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政协与共和国同度70华诞的时刻，我想起了36年前我在韩城政协担任“文史干事”的那段日子，想起了我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后，韩城市政协从1980年9月恢复了工作，当时增加了一项新的任务，就是“征集、整理、编写和出版文史资料”。市委很重视这项工作，在政协人员编制上专设了“文史干事”一职，调来了一位有大学学历的侯仪同志任此职。侯仪按文史工作的“方针、政策、原则、要求”（见《文史资料》第一辑“前言”一文），经过征稿，于81年2月印出《韩城文史资料汇编》征求意见的“样书”，历一年时间，于1982年7月正式发行，印出“第一辑”。这里说的“发行”，即将书稿印出后，再按领导商定的名单送出或者邮寄出。这份名单中有市政协委员、本市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有在外地的韩城籍省部级领导、上级或邻近县市政协机关等。都是赠阅，不收费。到82底，侯仪又编纂整理出“第二辑”文稿。尚未付印，因工作需要，调到渭南（地区）机关去了。1993年元月，组织上调我接替了侯仪工作。1983年初，我负责多次去当时在西街的韩城印刷厂，并经过三次艰苦的校对，将第二辑文稿印出，并按名单分送邮寄出去，完成了发行工作。接着，我经过学习、艰苦的工作，在1984年元月完成了“第三辑”的整理、编辑、印刷与发行任务。赶到这年5月，“第四辑”已初具雏形，确定了目录，部分篇章定稿。这时，我又被调往教育系统。
张益三主席当时主持政协工作。我至今犹记我初到时他的谈话。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侯仪临调走时，我们向组织部推荐你当文史干事，组织部批准了，这是组织上信任你。再一点，文史工作是新工作，硬任务，咱们原则上是一年一本，要保证质量。所以特别叮咛你。也相信你有能力，有热情，一定不会让组织失望。”领导语气恳切，满怀期望，我感到亲切而又压力很大。但是我想：只要时刻记住责任担当，埋头苦干，一定能干出样儿的。不是人常说的“压力就是动力”吗？
不仅是学习、筹划、走访、座谈，我体会社会调查更为重要。我的态度是不怕吃苦，多作调查。譬如有早期*产党共**员张志超“给刘志丹送情报”来稿，事实梗概可见，而线条太粗。我就骑上自行车到范家庄张老家中走访了一次。老人家卧病在床，他儿媳见政协来了人，就恳求我照护他爸，说她有点急事，办完就回来。二小时交谈中，老人讲了许多细节，说的是1932年，他在西安，当时省委（地下）派他去把一份重要的情报送到刘志丹手里。没路费、没地点，要靠自己边走边问，还不能暴露身份。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苏资琛先生送他五元大洋做盘缠。他由西安、富平问到延安。又按打问的情况，折回向南到了宜川、韩城，再由咱县西川柏林村、吕树凹、巍山找到花马庄，直到把情报送到刘志丹手中，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人干革命的不易。这次访问，实际是一次对“文史资料”的抢救。访问中，我还为张老用罐头瓶接送便溺一次。访问是83年11月某天，老人到84年4月4日就与世去辞。所以此文后边我加了编者的话：“83年11月作者病中予以核对补充。”
关于第四辑中“敌伪北固乡长卫伯勋作恶伏法”一稿（载第四辑），这是几位领导商定的题目。韩城第一次解放我*转军**移后，敌伪政权反扑“当政”的81天中，王峯“北固乡乡长”卫伯勋残杀9人，又因惊吓致死老人、少年各一人。1948年正月受到人民严惩，领导安排将这段往事载入文史资料。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我又骑自行车翻过杨家岭到王峯区机关，在川道、南梁花四五天走访知情者，调查的情况比较理想。谁知在南梁住的一宿下了大雨，翌日回区机关时，王峯河涨水，水深及腰部以上。好在老乡们心地善良，两位准备涉水的老乡见我是个干部模样，就主动协助我一起涉水。我的手臂高举着衣服与材料袋，他俩在左右扶着我。河水冲的我晃晃悠悠，却很安全。没有老乡，我真不敢想象怎样过河。但一想起材料袋是满满的，我就觉得值了。所以我体会在调查功夫之外，必须有点吃苦精神。
还有一篇亲自采访了六七次完成的稿件，是第三辑中关于“清末民初韩城银炉、钱铺”那篇文字。我在工商界人士座谈中发现了了这个“点子”，当即引起了我的采访冲动。口述者程云飞，年事已高，住坡底村。他年少时家中开过“银炉”。这等于纸币使用前的一种金融业性质。有金融界的 长者看了我调查的材料后，认为是难得的史料。第三辑中，我执笔的稿件，有九篇“作者”署名为都是“文史组整理”，唯独这篇，当时政协办公室秘书徐进忠（他常是与我交换意见的文友）看后说：“我建议，这篇一定要署你的个人名字。”他认为我在“公务”之余，又能发现点子，主动“出击”，挖出宝贵材料，这种工作的自觉性肯吃苦是应该肯定的。我体会，这就是当今常讲的使命感和敢担当的品质吧！
应该感谢侯仪征稿工作的效果。他撒出了“种子”（征稿函），在我手里不断得到收获。1983年8月到10月，又收到了几件很有分量的稿件，真是喜出望外。经请示领导，我 将原来已确定的稿件，立即抽出几篇，把新来稿件排上去，让第三辑内容熠熠生辉。其中如冯世光（女）写的“上官庄妇女*党**支部”一稿，其中有三位女*党**员为“农民赤卫队”绣红旗的故事，属于第三辑中的一个亮点。冯世光老人“绣红旗”时才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但已是革命的一员。
第三辑文稿全部确定后，我的愿望是精益求精，“读者”满意。这正是：时代出题目，我们做文章，时间和读者是评卷人。我当时灵机一动，就“自拜高参”。那时市志办一位郭德源同志、广播站一位年轻记者吴蟒成同志（今任渭市要职），二人年轻有为，和我屡有文字交往。还有*党**丕经与孙尔慧二位老先生，国学造诣了得！我就花半个月时间请他们四人轮流义务为我“审稿”，务将瑕疵告我。我跑了路，受了累，但是收获颇丰。正如德源同志讲的：“冯老师用别人的粉擦自己的脸，真乃明智之举。”
一年半时间，我为文史资料尽了微薄努力，而这项“工程”更是锻炼了我，造就了我。特别是那份“情缘”难舍难分。84年秋，我已在设在芝川高中里的陕西电大韩城教学班担任“专职辅导教师”。新任的文史干事董彦明同志还时常与我联系，约稿交谈，把我当成本单位的“同事”。因此，文史资料第4、5、8、12、15、19、21、24各辑皆有我的稿件，撰稿总字数约在20万字。如第24辑，有我三篇。其中《 八年抗战中韩原纪事》一文，约9000字。是我在酷暑中花一个月时间完成的，发表后，文友对我有相当热情的赞誉。其中第9辑“古联荟集”，政协委托我为主编，又有幸与时任政协副主席的王树理先生合作得十分愉快。
让我欣慰的是，文史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先是84年春季，孙万章同志到政协主持工作，我还在职，宜川政协曾来数人专访我们的文史工作，那时叫“取经”。第五辑我整理的“韩城解放前去延安人员名单”发表后，第六辑就有杜鹏程同志来信称：“冯学忠同志整理的这份名单真是办了一件好事”。又据第20辑记述：85年渭南（地）曾在我市就文史工作召开现场会，87年我市文史工作又被评为省上“先进集体”。这里仅举距我工作较近的85、86、87年几次。所以可以说：我是以使命感、责任感接受工作的，经过了诚惶诚恐，又做到敢于担当。最后又是以收获感和荣誉感回顾工作的，像一场又一场“接力跑”一样。我接过了前人的“棒”，又一步不拉的将“棒”传下去。
作者简介：冯学忠，男，1931年生，1991年从职中离休。曾在象中、司中、职中教高中语文，中教一级职称。曾有三年（六个学期）为大专班授课与辅导论文。获陕西广播电视大学“优秀教师”（85年12月20日颁证）荣誉；司马迁自修学院“优秀兼职教师”（97年1月24日颁证）荣誉。在受聘文史调研员期间，曾荣获市政协“先进个人”荣誉。编撰《四书选句解读》一书，22万字，2003年3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发行，2009年荣获韩城“司马迁文化奖”。参加“*战统**征文”获奖2次：2013年9月获渭南市*战统**部“征文”一等奖；2017年3月，省委*战统**部赠阅的全省“2016年征文集”（35万字，收“征文”244篇），内有其征文并获三等奖。曾为韩城市第七届政协委员。
来源：韩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