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实在令人痛心。
一开始是从网上得来的消息，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先是痛批“女司机”，以为是公交车避让小汽车导致的坠江。及至警方发布声明，相向而来的有着六年驾龄的女司机驾驶并不存在问题后，舆论这才消停下来。等到公交车捞出来还原了车内监控视频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此时国人的舆论焦点，又转向到车内其他乘客的冷漠与隐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诸如此类的批判不绝于耳。
“道德滑坡”这一说法，在我的印象里是从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时最先被世人广为关注，后有“彭宇案”轰动一时，就在人们争执老人倒地后扶不扶时，又有驻马店白衣女被多车碾压的事件发生……有了那么多的负面经历，人们不禁产生疑惑：我们的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最后大家不约而同地“盖棺定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社会浮躁，不讲原则；诚信缺失，道德滑坡。
人们发出如此感叹，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能够更加美好而和谐。然而自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经过了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果真就没有任何地提升，甚至产生了退步吗？
其实，上下五千年的华夏历史里，对于道德沦丧的担忧，每个时代都有——春秋人感叹“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汉代人感叹“比屋而诛，教化使然”，唐代人感叹“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宋代人感叹“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语为重万金轻”，明代人感叹“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
如此看来，我们中国人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其实，“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凡是发出这种感慨的人，一般都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手画脚，反正古人已逝，死无对证。其言外之意即是：除了已死的人外，没有人能触及我的道德高度了。
然而，古人道德就真的那么高尚吗？
《史记》对上古遗风极为推崇，追述三代之上的尧舜禹，君主贤明，百姓富足，民风朴实。然而《韩非子·说疑》中却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说疑》不是孤证，《竹书纪年》里也有记载：“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
在一个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里，吃穿都还是问题，部落间为了权利争夺，攻伐连年不断，哪有什么禅让制？哪有什么道德伦理，哪有什么大公无私？你真的相信上古那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世界？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为了活下去，人人自危，“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时有什么道德可谈？
儒家的说教里，谈及有德之君，动辄上古之遗风，谈及国民道德，动辄人心不古，都只不过是为教化百姓，以使人心向善，便于统治者的驾驭罢了。
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当下国人的道德水平其实是普遍提高了的，因此我们没必要厚古薄今。现在人们之所以如此的热议此类事件，是因为这种情形变少而不是增多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人们之所以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群体焦虑，我想是因为信息互联后，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了。我相信在此之前，肯定也有更多的“小悦悦”，更多的“彭宇”，更多的“白衣女子”，更多的“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只是彼时个人只是信息的孤岛，不明所以罢了。
故此，“道德滑坡”实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但这种说法也无不妥之处，我们本着乐见其成的态度待它即可，时时警醒世人，坚守做人的底线。
论述至此，我来问你，如果路上你见有个老人摔倒了，附近没有他人，也没有监控，你扶，还是不扶？
你犹豫了吗？其实扶也好，不扶也罢，没人有资格来审判你。每个人都须得先为自己负责，再为他人着想。如果权衡再三，即使被讹诈也要扶他起来的话，我相信你要么是一个看重名声的人，要么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因为凡此种种事件，其实都与道德没有任何的关系。
道德的本质是什么？让我们抛开所有的次要因素，设想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人，他的内心能否产生道德这种意识？肯定不会，他本可以随心所欲。如果是两个人呢？两个人之间肯定是斗争与合作，斗争是彼此间的，合作是一致对外在的自然界的。如果有三个人呢？好吧，道德从此产生了——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人可能会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利益，可本质而言，他还是在逐利；或许他还会一直放弃自己的利益，为大局考虑，以期获得另外两人的称赞，可本质而言，他这是在追名。
按照康德的严峻主义观点，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人类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善恶问题，而就人的理性本质而言，人又是既善又恶的。仅通过经验判断善恶是不可靠的，试想如果有个本性为恶的人，因为某种缘由他在别人面前一直都在做着“善事”，至死不渝，那么如何评价他的这一生？他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你能判断他的善恶吗？如此说来，“道德”是一个极为尴尬的词汇，它本存在于个人的内心，却只能呈现给第三者看，由第三者来评价。
道德的诞生，本是群体为了更好的应对本群体以外的挑战，从而在内部产生某种互助的联系。如果面对的是本群体之外的势力，道德就无从谈起；如果由于群体约定的道德造成了个体利益的损失，那么受损的个体即便表面服从，其内心也不情愿，道德也无从谈起。
会不会存在一种绝对的利他主义呢？被我们尊为圣人的夫子都说“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在本质上也还是为了“立己”、“达己”。绝对利他主义是反人性的，人性都是自私的，这没什么好羞愧的，就连一根卑微的小草，都在极力地伸张，对外索取着阳光与水分。
所以，道德在利益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能够承受住利益攻击的是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使个体的利益得到平衡与保障。如果监管到位的话（比如每个路段都有清晰的监控），看到老人跌倒，我想每个人都还是会施以援手的，因为不必担心个体的利益受到损失。人类制度的改善是以个体利益的损失为前提的，比如秦岭高速路上，长途客车撞向隧道的那次惨剧，自那以后全国高速路上的隧道两侧全都安装了雪糕桶等反光标志，这次惨剧就是填补制度漏洞付出的代价。
如果制度一开始就是健全的，司机就应有司机的职责所在，乘客就应有乘客的本分所归，事情错就错在“权益”分配纠缠到一起，说到底还是制度存在着漏洞，无法平衡其间每个个体的利益，存在漏洞就应及时堵上，以后公交车都像飞机、高铁那样司乘分离，就不会发生这种惨剧了。
所以，不要再抱怨撒泼的妇女、冲动的司机，冷漠的乘客了；也不要再感慨风气浮躁、人心不古了。人性本无善恶，世人难分好坏。据我所知，这个世上只有不太喜欢做坏事的人，与不太喜欢做好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