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尘滚滚，人海茫茫
1851年元月，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清朝道光皇帝的四太子奕詝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咸丰元年”；另一个是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宣布起义，建号为“太平天国”。
就在同年同月，敬安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石潭村，俗姓黄，名读山，字福余。父亲黄宜杏，母亲胡太君，世代业农。“胡太君信奉观音菩萨，儿子出生的前一晚，她梦见兰花，便以为是观音显灵，所以总觉得这儿子生得不凡。
说来也怪, 黄读山牙牙学语的时候，就表现出一些异常的习性, 他避荤食素，喜欢跟在母亲的身边，看大人们进香礼佛，尤其爱听母亲讲仙佛的故事。”据敬安自称，他家是宋代黄山谷（1045－1105，即诗人黄庭坚）的后裔，原住江西，明末迁至湖南。
他命运多舛，七岁丧母，几个姐姐相继出嫁，十二岁丧父，幼小的弟弟由亲戚收养，他为邻村农家放牛，自食其力。当时他在私塾就学，因家贫废学，虽然为田家放牛，仍携书自课，依然捧起那本没有读完的《论语》，在牛背上、在田野里默默地读着。
他放牛天天都要从村里的私塾门口经过。有一天，天下起了大雨，他到这里避雨。这时，从学堂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原来周云帆塾师正在念诵唐诗：“故关衰草遍，离别正堪悲。
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泪空相向，风尘何处期？”（卢纶：《送李端》）当他听到“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时，不觉潸然泪下，竟呜呜地哭起来。
恰好被周先生看见，便问原由，小小年纪不能上学读书，以牧牛为生，所以闻诗悲伤。周先生十分同情他，又见他聪颍过人，便收为学堂的佣工，一边干活，一边读书。然而，好景不长，一年不到，周先生病逝，黄读山也因此而辍学。正巧此时，村里有个富豪人家为儿子找一个读书同伴，黄读山便当了书童，但这个富家为人刻薄，经常虐待他，还强迫他干杂活。他不堪忍受，终于愤然出走。
求学无成，谋生无业，只得去学手艺。但学艺的徒工也不好做，经常挨骂遭打，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红尘滚滚，人海茫茫，一时无路可走。工场前有一株白桃花树，正值花开时节，他很喜欢花，经常在树下花前默默地呆上很长时间。“一日，见篱间白桃花忽为风雨摧败，不觉失声大哭。因慨然动出尘想，遂投湘阴法华寺出家，礼东林长老为师。”（《诗集自述》
（二）因缘成熟，披剃为僧
1868年，黄读山跑到湘阴县法华寺，要求长老收他为徒，准许出家为僧。东林长老见他心诚志洁，又是孤苦无依，便答应他，为之披剃，取法名敬安，字寄禅。在佛寺里，他找到了安身的地方，更可贵的是找到了人生的信仰。
东林禅师“能收到慧根如此纯正壮硕的徒儿，他很开心。但他并不自私，深知法华寺太小，自己的修为也有限，可别耽误了这孩子的光明前途。东林便将他荐往南岳的祝圣寺，那里的高僧大德很多，这孩子能得到最上乘的教益。” 那年冬天，敬安遵依东林禅师之命，沿湘江南下，到衡山祝圣寺，礼贤楷律师受具足戒。贤楷律师对他说：“你的法号是‘敬安’，敬慎的敬，安祥的安。
你可知这两个字的深意？”他略略沉吟，然后轻声答道：“敬我佛，安我心。应作如是观？”向以严明著称的贤楷律师连说：“甚好，甚好。”敬安在这里听说衡阳岐山仁瑞寺有位恒志和尚，早年在祝圣寺专修禅法，常常能禅定数日如一弹指间，又得知恒志和尚在仁瑞寺弘传禅宗法门。
他求法心切，便冒雪沿湘江南下，来到仁瑞寺，*拜参**恒志和尚为师。恒志方丈让他在寺里挂单，负责寺内行堂的杂活。“具体说，敬安的活计除了劈柴，挑水，洒扫庭除，还得饲养几条护院守门的烈犬。这样一干就干了好几年。
志公（恒志）和尚对他的表现还是满意的，有几回，似乎要与敬安接谈了，却又欲言而止。敬安已预感到，机会正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一天，他喂狗时有点粗心大意，投食稍多，狗的胃口没那么好，积剩了一些。
志公（恒志）平日最看不惯弟子浪费粮食，敬安怕因此受到呵责，便横下一条心，将余食囫囵吞下肚去，总算把‘战场’打扫干净了。
他正要收工回房，突然看见一条小狗吧嗒着舌头从茅厕里出来，样子幸福得不得了。敬安想到刚才自己所吃的狗食，里面或许杂有粪秽，顿时大为恶心，险些将整条肠子呕了出来。
但正是这一呕，他把本来心里的迷惑也连带呕了个精空，因而恍然大悟：世间万物，原本无所谓污垢，无所谓干净，众生偶合而成的肉体，落在混混红尘中，也本无所谓好恶取舍，只因渐久形成的知识处处武断，才妄生若干差别，这无疑是修道者务须荡除的最大的心理障碍。”
敬安禅师在年轻时，乐于迅猛精进，想得到更快捷的方便法门，尽早修正成果。他听说过六祖慧能的故事，对南禅的“顿悟”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神往。可六祖慧能是唐朝人，自唐以后，南禅渐渐式微，迄于世变纷纭的清末，南禅的山阴路上，更是人迹罕至了。“八指头陀喜‘参父母末生前语’，即往事幻相，大有不知昨昔种种，岂了今日般般的意味。他一旦冥然入定，即能做到‘内忘身心，外遗世界’，坐上一天，也只当是弹指一挥间，何况山水清幽，内心不难获得宁帖。八指头陀‘猝闻溪声有悟’，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行脚江南，燃指供佛
敬安禅师22岁那年，离开湖南，行脚远游江浙各名山大寺和吴越大地的山山水水，先后有九年时间，曾亲眼看到海市蜃楼。“他遍游江南各地，时而跋山涉水，登高远眺；时而泛舟湖上，漫步峡涧，一边游历观光自然景色， 一边念诵佛教经文和楚辞篇什。
饿了，采几片树叶吃吃，渴了，捧几捧泉水喝喝，世人视他为狂人，而敬安却悠哉乐哉，不以为然。一次，敬安冒着鹅毛大雪，登上天台山的华顶峰，举目望去，云海翻涌，一派壮丽的景象，他振衣长啸，惊醒了山中的睡虎，只见那虎咆哮而来，眼看就要冲到身边，可敬安毫无惧色，双目圆睁，注视怒虎，结果，那虎咆啸一声，掉转头，跑进了山谷。
又有一次，敬安走进深山丛林，突然遇见一条巨蟒，那蟒头大如斗，舌长尺余，游动时，卷得树叶沙沙作响。敬安大声念诵佛经，若无其事地从巨蟒身旁走过。” 他发明了一种咏歌方式，将《楞严经》、《圆觉经》的经文混合着《庄子》、《离骚》的警句随意宣唱。
他平生好善嫉恶，往往触景生情。“他曾渡曹娥江，谒孝女庙，竟然重重叩头，流了好多血，同行者看不过眼，责备道：‘你是大和尚，干吗要如此屈身礼拜女鬼？’八指头陀也不等伤口上敷好云南白药，就把这人的责怪轻松挡回，他说：‘你难道没听说过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诸佛圣人，都是以孝为先。
在我眼中，这位汉朝的孝女曹娥，完全与佛身等同。礼拜她，又有什么错？” 可见，敬安禅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孝心的慈悲者。
1877年秋，敬安禅师来到浙江鄞县宝幢镇的古老名刹阿育王寺。传说，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曾派使者将释迦牟尼佛的灵骨舍利分送到各国，建了八万四千座舍利塔。这座阿育王寺便是当年传入中国的十九座舍利塔之一。
西晋初年，慧达和尚在此挖得一石质舍利塔。东晋时，建亭供奉此塔。南朝建寺，赐额“阿育王寺”。宋代以后，阿育王寺成了禅宗寺院，明代正式定名为“阿育王禅寺”。石舍利塔一直是此寺的佛宝，供在舍利殿内。敬安禅师很早就想来阿育王寺，亲眼瞻仰供养真身佛舍利的宝塔。
此舍利塔是一座高一尺四寸，底宽七寸的小石塔，典雅古朴，玲珑精美。那一夜，敬安禅师留宿在阿育王寺，久久未能入眠，脑海里闪现起那座石舍利塔。
他披上袈裟，走出僧舍，漫步在寺院的园林小径上，想起了自己的一生，是佛教唤起了他人生的勇气和希望，九年来的僧人生活，不仅使他找到了寄身的处所，找到了求学的途径，而且找到了人生的理想和信仰。
九年后的今天，当他面对释迦牟尼佛的灵骨宝塔时，就像找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从心底里感激和崇信佛教。他又来到舍利殿前，走进大殿，望着油灯前的舍利塔，向释迦牟尼佛的灵骨表示些什么？
于是，剜下臂肉，恭恭敬敬地注入油灯，然后在灯火上燃去了左手两指。他是在用自己的肉体来供奉佛舍利，表白对佛祖的感恩之情，表白对佛教的坚信之志。从那以后，自取别号“八指头陀”（头陀，即苦行僧）。22年后，他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写下《自笑》一诗：
割肉燃灯供佛劳，了知身是水中泡。
只今十指惟馀八，似学天龙吃两刀。
敬安禅师本性最能耐苦，以前燃顶时，头上灼了四十八个香疤，从脖子到腹部还灼了一百零八个香疤，两臂更是体无完肤。这回从手臂上剜下铜钱那么大的四五块肌肉，又将两指烧断。
二、 身在佛门、心萦家国的诗僧
（一）与诗有缘，以诗会友
敬安禅师出家不久，在衡阳歧山仁瑞寺从志恒和尚习禅，同时承担寺内的苦役时，当时该寺首座精一律师，熟解佛经，尤爱诗歌，常常作诗吟诵。敬安禅师曾讥笑说：“出家人不用心参禅学佛，却像世俗文人那样吟风弄月，实非衲子的本分。
精一和尚却笑着说：“小师弟，你还年轻，能如此精进用功，前途自然不可限量，不过，出家不忘业，为僧不忘俗。这叫僧俗不二，凡圣同一。又道是穿衣吃饭，屙屎撒尿，无不是如来放光现瑞。拈起一茎草，即是丈六金身。
这种平常心是道，道在瓦砾。”又说：“诗言志，文人可以作诗言志，衲子也可以作诗吟佛。既能成佛果，又可作诗仙，有何不可呢？”显然，精一和尚，既是一位诗僧，又是一位禅僧，看去倒颇有诗人的气质和禅僧的风采。
有一天，敬安禅师见到精一和尚正在摇头舞手，口中念念有词，又在自吟诗作。他上前一步，猛呵一声，说道：“出家人不去专心修禅，干本分之事，却在这里玩弄文字。”不料，精一和尚反问道：“你这个小和尚，只能去参枯木之禅，哪里会知道诗僧别有抱负呢？
停顿一下，笑了笑，又说：“这文字般若三昧，怕你是今生不能证得了。”说完拂衣而去。敬安禅师听了这番话，百思不得其解。“般若”是智慧的意思，佛教中又指称第一智慧，又名“波罗蜜”，是参禅成佛“到彼岸”的别名，可就是没有听说过有“文字般若”之说。他从小谦逊好学，不懂的问题总要搞个究竟。
几天后，他从精一和尚那里得知，“文字般若”是佛教“五种般若”之一，因为文字能够诠释般若之法，其性空寂而本来解脱，所以也是一种“般若”。他从精一和尚处，头一次听说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诗僧，像唐代的寒山、拾得、皎然、贯休，宋代的参寥子、惠洪等。
敬安禅师识字不多，竟在仁瑞寺遇上精一诗僧，使他懂得了佛教信仰与文字的内在联系，从此一边认真地参习禅法，一边向精一诗僧讨教学诗的方法。他对诗歌的章法一知半解，因此还不清楚心中老有平平仄仄的妙语撞来撞去。
两年后，敬安禅师北上探亲，途径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历代文人来到这里，都要凭楼远眺，赋诗作文。
他过巴陵，兴致勃勃地登上岳阳楼，纵目四顾，只见轻波荡漾，水天一色。在一块清净的地方，凝神趺坐，俯瞰着碧波万顷的洞庭湖水，胸襟开阔，思绪联翩，心头一动，忽然吟出：“洞庭波送一僧来”之句。后来，诗人郭菊荪听了这一句，大为激赏，连声称赞：“语有神助”，便将蘅塘退士编纂的《唐诗三百首》赠送给他，说他有这样的夙慧，若能明格律、识章法，还愁好诗不来投缘？
并劝道：“你有写诗的灵性，持之以恒，今后必有成就。”过两年，敬安禅师把这一神来妙句配成《游岳阳楼》一诗：
危楼百尺临江渚，多少游人去不回。
今日扁舟谁更上？洞庭波送一僧来。
1873年，敬安禅师开始诗歌创作后，经常与启蒙他的诗僧精一和诗人郭菊荪两位前辈互赠诗作，他的诗不时地受到两位启蒙老师的赞赏。他以诗会友，结识了佛教界和文学界的许多同行。就在刚写诗的那一年，他专程拜访了长沙麓山寺的诗僧笠云长老。两人一见如故，当即和诗，敬安禅师在《登岳麓山呈笠云长老》一诗中写道：
欲觅三乘法，来参一指禅。
人天开觉路，衣钵得真传。
水到源头活，山从雨后妍。
拈花曾示我，微笑证前缘。
于是笠云长老这样和诗道：
谁识幽栖子？真空早悟禅。
箭锋弹指著，衣法一灯传。
莲叶随波净，昙花近日妍。
行当谢尘俗，云水听机缘。
也是这一年，敬安禅师在长沙龙潭山，遇见一位与自己同字的诗僧寄禅，分外高兴，他赋诗道：
楚水吴山各一天，论交印合有前缘。
西方自古三迦叶，东土何妨两寄禅。
第二年秋天，两位诗僧重逢，敬安禅师写诗道：
八月秋风洒面凉，衲衣新秀木樨香。
遥知高卧龙潭客，夜半寻诗月满床。
龙潭山寄禅诗僧和韵赠别：
西风吹透衲衣凉，瓶钵惟余柏子香。
万里吟身休怅别，海天空阔一禅床。
敬安禅师离开湖南后，游学于江浙一带，遍参江南名宿，热爱大自然，更爱吴越的山山水水，行迹飘然不驻，遍访云山烟水。古寺高僧，使他大开慧眼；灵山秀色，使他大饱眼福。1876年春天，初到杭州，湖光山色，使他留恋忘返，乃至不想回乡，情愿在湖山中自适闲身，勘破红尘。他当即写了这样一首诗：
欲把杭州当橘州，闲身到处便勾留。
此生不作还乡计，饱看湖山到白头。
敬安禅师谦逊好学，善交知友，他的诗友由佛教界逐渐地扩大到社会各界。1876年冬季，他在宁波天童寺驻锡时，就与当地的吕文舟、胡鲁封、徐酡仙等名士结社作诗。1881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嚼梅吟》在宁波刊行。
他还常和邓白香、叶德辉、王闿运、陈伯严等风流名士往来唱酬投赠。他与近代名流王先谦、陈三立、樊增祥、易顺鼎、章太炎、杨度等都有十分亲善的交往，其中与易顺鼎相交至厚。
据说，他们有一回同宿山寺中，易顺鼎偶然得句：“山鬼听谈诗，窥窗微有影。”不禁自鸣得意，敬安禅师却笑道：“这诗若是写鬼影，与工巧还有几丈地的距离。依我的意思，可改为‘孤灯生绿影’，你看如何？”易顺鼎听后拍案叫绝，极为佩服，称赞道：“摩诘（王维）诗中有画，寄禅（敬安）则诗中有鬼。我愿意用一百两银子换你这句诗，你看如何？
敬安禅师却不为所动，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就是再加十倍的价钱，我也不卖。”“所谓‘绿影’，便是诗僧夜半寂坐所窥识的特别色彩，非常人可得而见。”
1886年初夏，由王闿运、郭嵩焘发起，在长沙举办“碧湖诗社”，邀请了数十位著名诗人参加，敬安禅师也应邀出席，一面荡舟湖面，一面唱酬诗文，与众诗人和韵作诗。他自从参加“碧湖诗社”，已成为名扬湖南诗坛的诗僧，他的诗名很快传播到海内。
（二）诗述身世，作诗咏梅
敬安禅师从23岁开始写诗，历经39个年头，写了一千九百多首诗，有《八指头陀诗集》十卷、《八指头陀诗续集》八卷、《嚼梅吟》一卷、《白梅诗》一卷。日本僧人把他的诗集编入续藏，他的诗名，遂远播海外。
有人说，他的诗带云霞色，无烟火气，尘外之味多，人间之情少。他有“三影和尚”的雅号，写过“夕阳在寒山，马蹄踏人影”，“寒江水不流，鱼嚼梅花影”，“林声阒无人，清溪鉴孤影”等不落尘俗的诗句，但也写过不少悲天悯世、关怀民瘼国艰的诗篇，如《赠宗湘文太守》中有“秋风不动鲈鱼兴，只有忧民一点心”的真诚表白，《感事二十一截句附题冷香塔》中则有“谁谓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的深沉感喟。
“王闿运说敬安诗‘自然*瞻高**，五律绝似贾岛、姚合，比之寒山为工’；叶德辉则说‘共诗宗法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其实，人们爱读敬安的诗作，主要是因为他的诗‘辞气淡雅’，不拘一格，不执一体，洋洋洒洒，朴实无华。”他运用诗的形式，向世人表述自己的身世，读起来情真意切，令人感慨淋漓：
人间火宅不可住，我生不辰泪如雨。
母死我方年七岁，我弟当时犹哺乳。
那堪一旦父亦逝，惟弟与我共荒宇。
悠悠悲恨久难伸，搔首问天天不语。
窃思有弟继宗支，我学浮屠弟其许。
岂为无家乃出家，叹息人生如寄旅。
……
敬安禅师的文化程度不高，写字不怎么好，当为人录诗时，十字九错，人们说他是“白字和尚”。但他丝毫不恼，只口气平和地说：“字不欲工，略有写意；语不欲明，略存话意”。他注重传人生之实，表真挚之情，刻苦学习，用心领悟，诗写得越来越好，最终成为“诗名赢得满江湖”的诗僧。
他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他是一位有名的苦吟诗人，正如他在《感怀二首》中所写的那样：“得句曾鸣夜半钟，一生心血在诗中。” 他是很拿诗当回事儿的，作出好诗，至于要鸣钟志之。他还说：“得句抵万金”（《不寐》）。
他得此值万金的诗句之前，所付出的辛劳从其诗句中也可一窥：“须从捻断吟逾苦，一字吟成一泪痕。”（《书怀兼呈梁孝廉》）可见，他是以自己的生命写诗，勤奋执着地创作诗歌。他曾说过：“或一字未惬，如负重累，至忘寝食，有一诗至数年始写成者。”（《诗集自述》） 只要一字不妥，他就如承重负，日思夜想，有时一首诗写上好几年。他有《对雪书怀》一诗：
四山寒雪里，半世苦吟中。
须易根根断，诗难字字工。
心肝徒自呕，言论有时穷。
寂寂平生事，萧然传夜中。
据敬安禅师说，这首诗是先得“须易根根断，诗难字字工”两句，而十年后坐对雪景才足成一首，“冥心苦索已十年矣！诵贾阆仙‘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语，而泪为之流”。（《再成一首序》）或许因为苦吟，他常常欠下诗债，有时一欠诗债竟达数年之久，正如他在《题赵仲青二尹诗集五截句》中写得那样：
倩我题诗久未曾，料应怪煞老禅僧。
拈毫欲了多年债，大雪漫山砚已冰。
敬安禅师把宿儒郭菊荪先生传授他的《唐诗三百首》，潜研默咏，自学成才，其诗章法精严，取譬常出人意外，且不打诳语。有人问他唐诗与宋诗的分别时，他说:“唐人诗纯，宋人诗驳；唐人诗活，宋人诗滞；唐诗自然，宋诗费力；唐诗缜密，宋诗疏漏；唐诗铿锵，宋诗散漫；唐诗温润，宋诗枯燥；唐人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
可见，敬安禅师品评唐宋两朝的诗歌，饶有见地，评语比喻亲切，其中包蕴了真知灼见。尤为秀绝的是他的诗前有“引话”，如《金陵杂诗十二首》前有引话：“壬子夏五月，访白道人于乌龙潭上，坐读良久，觉六朝无限兴亡事迹，都在石城杨柳烟幕中，江山如故，白头老衲，重见故人，回忆曩昔，都如萝痕，欲哭欲笑，云何云何 ！”
敬安禅师善写梅花著称，晚年有“白梅和尚”的雅号。他天生爱花，在14岁那年，曾因目睹风雨打落了白桃花而伤心痛哭；出家后， 在百花之中独爱梅花。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就叫《嚼梅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取名为《白梅诗》。 他在《对梅有悟》中诗曰：
林园澄澄霁， 静对穆余襟。
自写清溪影， 如闻白雪吟。
三冬无暖气， 一悟见春心。
寂寂欲谁语？ 微云淡远岑。
敬安禅师发现，梅花有独特的个性和韵味，不与群花争春，孤寂地在冬天里独放，不怕严寒的威慑，傲立于风雪之中。他在《梅痴子为豁然道人写梅》一诗中写道：
人间春似海， 寂寞爱山家。
孤屿淡相倚， 高枝寒更花。
未来无色相， 何处着横斜。
不识东风意， 寻春路转差。
他在另一首诗《雪后寻梅》中写道：
积雪浩初晴， 探寻策杖行。
寒依古岸发， 静觉暗香生。
瘦影扶烟立， 清光背月明。
无人契孤洁， 一笑自含情。
他从梅花身上看到了一种孤独超俗的人格精神和暗香浮动的人生风度。他钟爱梅花，善写咏梅诗，既是一种以物抒情的象征性创作方法，又是一种诗人人格精神的对象化。他在《月下对梅》里写道：
高冷不宜人， 萧然自绝邻。
四山残月夜， 孤驿小桥春。
暂时翻疑雪， 清香不是尘。
逋仙犹认影， 谁复识其真？
敬安禅师以梅花的风姿，展示了自己独特的佛教信仰和审美理想。他在大量的咏梅诗篇中，寄托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人格向往和佛教精神。
“曾有人称白梅诗独擅千古，道是‘意中微有雪，花外欲无春’为梅之神，‘澹然于冷处，卓尔见高枝’为梅之骨，‘偶从林际过，忽见竹边明’为梅之格，‘孤烟淡将夕，微月照还明’为梅之韵，‘净姿宁逊雪，冷抱尚嫌花’为梅之理，‘三冬无暖气，一悟见春心’为梅之解脱”。
（三）学佛吟诗，爱国爱教
敬安禅师从滚滚红尘中感悟到如来放光现瑞，同时也从奇山异水中获得诗的灵感。他说：“山居味禅寂，兴到偶吟诗。”诗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成了他佛教信仰的一部分。
好诗与好禅，学佛与吟诗，显然构成了他的生命情调。他的诗总有一种佛教的意趣，他将自己的参禅体悟表现在诗里面，与佛教界的诗僧们互相践证酬唱，向社会文化界人士弘扬佛教文化，也经常用诗句开堂说法，提高僧徒的文化素质和参禅修养。
“不贪成佛生天果，但愿人间有好诗”是他的人生座右铭，也是他的人生写照。禅中有诗，诗中有禅。二者比起来，在他那里吟诗似乎更占有特殊的地位。他自忏平生：“平日于文字障深，禅定力浅。”（《诗集自述》）在“诗”与“禅”的两边，他几乎是倾倒于“诗”的一边。 他毕竟是个和尚，参禅学佛才是本分之事。
他发现作诗与学佛的矛盾，认为“且愁荒道业，未必博虚名。我法看诗妄，能传不足荣”。他常感到“苦被诗魔扰，沉吟殊未闲”。（《贺师旦来山赋诗次韵以答》）他说：“余自为如来弟子，不能导众生离火宅，复不能穷参究，彻法源底，乃堕文字自拘，耻孰甚焉？”“本想成佛祖，岂分作诗奴。”他决定“戒诗”，不再把精力“销磨都在苦吟中”，“从今石烂松枝，不复吟风啸月。”但真到诗兴发时，又无法抑制，正如他自己说的：“山僧好诗如好禅，兴来长夜不能眠。击钵狂吟山月堕，鸣钟得句意欣然。”
（《偶吟》）其实，诗的神韵与禅的妙谛并无二致，坐禅与吟诗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诚然，诗和禅分属不同的意识形态，然而，正如其它一切宗教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一样，诗和禅在价值取向、情感特征、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等各方面有着极微妙的联系，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而这一切，构成诗禅相互渗透产生瓜葛的客观基础，也成为通诗于禅的内在机制。”在敬安禅师的许多诗歌里就有对坐禅的细致刻画，这实在是由禅定修行而生发的，以禅坐的经验感知为诗歌的核心，正如他本人所说的：“结习唯余文字存，每凭定力摄诗魂。”
（《书怀兼呈梁孝廉》）他凭借着禅定之力，从红尘浮土中把握了诗的灵魂，又从诗魂中体验到禅的意蕴。他曾一度醉心于禅的体验、诗的创作。他的《夜坐有得》中有这样的诗句：
丹桂吹香过碧岑，*团蒲**枯坐夜禅深。
残星堕户白生室，秋鬼提灯绿入林。
万壑松寒孤鹤梦，千岩月落一猿吟。
超然象外妄言说，唯有虚空印我心。
显而易见，这里描写的便是静夜坐禅、印证虚空的过程，心境与外景契合无间，诗与禅融会为一了。他在《山行既瞑还憩松寮宴坐有得述为偈言》中写得更明白：
夜深禅更寂，松际月孤明。
静对忽忘照，身心亦已冥。
他的坐禅诗，往往写到禅定之后的心境的清明与外界景物的静 寂，两者相互印合。他在《薄暮瀛仙阁坐望麓山残雪》中这样写的：
西峰残雪在，危坐倚空冥。
微雨度高阁，孤烟生远汀。
定回山月白，寒入夜灯青。
寂寂一钟动，冷然契独醒。
这里写到坐禅入夜，而当从禅定中回转，是“月白”、“灯青”，钟声“寂寂”却反衬出寂然空静。这类境界不是通常人可以感知而能做到的，必然基于无数次亲身的禅定经验。他在《雨后茅亭小憩二叠前韵》中也写道：
茅亭一宴坐， 鸟语自幽扬。
绿竹洗寒翠， 碧梧生夜凉。
禅心无住相， 佛火有余香。
定起看明月， 荷风来曲塘。
这里有“明月”、“荷风”，可见清净恬和。这类独到的感知，往往能令人叹服。他的诗作有独到之处，是他独特的经验和禅定所致，也是出于他写诗的下苦力。他的诗，正是佛心另一种光芒的闪耀。从他的语录和诗文看，他的确是一位禅僧。
作为禅僧，他在诗中表露其禅意甚浓。“欲读曹溪衣钵传，穷源须要识心源。”他仰慕的是六祖慧能的南宗。他强调的“只贵一悟，不贵久修”和追求的“明来也合，暗来也好；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则是南宗禅的宗风。他认为要继承曹溪传统，必须体认“心源”，即明心见性。他在《代梅坡上人自挽》中写道：
空华阳焰本非坚，弹指光阴三十年。
……
惟有本来真面目，不随泡影一时迁。
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只有本来面目才是真实的，其余都不过是空花、阳焰、泡影而已。也就是说，只有本来面目才是真实永存的，也只有体验到本体的“心源”才能明心见性。
至人本无我， 所适无非真。
和光五浊内， 独能超其神。
因为“至人”、“无我”，所以无往而不真。在他的眼里，世界的一切有无、色空、虚实、生死、忧喜、爱憎、善恶、是非、荣枯、贫富、贵贱等等都浑然失去区别，于是心灵获得从一切世事中解放出来，就是禅的意义之所在。
“宋明以来禅净双修并归心净土的潮流，在敬安身上也反映出来，特别是在晚年，他心向净土十分迫切。”他期望“弥陀慈父垂怜我，愿做莲胎最小男。”他追慕净土宗初祖慧远法师，曾诗曰：
誓辞衡云栖， 远蹑庐山岭。
远公虽已遥， 余芬犹可钦。
他在《咏怀诗十首》中把西方极乐世界描绘得妙不可言，犹如《阿弥陀经》里描绘的那样生动感人：
我闻安养国， 贤圣俱栖迟。
讲堂极壮丽， 行树相因依。
湛然七宝池， 矫矫珍禽飞。
金绳界道明， 天乐随风移。
衣食应念至， 不假人力为。
文殊既戾止， 慈氏亦来仪。
长揖三界苦， 永绝四流悲。
逝辞五浊世， 金手引同归。
敬安禅师诗赞莲花，心追极乐，他对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往生不疑。怎样才能往生净土呢？他认为要依靠自己的“信力”，所以他
在《净土诗》中写道：
莲花出水湛然法，宝树成行不假栽。
欲往西方安乐国，须凭信力断疑猜。
他在另一首诗中这样写的：
淡月梅花泪转生， 深愁五浊道难成。
此生愿化华池鸟， 常出柔和赞佛音。
可见，他宁做西方鸟，不为此界人。在他晚年，心向净土，实在是为时和为法所逼。当时社会腐败，民不聊生，外强入侵，国无宁日。至于佛教自身的命运，似乎也岌岌可危，陷入了困境之中。
处在这样情况下，写诗稳定不了虚化无力的社会，挽救不了日益腐化的社会。他再也不消磨在诗的苦吟中了，立志要“戒诗”，不当“诗奴”。但当他在学佛的时候，不但不以诗的形式来表述，以诗来安慰自己，从而释放心中的苦闷：
时事已如此， 神州将陆沉。
宁堪忧国泪， 忽上道人襟。
这样，敬安禅师以诗吟佛，以诗言志，多与现实人生贴近。“平生忧国泪，多少在朝衣”。“国步艰危际，孤臣涕泪中”。他虽然身在佛门，心却关爱着社会人生和民间疾苦。他在宁波天童寺时，曾自筑冷香塔，铭云：
佛法本无量，吾生讵有涯。
诗心一明月，埋骨万梅花。
丹峰栖灵窟，青山遇客家。
未来留此塔，长与伴烟霞。
敬安禅师作为爱国诗僧，写了不少爱国诗篇。“敬安不是一位普通禅师，也不是一位仅仅表达禅思想的诗僧，他更是一位富有爱国热忱的爱国禅师和诗僧。他写的诗，大量的赞美祖国大好河山，有不少是同情人民疾苦的。一个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人，决不会容忍外来侵略的。*片鸦**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多次侵略我国。
生活于现实中的敬安禅师并没有漠然视之，他用诗的语言揭露侵略者的罪行，同时歌颂爱国将士的抗敌精神，谴责投降派的可耻行径。” 1884年间，法军侵犯台湾，中国守军屡次被法军的开花炮弹所挫败。电报传到宁波，敬安禅师正卧病延庆寺，不禁五内俱焚，以至于唇焦舌烂，三天三夜没合眼，心里苦苦地琢磨着如何破解敌军的炮法，却苦无长计，竟写诗表述：
平沉大地复何事，粉碎虚空无一言。
惟有哀时心尚在，白头垂泪望中原。
爱国之心，跃然纸上。1894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第二年，日军侵略山东威海卫，左宗棠旧部在牛庄与日军苦战。敬安禅师在《书胡志学守戍牛庄战事后》中写道：
折足将军勇且豪，牛庄一战阵云高。
前军已报元戎死，犹自单刀越贼壕。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我国，到处烧杀抢掠。敬安禅师义愤填膺，在《赠吴渔川太守六首》中这样控诉道：
强邻何太酷， 涂炭我生灵！
北地嗟成赤， 西山惨不青。
陵园今牧马， 宫殿只飞萤。
太息卢沟水， 惟余战血腹。
这里说的“强邻”，就是日本和英法诸国，他们侵略中国，残酷*害迫**“我生灵”。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1901年，又和英法俄等11国订定《辛丑条约》。对此，敬安禅师悲愤万分，“闻陈考功穷居江南，尚能周恤死友黄蓉瑞大令。感其风义，作此寄之”：
天上玉楼传诏夜，人间金币议和年。
哀时哭友无穷泪，夜雨江南应未眠。
他参禅、学诗而又爱国，恪守“我虽学佛未忘世”的座右铭。他的学佛而不忘世的思想，得到更多人的赞同。
三、 声望卓著、佛界领袖的高僧
（一）住持七寺，享誉禅林
敬安禅师一生七坐道场，开堂26年，及门受法者满天下。他从35—51岁的16年里，先后担任湖南衡阳罗汉寺、衡山上封寺、大善寺、宁乡沩山密印寺、湘阴神鼎寺、长沙上林寺等六座佛寺的住持，从52岁起出任浙江宁波天童寺住持，整整十年之久。
所住之处，提倡禅林古风，夏讲冬参。有《语录》四卷，强调“只贵一悟，不贵久修”，“须向一念未生，一意未启之先彻见诸佛根源。”晚年归心净土，劝人一心念佛。他是中国近代创导佛教办学的先驱者之一，为中国近代佛教做了一件大事。
1884年，敬安禅师返回湖南，住持上封寺。“上封寺是南岳大刹，山后有寺田数千亩，以宗风衰绝，山田多为佃农侵占。寄禅讼之当道，后来由湖南巡抚清卿中断，始获次第归复。” 以后他历主大善寺、沩山寺、上林寺等。“沩山寺是唐代灵祐禅师开山兴建，最盛时有寺宇千余间，僧众千余人。到了清季宗风隳败，赖寄禅卓锡三年，宗风重振。”
1902年，敬安禅师辞去上林寺住持，应请接之浙江宁波天童寺十年之久。该寺因受太平天国毁佛冲击，尚未恢复。为规复天童寺，他在选贤任能、规范内部的同时，深入到俗世，与社会各方打交道，历经艰难。
经过数年经营，百废具兴，夏讲冬禅，靡有虚岁，终于使天童寺得以中兴，享誉禅林，成为海内著名大刹。他来到浙江以后，在他的周围几乎聚集了当时的佛教精英，如道阶法师就是他特意聘请来的。圆瑛法师也来到天童寺，依敬安禅师习禅定，一心参究。
当时，敬安禅师对太虚法师的成长更是关怀备至，他看出太虚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有一天晚上，他把太虚召到方丈室，细细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当讲到遭遇坎坷，仍矢志不移，献身佛教时，不由乘兴吟诵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此勉励年幼的太虚。
修行高深的敬安禅师所讲的开示往往最为精警，有时在路上碰到太虚，也常常提起话头参究。敬安禅师认为，太虚天资聪颖，心地善良，性情虽好动，但若加以悉心调教，假以时日，必成大器。为此，他还专门修书一封，介绍太虚前往宁波永丰寺跟歧昌法师阅经习文。
（二）爱国护教，倡办僧学
1898年，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上书，光绪皇帝下诏，推行维新变法（史称“戊戌变法”），湖南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罢科举，兴学
校，一时风靡全国各地，长沙时务学堂等一大批新兴学堂应运而生。“湖广总督张之洞采取极端的排佛政策，试图没收各地佛寺的财产，以兴办各种学校，掀起了所谓‘庙产兴学’运动。由于这一运动危及佛寺的生存，因而立刻受到佛教界的普遍反对。不久，有人窃以天童寺住持敬安之名为首，联盟浙江三十五寺，请日本本愿寺僧伊藤贤道借传教保护，以*制抵**庙产兴*运学**动。” 一时，各地新闻媒体为之哗然。
敬安禅师得知此事，非常愤怒，他虽然极力反对“庙产兴学”，却深感这种联名求助于异国僧人的做法，实在是辱国辱教，中国人的事情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佛教的危机也应由中国佛教界自己解救。其拳拳爱国之心，历历可见。他怀着满腔的爱国护教热忱和激情，马上写信给当时者，力请撤回联名请保，并通过浙江巡抚聂仲芳，复电外务部，澄清事实，申请各寺自办僧学。
可是，“由于清廷依照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保护外国宗教，致使一些面临冲击而无能为力的僧侣转而乞求来华外国僧人保护。如日本僧人伊藤贤道等乘机来华，以保护佛教为名，诱引中国僧寺受其保护，杭州等地即有30余座寺庙归投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遇事则由日本领事馆出面维护。
为此，当时中国佛教领袖敬安上书申辩并提出抗议，促使清政府下令保护佛教，并由学部（相当于教育部）颁行章程，准许各省、府、县设僧教育会，凡僧众自行办学者，庙产可保全。浙东30余寺因而与日僧解约，事态稍稍平息。”
在敬安禅师的积极倡导下，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允许各地寺僧自办僧学，由学部颁发僧教育会章程。1903年，敬安禅师的好友笠云和尚在长沙开福寺办起了湖南僧学堂，以后又有了扬州天宁寺的普通僧学堂、南京三藏殿的江苏僧师范学堂、金陵刻经处的祗洹精舍（即梵文学堂）等等。
1904年，敬安禅师筹办僧学堂，为“保教护宗，兴立学校”，四处奔走。1908年，宁波僧教育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会长，在宁波创办了僧众和民众的两个学校。
（三）佛界领袖，为教献身
1912年4月，各地佛教界代表在上海留云寺*会集**，筹组“中国佛教总会”，诸山长老推举敬安禅师为会长。总会本部设在上海静安寺，机关部设在北京法源寺，总会先将各省原有僧教育会改为支部，县僧教育会改为分部，不久全国陆续成立了22个支部、400多个分部，一些原有的佛教组织（如佛教协进会等）也大多并入，并在上海清凉寺专门设立了办事处。
就在这一个月前，各地曾发生了夺寺产、毁佛像的现象。敬安禅师对此深以为忧，十分恼火。当时，孙中山先生极力推行三民主义，让敬安禅师看到一线希望，他喜形于色地说：“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适共和。”
他为了取得相应的宗教权益，特意亲赴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吁请国民政府及早颁令保护佛教，保护寺产，得到孙先生的首肯。一时间，中华佛教总会成为几乎是唯一的全国性佛教团体，敬安禅师积极主持了总会的领导工作。几个月后，正当总会忙于联络各地寺院，扩大组织，建立分支机构之际，由于南北议和，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由袁世凯取而代之。
国内局势动荡，各地相继发生一些逐僧毁佛事件，侵夺寺产的风潮再次兴起，云南、安徽等支部相继向总会告急，湖南支部专程派人到上海，请求总会设法制止当地军警社团学校纷纷占夺寺产的举动，这使敬安禅师深感事态严重。
如湖南宝庆寺又发生侵夺寺产事件，该寺僧众联名向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愿请**告状，可是主管宗教事务的内务部礼俗司长一口拒绝，并下令调查寺产，分成官、公、私等项备案。
宝庆寺僧无奈之下，求助于敬安禅师。他闻讯后，更是愤愤不平。“恰在此时，时任北京法源寺住持的道阶及文希等人，盛邀敬安赴北京奠定佛教总会基础。而敬安也觉得佛教总会会章尚未经袁世凯政府认可， 因而意欲北上以谋立案登记，使总会合法化，以便能更有力地维护佛教权益。”
9月份，敬安禅师在福建支部长释本忠、江西支部长释大春等法师陪同下，到达北京。他同道阶、文希等法师商定，对佛教总会会章进行了修改，规定其宗旨为统一佛教，弘扬佛法，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基本任务则是普及教育，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提倡公益，增兴实业等。随后通过他的同乡诗友、时任北洋政府内阁要员的熊希龄先生疏通，将会章呈请政府立案。
11月1日，因形势紧迫，敬安禅师旋与道阶法师亲赴政府内务部陈情，与礼俗司长杜关当面交涉。杜司长一见敬安禅师，故意摆出一副架势，慢条斯理地打起官腔。
敬安禅师很是生气，就开门见山地谈到了湖南宝庆寺事件，要求政府主持公道。见敬安禅师语调激动，杜关就狡黠地说：“《临时约法》中有‘布施为公，募化为私’之语，所以，我们依法办事，查实寺产。”敬安禅师知道杜关是在钻法令的空子，所谓“公”，即信徒布施者；所谓“私”，即僧侣募化而得。对此，敬安禅师不能不据理力争。
这位素来平和的老和尚终于发火了，他义正词严地说：“在佛教界，布施与募化实为一事，对施主来说是布施，对僧侣而言就是募化，本无区别。”寺产在信徒为布施，在僧侣即为募化，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然而不论布施与募化，均为僧团所有，非属政府或地方公产，不能将其分公、私诸目，然后分别提拨，供各级政府使用。
杜司长词穷理屈，无以相对，态度蛮横，既强硬又恶劣，马上扳起脸，提高嗓门，竟然厉言作色，大加训斥，企图恫吓。据王开林先生说：“杜关性情褊狭，见大师忤逆己意，不禁邪火攻心，诟骂之余，竟动手抽了大师一个耳光。”
敬安禅师已年届高龄，深受各界敬重的佛门高僧竟受势利小吏无端指斥，悲愤交集，当即退出，返回法源寺住处。“甫下车，即胸部作痛，身体不适。亟就榻休息，侍者亦各归寝。” 当天晚上，“他郁恨益甚，追思此番北上，受屈辱可以忍耐，而事未成，有负佛教界重托，难以向对此行抱有很大希望的僧众交代……竟然气急攻心”。 明日昧爽往视，已作吉祥卧示寂，享年62岁。
敬安禅师带着忧愤，带着遗憾，带着对中国佛教的希望，离开了人间，离开了尘世。“因政客行凶，一代宗师愤恚而死，这无疑是民国的耻辱一桩。似杜关那样的货色，虽百死岂能赎其罪孽！更何况他矢口抵赖动手打人一节，受庇于某*官高**的卵翼下，不仅毛发无损，竟依旧‘好官我自为之，好财我自发之’，更令虔心奉佛的善良者气愤填膺。”
敬安禅师遽亡的消息传开，全国佛教徒群情激愤，社会各界也为之不平，熊希龄先生将此情况和后果向总统袁世凯作了汇报。“袁世凯把持下的北洋政府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有本质不同，其不容民间团体之*制专**精神，与清政府如同一辙。
但袁世凯再三权衡，觉得对其统治构成根本威胁的南方革命势力尚存，一切布置远未就绪，此时不宜以此冒犯民情，触动众怒，乃不得已下令转饬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 于是中华佛教总会得以合法化，各地寺产亦稍得保全。
1913年2月2日，佛教界在上海静安寺举行敬安追悼大会，诸多名流云集上海，中国佛教界为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而痛吊，中国文学界为失去一位杰出的诗人而追悼。
作为敬安禅师生前得意弟子参加追悼会的太虚法师在讲话中，一时且悲且愤，把多时压在心底的话说了出来，并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倡导了“人间佛教”。敬安禅师爱国护教，僧办学校的遗愿，终于在中国佛教界得到了实现。
几年后，各地佛寺的佛学院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祖国大地上蓬勃崛起和发展起来。
写到这里，想起了太虚大师那首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敬安禅师知遇之恩的感激，对其高尚品行的尊敬，对其骤然离世的悲伤和思念的诗作：
相随学道白云层，棒喝当头领受曾。
从此更无师我者，小窗垂泣涕如绳！
万树梅花竟埋骨，一轮明月孰传心！
遗诗自足留千古，翠冷香寒忆苦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