之一，也是小时候常去采购年货的优选之地。若要买鸡鸭鱼肉、糖果烟酒就到“解放商场”，若要买碗筷、鞭炮就到“刘胡兰土特产商店”，若要买“小人书”、“年画”就去“新华书店”，只要周边这么转一圈，基本能把年货都置办齐了。除购物外，我还偶尔去附近的“西宁饭庄”美美吃一顿、几毛钱一斤的“酱大骨”，到“和平饺子馆”，来上半斤“羊肉陷饺子”，那纯正的香味，让我至今难忘。那地方不仅有我年节时的欢乐，也有我儿时的记忆、以及对那个年代的特殊情感。可以说“大十字”是当时“老西宁人”引以为傲的城市地标。虽经数次升级改造，变换，现在我依旧能触摸到四十多年前生活留下的痕迹和记忆。
“老东关”，是东关大街商铺比较集中、比较热闹的地方。在七十年代初，“东关老街”的人气就比较旺，各种生意特别活跃，尤其是“旧货交易”十分活跃。在街道两侧，虽然都是一些低矮破旧的“门面房”，但里面却收拾的干净利落，各种土产及地方特色小吃，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一家挨一家布满整个街道，大部分店都是国营的，也有是公私合营的，唯独没有私营的，有些商家为了招揽顾客，纷纷在自家门口挂起显眼的“幌子”招牌，在蓝天白云衬托下十分显眼。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家“清真馅饼店”，店名已经记不清了，但那馅饼的味道至今想起来都会流口水。除了馅饼，还有酿皮、甜醅、酸奶，都是我儿时无法忘却的味道。以东哨门为界，往东是“大众农副产品商场”和“东方红电影院”（后改成大众电影院），从东边进城一般都会选择去那个商场购物，商场挺大，鸡鸭鱼肉、蔬菜水果、烟酒糕点应有尽有，我小时候经常去那个店里买东西。在它旁边是“东方红电影院”，从早到晚，人流不断，一到上映新电影，整个卖票处就会围个水泄不通，经常见到有人从众人头顶爬到售票窗口买票，他们将买到手的票再以高价卖出去，据说有人靠倒票赚了不少钱。“东哨门”以西就是“老湟光”，在它附近有三幢老式建筑，一个是坐落于“东关大街”与“花园南街”拐角处的“湟中大厦”，一个是位于东关大街与花园北街拐角处的“西北百货股份公司西宁第一百货公司商店”，还有一家就是湟中大厦东边的“老华莎纺织品商店”，里面有买丝绸、针织品及各种花色的布料。据说这三座楼都是西宁解放前留下的，湟中大厦曾经是旧政府的办公场所，是当时西宁最高的建筑，有“西宁第一楼”之称。“西宁第一百货商店”也是西宁最早的老店，记得里面有许多高档的商品，如女人用的化妆品、首饰等，男人用的腰带、打火机、照相机等，虽然买不起，但会经常进去瞧瞧，饱饱眼福。可惜的是，这些见证老西宁繁华的建筑都不复存在了，后面在华纱商店的原址重新建了一座新店。如“西宁饭庄”、“和平饭店”、“西宁饭店”等许多“国”字号老店老铺，只能存在于人的记忆中了。
除了文中提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不能不提，那就是名振西北，享誉全国的“东关清真大寺”，而我第一次走近这座庄严肃穆的领地，并不是以一个虔诚的宗教徒的身份，而是以劳动人民的身份，自由自在进出，因为当时清真大寺的身份是“西宁劳动人民文化宫”，里面经常有书法、绘画等展览和武术文艺等表演，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到里面溜达一圈，根本看不到“做礼拜”的回族群众，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误认为那就是一个“文化宫”，就是属于全市人民的活动场所，直到后来“返璞归真”才知道那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清真大寺”，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进去过。
那些满是温馨的购物场所
今天的人们无论怎样也想象不到七十年代初期西宁市场是怎样一种的状况，更想象不到当初买个东西需要步行很远的辛苦程度。就拿买个家家常用的盐、醋、酱油来说，必须从家出来，要么往东走大概一公里左右，到“红一师”（青海民族大学西校区）往东的一家“曹家寨供销社”买，要么往西走到一公里多的“五金厂”（德令哈）路口处的一家国营商店去买，即便是买一盒火柴，一根针、一根蜡烛这样小的东西也得需要个把小时，走上一两公里的路程才可以买到。
那时候，不仅家门口没有店铺，就是到最近的“汽车八场”买，也是几年后才能做到的事。因为那个年代不允许私营店铺存在，所有商店商场都是国营的，而且大部分商品是需要定量供应的。但也有一些敞开供应的东西，比如盐、酱油、醋、蔬菜，普通的“老三样”萝卜、土豆、大白菜市场供应很充足，什么时候买都有，夏天上市的新鲜蔬菜，如茄子、豆角、辣椒、西红柿等，因为量小，需求大，只要一上市就会被一抢而空，为了能够让家人吃到这些细菜，我得几个菜场到处跑，除了经常去“西宁大厦”附近的“大众农副产品商场”买，还经常去“南小街菜场”、“湟光农副产品商场”、“解放商场”、“北大街农副产品商场”去买，这些地方实在买不到，就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再往远处、偏一些的地方跑，记得我最远从家跑到过“古城台”，在那一个土坡的院子里，有一家规模挺大的综合商店，我记得里面有三、四栋老平房，有一排是专门卖农机农具的，有一排是卖烟酒副食品的，还有一排是买布料、日用杂品的，还有一个专门卖菜的，因为比较偏远，知道的人少，加之交通不便，一般在城里买不到的东西，我都会跑那买。掌握住这个规律之后，我就成了那的常客。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家满载儿时记忆的老店铺消失了。
除了“古城台综合商店”，经常去的地方还有位于大十字附近的“西宁解放农副食品商场”、“刘胡兰土特产商店”、“北大街农副产品商场”，这些店的最大特点是，店大、货全、位置好。我记得“解放商场”供应的烟酒就比其他商店都好，不仅经常有“彩蝶”、“喜梅”以及“西凤”、“双沟“、“洋河”等“凭票供应”的好烟、好酒，还经常有市面难得一见的“牡丹”、“凤凰“、“中华”以及“五粮液”、“茅台”等名烟、名酒，所以我特别喜欢去那转，不为别的，就是看着舒服。与它一墙之隔的“刘胡兰商店”是西宁一家比较老的土产商店，一共有三层，底层是卖农具及水缸、坛子、背篓等大件货的，二楼是卖瓷器、灯炮、碗筷等日用品的，三楼是买纸张、蜡烛、针线等小物件，过年用的鞭炮也在三楼，我每年都会到那去买各式各样的“花炮”。再往北走就到了“北大街农副产品商场”了，那里卖的“豆腐干”特别好，每次去都要排好长队，记得一次快排到了，后面的人一哄而上，把我给挤出来了，害得我没买上。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年纪小，还是因为天生对商店商品敏感好奇，从来也不知道累，只要一有时间，就会背上一个大挎包，满街跑，满街转，久而久之，对各大商场商店什么时间开门、关门，什么时候上货、休息，哪个店货贵、货贱都了如指掌，也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不管什么菜、水果，是好是坏，是生是熟，是否新鲜，一看便知。经常出入于各大商业场所，虽然辛苦，但也能苦中作乐，虽然想买的东西不能随量、随意、尽兴，但却都“货真价实”，用不着担心买到的是假货。随着后来市场的放开，私营经济不断发展，那些国营的招牌再也见不到了，小时候买东西的那些美好记忆也随之而去。
那些满是回忆的“老公交”
小时候出行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一般不是骑自行车就是坐公交车。七十年代初，西宁的公交线路就那么几条，我记得当时“1路”是火车站到小桥，“2路”是从塑料厂到乐家湾，“3”路是从火车站到尕庄，“4”路是从火车到西钢，“5路”是从火车站到毛纺厂，“6路”是从小桥到化建。除了这几路坐过，比较了解一些，其他几路从哪到哪就不记得了。
因为家在八一路，我是“2路”公交车的常客。也是我最熟悉的公交线路，不管是往西进城，还是往东闲转，都是坐2路。因为常坐，哪个票员是新来的，哪个票员管的严，哪个票员好糊弄，都了如指掌。西宁的公交车一般都一种颜色，使用的车都是一个牌子，我记得当时公交车前面都有“四平制造”四个字，在“1路”和“2路”有两种车型，一种是短的，一种是长的，既是连体的那种，我们叫它“拖挂车”，短的是一个票员，长的是两个票员，各把一个门。
所有票员胸前都挂着一个统一的“票夹子“，一边买票，一边检票，还要报站名，既要照顾好上车的，也要看好下车的。乘客上车都是自觉买票，票价根据路程长短而定，4分起价，每超过三站加2分，最高票价为两角，可以从起点到终点。那时的公交车上车和下车都是一个门，一般是先下后上，下车出示车票。除了在车上现买的这种票，还有可以提前买的月票，成人月票是4元，学生月票减半，那个时候，我特别羡慕手持月票的人，上车下车不用买票，只需在票员眼前一晃就可以大摇大摆下车，那种感觉很惬意，可惜因为上学在附近，用不着坐公交，买月票，直到后来月票变成了公交卡，我才体验到那种便利带来的舒爽。
那时候虽然刚学会骑自行车，家长怕不安全，上街都是让坐公交，为了能从车票中省出一根雪糕钱，就动了逃票的鬼主意，别看是简单的逃票，它既需要胆量，也需要计谋，一般要选择年轻没有经验的女票员作为逃票对象，逃票之前必须先做好准备，首先要拖掉帽子，这还是从他人逃票被售票员拽了帽子得出的经验，上车后不要站门口，最好是往人群中挤，先躲在人群中不让票员发现，一般都是隐蔽在大人身后，在车门打开的一刹那或者在车门关闭的一瞬间，趁票员不注意，快速从人群冲下车，等票员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不知道是我智商高，还是运气好，每一次逃票都能顺顺利利。在那个年代，做出这样幼稚荒唐的事也不足为怪，因为那时穷啊。
那些满是温馨记忆的“露天电影”
小时候最有意思的事儿是有电影看，记得刚来西宁不久，父亲找他放电影的朋友，带我和弟弟在“东方红电影院”看了一场免费电影。之后，虽曾多次走进电影院，但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花钱买票看场电影是件比较奢侈的事，除非单位或学校包场免费看电影，一般情况都是看不花钱的“露天电影”。
那时候，除了电影院放电影之外，周边的一些部队、厂矿、企业、单位都有自己的放影机，都会经常放电影。不仅逢年过节会放，就是有啥“大事小情”也会找个“油头”放场电影，比如召开“职代会”、“运动会”、“表彰会”，一般都会安排放电影以示祝贺。那时我家住的院、以及相邻的几个院，会经常比着放，你今天放，我明天放，你放一场，我放两场，你放普通的，我就放宽银幕的，总之谁也不服谁，他们这样暗自较劲，可美坏了我们这些＂小电影迷＂们。
那个时候，如果哪个单位放的电影多，放的电影好，它的名气影响就大。那个时候，我家住的院，放电影的水平是周围最高的，不仅有标准的电影场地（单位大礼堂），配套齐全的电影设备（宽银幕镜头），而且与电影发行公司还有关系，能拿到电影院还没有放映的片子，这让方圆几里的人羡慕不已，电影让我住的那个院曾经名噪一时。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唯一可以消遣娱乐的方式，就是看电影，也只能看电影，因此，只要有能力的单位都会想各种办法放电影，通过放电影聚集人气，通过放电影证明一个单位存在。
在那个年代，不用花钱看场电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好像稍微大一点的单位都放过电影。除了周边厂矿、单位经常放电影之外，当地驻军部队也会隔三差五放电影，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到周边一些部队看电影，因为是军事管制区，一般不允许让老百姓进入，我们这些娃娃们偏不听这个邪，竟然选择冒险“翻墙头”、“钻门缝”，或者假装成*队军**家属，混进去看电影。那时候也怪了，没有手机电话，信息相对闭塞，只要哪放电影都知道，不管哪放电影，无论多远、多晚我都不放过。记得一次去较远的一个学校看电影，从傍晚一直等到了后半夜才来“片子”，等看完走回家天都快亮了。
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劲头，经常是“连轴转”、“赶场子”看电影，在这家看完，又跑到下一家接着看，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冬天雪地，只要电影不停，我就不走，“片子”不到就一直等下去，哪怕是看过的，也会坚持看完，那种对看电影的痴迷与执着是任何事情都取代不了的。
那些操着不同口音的“青海人”
西宁刚解放时，工业可以说一穷二白，城镇人口也少的可怜。从上世纪五六十年*开代**始，一大批内地企业开始陆续进驻青海，多数单位在西宁及周边安营扎寨。到七十年代初，内迁而来的单位已经有上百家，工业基础基本形成。我印象比较深的省属单位有“矿山机械厂”、“铝制品厂”、“机床厂”、“铸造厂”、“电动工具厂“、“齿轮厂“，“汽车制造厂”、“海山轴承厂”、“青沪机床厂”、“马坊面粉厂”、“毛纺厂”、“电化厂”、“造纸厂”、“化肥厂”、“骨胶厂”、“橡胶厂”。还有“221”、“701”、“704”、“705”、“706”、“805”、“806”、“52”、“3419”厂等代号命名的保密单位，还有奉命而来的中央直属单位、部队转业以及毕业分配来的，这其中也包括我的工作单位及相邻的一些单位。小一点的单位有几百人，大一点的单位有几千人，上万人，甚至几万人，如“五六厂”（西宁钢厂）当时就有几万人，虽然，没有统计过内迁来的有多少人，我估计至少能占地方七八层左右，若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差不多整座城市都是内迁来的人。
记得小时候，无论是在人流集中的大街上，还是在书声琅琅的校园里，基本都是清一色的“内地人”。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为了能够听懂对方的语言，大家好像“约定俗成”好了似的，都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普通话”进行交流，久而久之普通话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官方”和“公用”语言，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最大特色。记得一九七三年我刚来青海时，就发现西宁很特别，学校的老师基本都是内地人，他们说的是带家乡口音的普通话，后来才知道，他们很多都是内地名校的老师，因为所谓的“政治问题”被下放到了西宁。像他们一样来西宁的还有朱乃正、李丁、瞿弦和、张筠英、昌耀、林锡纯等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各行各业老学者、老专家，他们不仅把精湛的技艺留在了这片土地，也为推广普通话做出了贡献。
那个时候，我走在大街上，感觉就像在内地一样，见到的人，听到的话是是那么的亲切、熟悉，即便是做生意的当地居民也是说着半生不熟的“青普话”。可能正是因为身处于那样一种氛围，我在青海四十多年硬没有学会“青海话”，这绝不是因为自己嘴笨，也不是不想学，而是没有机会学，因为我所接触的环境，基本都是内地人，上学时班里大部分是内地子女，就是有几个本地人，他们和我交流时也是一口普通话，很少说他们自己的方言。到商店买东西，去政府机关办事，接触的人也多是内地人，讲的也是普通语言，后来工作了，我的大部分同事，也都是内地人，自然说的也都是普通话，所以到现在，我也不会说青海话，有时偶尔也会冒几句青海话，连我自己都想笑。
可能是受我的影响，我的爱人、我的孩子也都没有学会青海话。如今，那些当初内迁而来的老企业都破产了，和它们一起来的老一辈要么不在了，要么都“叶落归根”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州县上来的本土居民越来越多，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普通话渐渐开始退化，取而代之的是“地地道道”的“青海话”，我不清楚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退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