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上海是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城市，华洋杂处，商业繁荣。但人口稠密导致的居住拥挤、卫生状况不佳，也使这座城市不断遭受疫病侵袭，据《上海卫生志》统计，
1900 ~1949年间，从天花、鼠疫、霍乱到白喉、伤寒、麻疹、猩红热，几乎每年上海地区都有大规模传染病的流行，死亡人数“不知凡几”，甚至出现一次疫情“一家十余人伤亡过半”的惨剧。
面对汹涌而来的瘟疫，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士人绅商创办的时疫医院，在疫情防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时疫是季节性传染病的统称，大多发生在夏季，因此，时疫医院基本都是夏季开院，等秋冬疫情肃清时即关闭。但因上海几乎无年不疫，时疫医院也几乎每年都开。
上海最早的时疫医院创办于1908年。当年，白喉疫情暴发，来势汹汹，但偌大的上海仅有工部局设在公共租界内的一家医院收治病人，华人患者就医困难。鉴于此，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沈敦和（1866~1920年）与上海工商界领袖朱葆三（1848~1926年）在上海跑马厅康安里（今淮海东路43号）购置房屋开设临时医院，聘请医生免费诊治传染病患者。这是上海租界华人创办的第一所医院。
时疫医院每年夏秋开诊三四个月，到民国成立时，4年间共救治患者9000余人。1919年夏，上海暴发霍乱，时疫医院求诊者多达7500人，院方深感院舍不足之苦。疫情结束后，经多方努力，在*藏西**路“大世界”游乐场对面建了新院区，1924年开业。
沈敦和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他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1909年，沈敦和等人还利用日俄战争救灾余款，投资15万元，在徐家汇购置十余亩地，建造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暨医学堂，与同济德文医学堂合作，免费招生，为红十字会培养和储备医学人才。1910年，红十字会又在沪南的十六铺和沪北的天津路开设了南市和北市两座分院，承担施医行善功能。病人诊病给药，只收挂号费。病重留院治疗，酌情收费；贫困者减免，只收膳食费；极度贫困者，连膳食费都由医院负担。无力还乡者，由红十字会赠送船票。贫穷患者医治无效病死后，由医院施送棺木。因为有附属医学院，每次时疫暴发时，中国红十字会均派医生和医学生前往医院服务，无论医护水平还是救治成绩，都有了极大提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几次大疫情的救治中，红十字会时疫医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26年夏，上海霍乱暴发，病患激增。红十字会天津路时疫医院开诊后，很快便人满为患，紧急添设闸北时疫分院，又满，只能将南市、北市两座医院腾空，专门收治霍乱病人，但也无法完全满足需求。医院当时的院长、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牛惠霖（1889~1937年）不得已求助租界当局，用工部局沈家湾医院和同仁两座医院专治时疫，还不够用，最后只能跟铁路局借了几亩大空地，连夜施工搭建临时病房，收容病人。疫情发生一个月，截至8月5日，红十字会的几家时疫医院就诊治了8000多名患者，住院人数超过1500人。为收容病人，红十字会还在疫情期间主动腾空宿舍，改成病房，职员在附近住宿待命，以便紧急响应。
在时疫救治中，红十字会人员、资金相对充足，医院规模也较大。红十字会之外，很多医生和社会人士也投身到时疫医院的建设中。1926年霍乱疫情中，近代上海的第一位女西医张竹君痛感医院满员，病人辗转求医的困境，筹款创设了沪西时疫医院，半个月就诊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1926年，这样的医院还有5家。而到1932年，霍乱再度流行时期，上海共有20多家时疫医院，其中17家由社会力量捐助开办，它们对于疫情的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中，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直言“上海霍乱死亡率如是之低”，并非是因菌毒减轻或免疫接种人数增多，而在于卫生宣传，以及“各慈善家之协助，设立时疫医院甚多”。
1932年9月底，随着疫情的结束，这些时疫医院也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局动荡，*会混社**乱，公共卫生建设落后，时疫医院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了疫情防治的关键任务。时疫医院的设立和运作，一是靠社会的守望相助、扶危济困，二是靠医护人员的医者仁心、无私奉献。
扶危济困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历史上每次大灾大疫之时，几乎都有社会慈善的身影。上海时疫医院得以顺利成立，跟沈敦和、朱葆三的奔走努力有直接关系。医院成立初期，经费紧张，红十字会总医生、爱尔兰的柯师太福（Dr.Stafford M.Cox）和其他医生也主动放弃报酬，并捐资为医院添置设备。时疫医院后续的运作，除了红十字总会的拨款外，大多数经费均来自民间捐款。
1919年，报业领袖史量才为医院募捐白银1000两、银元1480，上海各大纱厂和银行也有200~500两不等的捐款。但更多的捐款来自个人，红十字会历年的征信录中，占比最多的是个人1元、2元的捐款，正是这些涓涓细流支撑起了时疫医院的运作，为疫情防治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墙。面对疫情，医护人员的奉献也是抗击疫情的核心精神力量。1923年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的简章中就明确规定，时疫医院专治“急痧吐泻”等急性呼吸道或消化道疾病，无论如何危险，医生都必须随到随治；对于急诊患者，即使病情危急，只要“气尚未绝”，医护人员都必须抢救；如果医院病人不多，接到急救电话，医生需要第一时间赶到救治；救护车为救护病人所用，无论远近，均不收车费；对于病人的酬谢，医生不能私相授受，如有发现，按违背章程进行处罚。
在1926年上海抗击霍乱的疫情中，闸北是重灾区，海昌路的红会时疫医院里病人挤得水泄不通，“内外皆无隙地”，两名医生分日夜两班救治病人，“几至寝食皆废，男女护士甚至劳碌成病。”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章程的规定，也正与如今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医务人员遥相呼应，续写着医者仁心的感人篇章。
来源 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