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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藩镇系列·敦煌（归义军）/不定时更新/赖正直（撰文）|

柒

归义军的历史，在传统史籍中仅有为数甚少的零星记载。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归义军的历史，是因为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被人为封闭的藏经洞，依靠洞中保存的文书、图画，由一代又一代学者进行梳理、解读，才逐渐还原归义军历史的一些概貌。

藏经洞中保存的文书，时间最晚的是俄藏Ф.32《咸平五年七月十五日敦煌王曹某与济北郡夫人范氏捐经题记》。这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宗寿（辽国封其为敦煌王）及其妻子范氏（爵号济北郡夫人）向莫高窟捐赠一批经书，题记作为纪念，时间为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大约在此不久之后。藏经洞封闭之后的归义军历史，由于没有文献保存下来可供解读，现在我们无法详细地知晓归义军是怎样灭亡的了。

所以，归义军灭亡的过程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是相互关联的两个谜题，我们把这两个谜题放在同一篇文章里讨论。

一、归义军的回鹘化

曹宗寿继任归义军节度使后，沙、瓜二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回鹘化”倾向。其实早在吐蕃统治时期，沙州、瓜州就有回鹘人居住，归义军建立后，仍允许辖区内的回鹘人保留“族帐”的组织形式，不纳入县乡户籍管理。在张氏归义军时期，这些回鹘人数量有限，影响不大。归义军曾与西州回鹘、甘州回鹘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冲突，但没有文献记载沙州的回鹘人出现过异动的迹象。

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

首先曹氏家族是粟特人后裔，“华夷之别”的观念相对淡薄，对回鹘人的管理措施更加宽松。

其次是曹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和甘州回鹘的关系都很良好，对沙瓜二州与甘西二州之间回汉民众的交流、通婚、迁徙持开放甚至欢迎态度，这也是曹氏归义军能够和东西两面的回鹘政权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

第三是在曹氏归义军统治后期，曹氏家族内部出现了跟回鹘通婚的“回鹘系”与跟于阗通婚的“于阗系”之间的矛盾对立。身上具有回鹘人血统的曹宗寿，在甘州回鹘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变政**杀死娶了于阗公主为妻的堂叔曹延禄。为了消除“于阗系”的影响，曹宗寿不惜招引大量回鹘人从甘州迁至沙州、瓜州。

沙州回鹘人口的迅速增长，使沙州的社会风俗、文化面貌都出现了“回鹘化”的现象。到了曹宗寿的儿子曹贤顺继任节度使时，沙州完全成了回鹘人的天下。在外人看来，沙州和甘州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回鹘吗？已经让人傻傻分不清了。

北宋时欧阳修等人编撰《新五代史》，把“沙州”放在第七十四卷《四夷附录》的“吐蕃”和“回鹘”之间，可见在北宋人看来，沙州不属于中原政权疆域，而是与“吐蕃”“回鹘”一样的“四夷”之一。在《宋史》（元人根据宋代留下的资料编撰而成）中，沙州则被放到《外国传》里面去了。

辽国更加直接，干脆就把归义军叫做“沙州回鹘”。《辽史·圣宗纪》载，开泰三年（1014年）四月，“乙亥，沙州回鹘曹顺遣使来贡。”又载，开泰九年（1020年）七月，“甲寅，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顺衣物。”

这里的“曹顺”即时任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因避辽圣宗耶律贤之讳，辽国文献把曹贤顺称为“曹顺”。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说到过，沙州的“归义军”军号，是唐朝和五代政权赐封，辽国是不承认的，辽国自己另有一个“归义军”，设在上京，因此辽国封曹氏归义军节度使为“敦煌郡王”，称沙瓜二州为“敦煌国”。

到了曹贤顺时期，辽国连“敦煌国”也不叫了，干脆就叫“沙州回鹘”。大概是在这个时期，辽国觉得具有中原文化色彩的“敦煌国”名号已经不太合适沙州的情况了，不如叫做“沙州回鹘”更能体现该地区盛行回鹘文化习俗的现实状况。也就是说，在辽国人眼里，沙州和甘州已经没有多大区别，反正都是回鹘，只不过一个在甘州，一个沙州罢了。

归义军被辽国称为“沙州回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曹贤顺有意为之。因为辽国皇帝世世代代娶述律氏（汉姓为萧氏）为皇后，而述律氏是回鹘人的后裔。《辽史·后妃传》载：“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鹘人糯思。”曹贤顺自称回鹘，以回鹘人自居，是在讨好辽国皇后一族，以加强其与辽国的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曹贤顺与宋朝的关系则较为疏远。与《辽史》中频频出现的曹贤顺进贡的记录相比，在《宋史》中曹贤顺进贡的记录一条也没有。只有《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保存了一条曹贤顺进贡的记录：“（天圣元年闰九月）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遣使来贡方物，谢大中祥符七年旌节之赐也。”曹贤顺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曾进贡宋朝，目的是为了答谢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赐给节度使旌节，曹贤顺获得旌节十年之后才来答谢，可见曹贤顺对宋朝的态度非常敷衍，并不特别重视。这与曹贤顺三天两头跑到辽国去讨好卖乖形成鲜明对比。

曹贤顺疏远宋朝，一方面是出于对辽外交的需要，为优先确保与辽国的关系，不能和宋朝走得过于接近，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回鹘化，以曹贤顺为首的敦煌人以回鹘自居，已不再向往中原文化。

二、归义军的灭亡

如前面所述，由于藏经洞封闭后的文献阙失，我们已经无法详细地了解归义军是怎样灭亡的了。

目前关于归义军最后存在的线索，保存在《宋史·夏国传》中：“天圣六年（1028年），（李）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天圣）八年（1030年），瓜州王以千骑降于夏。……（景祐）二年（1035年），（李元昊）加兼中书令，遣其令公苏奴儿将兵二万五千攻唃厮啰，败死略尽，苏奴儿被执。元昊自率众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诈约和，城开，乃大纵杀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以兵绝归路，元昊昼夜角战二百余日，子罗败，遂取瓜、沙、肃三州。”

除此之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载：“（李元昊）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之地。”

根据上述记载，归义军之灭亡，与西夏李元昊有密切关系。但具体过程如何，则取决于学者对上述史料的不同解读。

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归义军是被西夏李元昊攻灭。

这是传统的观点，因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著名小说《敦煌》（1988年由中日两国合拍同名电影，西田敏行等主演）部分采用了这一观点而广为人知。

按照这一观点，天圣六年（1028年），李元昊灭掉了甘州回鹘。天圣八年（1030年），曹贤顺之弟、瓜州王曹贤惠因与其兄曹贤顺不和而出奔，率千余骑兵投降西夏。景祐二年（1035年），李元昊出兵攻打位于青海的青唐吐蕃首领唃厮啰，次年（1036年）攻下猫牛城（今青海省西宁市附近）等要塞。在曹贤惠的指引下，李元昊趁战胜之余威，一举攻陷瓜、沙、肃三州，归义军灭亡。

第二种观点认为归义军是被沙州回鹘人所灭。李元昊进攻瓜、沙、肃三州，打的是回鹘。

按照这一观点，天圣六年（1028年）甘州回鹘被李元昊攻灭后，大量回鹘人逃至沙州敦煌城，回鹘人骤然增多，势力大涨。天圣八年（1030年）沙州回鹘人首领发动*变政**，杀死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掌握沙州政权，归义军就此灭亡。

曹贤顺死后，其弟弟、瓜州王曹贤惠率千余骑兵逃往西夏求救。景祐三年（1036年），李元昊借战胜唃厮啰之余威，带着曹贤惠领兵攻向河西，打败沙州回鹘，取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之地。

不论怎么理解，总而言之，可以确定的是，最迟在公元1036年之后，统治敦煌将近200年的归义军政权便不复存在了。

需要补充说明，西夏攻陷沙州之后，未能在沙州建立稳固的统治。

据《宋会要·蕃夷志》载：“庆历二年二月，沙州北亭可汗遣大使密、副使张进零、和延进入贡。”庆历二年即1042年，此时距离西夏攻陷沙州已经过去了六年，但沙州仍有号称“可汗”的人物存在。西夏从未对外族册封过“可汗”称号，因此，一般推断这里的“沙州北亭可汗”应是盘踞在沙州一带、但独立于西夏统治之外的回鹘政权首领。

在《金史·太宗纪》中，也还有记载：“（天会七年，1129年）冬十月丁卯，沙州回鹘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贡。”可见，直到辽国灭亡、金国兴起时（此时距离归义军灭亡已经九十多年了），沙州仍在回鹘可汗的统治之下。

这大概就是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给敦煌留下的遗产之一。

三、藏经洞的封闭与发现

归义军灭亡后，敦煌先后被西夏、回鹘、蒙古等政权统治，由于这些政权都不太重视修史，有关归义军的历史文献资料被保存下来的很少。一时叱咤风云、威镇河西的归义军，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记忆。后世的人们只能从两《唐书》、两《五代史》、《宋史》、《辽史》等官方史籍记载的只言片语中，知晓在敦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半独立的政权，至于其详细的来龙去脉，则知之甚少。

历史的风沙在敦煌又吹过了八百多年，时间之轮转到了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阴差阳错的是，此时在敦煌莫高窟负责看守佛窟的人，竟是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莫高窟第17窟（张议潮时期任河西都僧统的洪辩和尚功德窟）时，王圆箓意外地发现在该窟甬道的北壁的壁墙之后还有一个被人为封闭的暗窟。由于某种至今未明的原因，当时的人们在这个暗窟中堆放了大量分卷包装的文书写本及其他物品，之后便把暗窟封闭起来，并在外墙绘上壁画，明显是在进行伪装和掩饰。直到八百多年后，封闭用的墙土松动，导致壁画脱落，暗窟才被王圆箓发现。由于暗窟中保存的文书写本大多数是佛教经书以及相关的变文、唱词等，这个暗窟被人们称作“藏经洞”。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以及洞中的大量*物文**后，立即向时任敦煌县知县汪某报告，但并未引起重视，汪知县只是命令王圆箓清点之后就地保存，实际上是敷衍了事，不负任何责任。

敦煌藏经洞的面世，未能引起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府的重视，却引来了许多识货的外国探险考察人员。最早来到敦煌的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 Stein），他通过各种办法接近王圆箓，取得其信任，运走了一批*物文**。斯坦因回国后发表了他对敦煌文书的一些初步研究，引起了更多探险家的兴趣。此后来到敦煌的还有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S.F. Oldenburg）、美国人华尔纳（L. Warner）等。

这些外国探险家利用中国政府的忽视与管理缺位，各自从藏经洞中攫取了大量*物文**运至海外，使敦煌文书、*物文**分散收藏于世界各地。现在大家看敦煌研究的著作、论文，经常可以看到里面提到的敦煌文书标题前面往往有一串字母加数字的奇怪符号，其实那是世界各地的不同收藏机构对敦煌文书的编号，以便读者查阅检索用的。比如S.1284，即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文献的1284号；P.2133V，即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文献的2133号中的第V号；Дх.566，即俄国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敦煌文献566号，等等。

现存敦煌文书虽然分散于世界各地，但大部分都已经公开。根据公开的资料，现存敦煌文书绝大部分是归义军时代（848-1036）形成的，除了佛教经文及变文、唱词之外，还包括官府公文、民间契约、私人信件、儒家典籍、诗歌文章、医药处方等等，反映了上至节度使及其家族的活动，下至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可谓是关于归义军时代敦煌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敦煌文书的书写文字除了汉文之外，还有回鹘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契丹文等，则是当时在敦煌的多民族相互交流的真实写照。一些文书上有官府机构、寺院的印章或官员、僧侣、平民的签名、花押、私章，具有原始档案的性质，文献价值极高。

如前文所述，根据藏经洞中时间最晚的文书，可知藏经洞是在1002年之后不久的时间被封闭的。根据伯希和来到藏经洞中拍摄的照片，可知洞中文书都用包袱分卷包装，整齐地码放在一起，应是当时的人们有意所为。这就令人不禁要问，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人们要把这些数量众多的文书堆积在这里并且封闭起来呢？

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实际上自藏经洞被发现之初就一直是人们探讨的话题，无数学者为之绞尽脑汁，但至今尚未得出能够让人完全信服的结论，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归纳起来，对于为什么要人为封闭藏经洞的解释，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废弃说

此说最早为斯坦因所提出，他认为藏经洞是敦煌寺院堆放废弃经书的地方，因为经书神圣，不能随意丢弃或销毁，只能整整齐齐恭恭敬敬地码放在一起。但斯坦因是根据直觉推断，并未阐述理由。

日本学者藤枝晃提出假说，认为可能是在唐宋之交的时期，折叠式雕版印本代替了卷轴式手抄本，导致大量佛经被废弃，因此被堆放于藏经洞中。

还有一些学者根据BD.7711《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尾部题写有“此一纸请于故经处安置为宜，恐得罪。”认为敦煌寺院设置有专门存放废弃经书的地方，即“故经处”，藏经洞就是“故经处”之一。

但是，废弃说无法解释，为什么藏经洞中除了佛经还有官府公文、民间契约甚至私人信件等等与佛教无关的文书？以及为什么要把藏经洞封闭起来，而且要封死，还要在外面画上壁画以作掩盖？

（二）避难说

避难说又分为三种，即避西夏之难、避喀喇汗王朝之难、避末法之难。

（1）避西夏之难说，最早为伯希和提出。伯希和在藏经洞待过的时间比较长，他经过仔细挑拣翻阅，发现藏经洞文书虽有多种文字，但却独独没有西夏文的，因此得出结论，藏经洞之封闭，当在西夏势力攻陷敦煌之前。同时，伯希和还指出，藏经洞中文书卷帙的堆放，看似整齐，实际上没有经过整理分类，不同类型、毫无关联的文书也被堆放甚至包裹在一起，应是仓皇之间所为。当时的敦煌人为什么惊慌失措，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西夏*队军**来到后的劫掠，因此把文书资料封闭起来。

敦煌文书中确实没有西夏文的文献，而且藏经洞封闭时间与西夏进攻敦煌的时间也大体契合，前后相差不远，所以避西夏之难说得到众多研究者的支持，是相对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

（2）避喀喇汗王朝之难说，也有不少的支持者。因为《宋会要·于阗》有一条记载：“（绍圣）四年二月八日，遣使入贡，押伴使所申进奉人罗忽都卢麦译到黑汗王子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差人马攻甘、沙、肃三州。’诏押伴使臣候人使朝辞日，谕以黑汗王忠向，朝廷甚喜，若果能破三城，必更厚待。”

喀喇汗王朝（Qara Khanid）又称黑汗王朝，是宋朝初年操突厥系语言的民族在今*疆新**、中亚建立的政权。喀喇汗王朝信奉伊斯兰教，于1004年左右灭掉了信奉佛教的于阗王国。按照《宋会要》的记载，喀喇汗王朝还曾派兵进攻沙、甘、肃三州，并且得到了宋朝的允许。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信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灭掉于阗，又进攻沙州，必然在敦煌民众特别是佛教信众中造成极大恐慌，他们为避免城陷后佛经文书被喀喇汗王朝所毁，便慌慌张张地收藏入藏经洞中。

避喀喇汗王朝之难说也有一定道理，但《宋会要》记载喀喇汗王朝出兵进攻敦煌的时间，为绍圣四年（1097年）左右，此时距离公认的归义军灭亡的1030年或1036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时间似乎对不上。如果认为藏经洞是归义军灭亡之后封闭，又难以解释为什么藏经洞的文书最晚只到1002年左右，1002年到喀喇汗王朝进攻的1097年，将近一个世纪，为什么这一时期的文书没有保存在藏经洞里面呢？

（3）避末法之难说。佛教中有“末法”之说，认为释迦牟尼入灭后一段时期，佛法会转入衰微，经过正法有五百年，像法一千年后，进入末法时期，末法时期历经一万年后，则佛法灭尽，灭法之后又将会有弥勒菩萨现身救世，等等。在唐朝时，有人推算出末法来临之年为1052年。为此，一些地方针对末法将临采取了一些保存佛经的措施。例如信佛甚敬的辽国，就曾经修造地宫，刻写石经，“存经以备灭法”。归义军与辽国关系密切，受辽国末法思想影响，于是有藏经洞藏经之举。

但是，以上三种避难说，都难以解释一个问题：如果藏经洞是为了避免遭难而封藏文献资料，那么封藏的应该都是较为珍贵、具有一定价值的文献资料，然而，事实上敦煌文书中除了抄写工整、绘画精美的佛经、公文之外，也有书写潦草或多处涂改的草稿、随意涂鸦的练习作品，甚至有沾染颜料、鸟粪等污迹的废纸（这些纸很可能不是书写用纸，而是窗纸或者绘制壁画时垫手用的纸），还有一些根本无法辨识的碎纸残片。

为什么这些无用的稿纸、废纸也被同样包装起来存放？无论是避西夏之难，还是避喀喇汗王朝之难、末法之难，避难说都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三）供养说

还有一些学者根据部分敦煌佛经的前部、尾部、骑缝处均盖有整齐的“瓜沙州大王印”（即晚期回鹘化的归义军节度使在境内的自称），推断藏经洞中封藏的文书资料是归义军节度使基于“三宝崇拜”的思想，把佛经当作供养物品，捐献给敦煌寺院集中供养的，同时，根据“敬惜纸字”的传统，一些文书虽然无用但也不能随意丢弃销毁，于是便与佛经一起存放。

但是，把佛经和废纸堆放在一起，很难看出对佛经的崇拜、敬奉的意思，说是供养，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根据藏经洞的设置、封闭方式和文书堆放方式，也看不出具有供养的性质。因此，供养说也只是一种假说，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学界的支持者不多。

其实，迄今为止，关于藏经洞封闭之谜的解释，都是假说，没有直接的证据。学者们都是从敦煌文书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出发进行解释，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得出的结论都很难让人完全服气。

也许，敦煌的魅力，就在于它永远是个难以解索的谜。

《唐朝藩镇·敦煌（归义军）》系列连载到此结束。谢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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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归义军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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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荣新江：《归义军史：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沙武田：《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樊锦诗：《莫高窟史话》，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

赖正直，男，80后，南蛮，刑事法官，法学博士。原本爱读史书，为稻粱谋选择了法律专业。法学和史学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都重视证据，都是在利用残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还原已经过去的事实真相，因而在写文章时常常会有把历史事件当作悬案来查的感觉。著有《机能主义刑法理论研究》、《*品毒**犯罪案件证据认定的理论与实务》等书。目前的小目标是写一部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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