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管仲经营山海，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范蠡功成弃政从商，富甲天下，称陶朱公；孔子的学生子贡，善于外交和经商，被称为中华儒商之祖；吕不韦目光独到，敢于下注，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

到了明朝中期，中国号称有十大商帮，分别是晋商、徽商，陕商、闽商，粤商、赣商、苏商、浙商、鲁商等，而晋商执其牛耳。

《史记》中专门列出一篇《货殖列传》，记述汉代以前的经济和经商情况。

晋商行商轨迹

围绕九边重镇的贸易只是晋商的一部分，除了遍布全国的山西商号，晋商还有通往世界各国的商路：

1、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中西亚进行贸易往来。

2、沿着长城内外，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物资交易，最远到达*疆新**和中亚。

3、向北通往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的路，也就是万里茶叶之路，最远到达莫斯科。

4、向东通往朝鲜和日本。

汇通天下的票号

随着生意越来越红火，清朝道光年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家经营票据汇兑业务的商号：日升昌票号，这是一名叫雷履泰的山西平遥商人开办的。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由山西商人开办的票号遍布全国，曾一度主导着大清王国的金融市场。

学者马寅初曾说：“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路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经营之道

晋商能够称雄商界五百年，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创造了一套合理的、独特的管理制度，采用了适应时代的经营谋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经营之道。主要体现在：

诚信为本，信用第一；适应市场，薄利多销；精诚合作，分区贸易；商票联合，组织行会。

晋商精神

上述晋商经营之道历经几百年的践行，终于沉淀出晋商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精神。晋商的身份是商人，但其内在精神的外在体现却闪现着中华文化的灵魂。

1、晋商具有诚信第一的价值观，对待顾客和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2、虽然中国历代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但是山西商人却把商业作为一项正经事业来做，做得堂堂正正、踏踏实实、明明白白、纯纯粹粹，商人家庭的子弟并不是不读书，其中很多子弟“学而优则商”，这是山西商人取得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

3、山西商人组成团队，冒风雨，登山道，千里走过戈壁和沙漠，足迹遍天下。不仅要面对气候环境的险恶，还经常遇到盗贼和抢劫的危险，如果没有不畏艰险的气魄，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是不行的。

4、山西商人还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如果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开拓创新、敢于冒险的精神，也无法在商场生存下来。

晋商衰落

晋商在清朝末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清王朝国势衰微，*片鸦**战争后与外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经济条约，给予外商以极大的经商税收特权，使民族商业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晋商不能例外。

2、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晋商投资了采矿业。但由于政府腐败，晋商在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夺山西煤炭资源采矿权的运动中失败了，投入的资本损失惨重。

3、由于帝国主义对华疯狂的侵略战争，导致山西票号运转不灵、收不抵支纷纷倒闭。山西商号在境外的资本，也蒙受惨重的打击。

4、腐朽的清政府对山西商号刻意压榨，课税繁重，捐赠频繁，再加上官家恶意勒索，晋商终于不堪负重。

作为兴盛数百年的内陆商帮，陕商从厚重的黄土地上崛起，走出潼关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的身上流淌着黄土地的血液，也无法割舍来自故乡的血肉联系。大多数的陕西商人在外地发家致富以后，总要选择回到这片养育多年的黄土地。

泾阳三原陕商"周家大院"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张口兽琉璃瓦高房大厦"，回家盖个宽敞明亮、光宗耀祖的大房子，是这些"陕西楞娃"衣锦还乡后的第一件事。泾阳布商周梅村在江南从事贩布生意，一次就赚得36万两银子，后一口气盖了五进大院17座，号称"周家大院"。韩城的王庄*党**家，在外开商铺致富，返乡后更是一口气盖了120座四合院，每个院子造价7000两银子，总计投资350万两。渭南西塬的贺家，把老家贺家洼九条巷子都盖满了，俗称为"九龙贺家"。

更多的陕商带回来的大量商业资本，要么投资土地，要么窖藏起来，乐于当个土财主。如大荔八女井李家，在外经营盐井、布店发家后，在八女井购买土地近万亩，家藏万金。晚清陕甘回民起义的时候，清军将领多隆多从李家的一个地窖里就挖出白银1000余万两。渭南孝义镇的赵家，一次从四川运回的银子，挑银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长。从此以后，当地就留下了一句民谣："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

明清时期陕商力农致富，走出潼关，走向全国，最终又通过购买土地和窖藏白银回到乡村，大量的商业利润回归故乡，最终在奢侈性消费中消耗殆尽，最终斩断了陕商向工商业投资的道路。这样一个怪圈，不仅反映了他们"以末尽财、以本守之"的保守心态，也是内陆商帮无法向近代商人转型的最终原因。当我们回味当年陕商怀揣发家致富的理想，走出潼关，不辞艰辛，万里投荒的创业精神，也要看到他们最终无法走出黄土地，回归乡村的小农意识。

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出入潼关，展示的是明清陕商的开拓精神，而回归乡土，则是内陆商人背向海洋的百年迷茫。我们期待着，在新的世纪，当代陕商们既能传承明清陕商的开拓精神，又能超越传统乡土意识的局限，去书写当代中国商业史的传奇！

首先要看这些团体是如何崛起的。晋商最开始的崛起，用现在的话说，靠的是“政策”与区位优势的结合。明朝时期，为了维持山西北部内蒙南部的边界驻军的部队给养，允许军民“互市”，也就是在部队驻地形成了市场。这个时候山西商人利用区位优势，将内地的货物贩运至边疆，赚到了第一桶金，在全国各地成为了最先富起来的一小批人。清朝建立后，由于蒙古的稳定，山西不再是边关，区位优势和政策不存在之后，赚到第一桶金的山西商人开始进军盐业贸易，因盐业贸易行走于沿海产盐的地区，突然发现江南这地儿真是好啊。于是大批的山西商人移居扬州、苏州等江南的富庶重镇，资本大量涌入江南地区也进一步带动了江南的繁荣。后期当然又开始经营票号等，算是涉足金融业了。因此，晋商崛起的最早，也最早就开始走下坡路，因为其赖以生存的制度和区位优势不存在了。

另外，既然问的是晋商，问的就是商帮的兴衰，那么个别商人的成就和商帮的地位高低绝对不是一回事儿。其实，不仅是晋商在衰落，国内目前可以说只有商人，没有商帮。商会已经像个慈善机构了。但晋商兴盛的时候绝不是这样。当时商帮地位高的原因，在于其能够对某一领域进行垄断，制定一定的规则，对商人之间的矛盾进行调节甚至仲裁。古代地方官员一人身兼数职，又瞧不起商人，少有地方官员会愿意费力处理商人之间的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能力就格外重要了，商会也因此格外重要。

中国最早的“合伙股份制”企业制度

陕晋商人共同创造了“合伙制”的经营体制，这是明清之际中国商界的一个大事件，陕商靠“财东与掌柜的分权制经营制”，将自己的生意做强做大，一个常年住在渭南的小村的陕西商人，其生意却在天南海北，长江上下，靠的就是“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创新，解决了掌柜与投资人的“利益一体化”问题，利用‘人身开股制’即掌柜人身入股，将掌柜的利益与企业*绑捆**在一起，利润‘银六人四’，使掌柜.职工为企业打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成功的企业制度创新。特别是在四川自贡创造的以‘日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份制’，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可提供实际的操作经验。

中国最早的契约股份制

雍乾年间，陕西商人投资四川自贡的井盐业，创造了转顶、接逗、坐下节的资本接力投资形式。由于一井常为多人投资而成，从而使陕西商人在自贡创造了以“年限井”为主要内容的契约股份制企业制度。这种以“日分”为主要形式的契约股份制已是现代股份制的雏形，比西方的股份制早了一百年，是陕西商人对世界经济史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最早的民族贸易中介形式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携货到青藏高原、康藏高原贸易，自办货栈，以寄货造饭。这种自办货栈的形式，在青海叫“歇家”，即汉语“歇伙”的意思。当年青海西宁、湟源等地的38家歇家均为陕商所办;在康藏叫“锅桩”，即汉语“垒石造饭”之意，当年康定的47家锅桩都为陕商所办。后来当地土人见办“歇家”和“锅桩”有利可图，开始与陕商联合举办汉藏合璧的歇家和锅桩，作为居停货物、沟通汉藏贸易买卖的中介组织，即贸易经纪人。这就是青海“歇家”和康藏“锅桩”的由来。

中国“天下第一会馆”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为了联乡谊，敬神庥，议商事，保太平，促进在各地的贸易事业，他们在全国各地建造了作为自己贸易根据地和异乡故园的会馆。明清时期中国商界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天下会馆数陕西”。目前有据可查陕西商人建造最早的会馆是明崇祯年间河南上蔡县“山陕会馆”，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被称为“天下第一会馆”的河南社旗县“山陕会馆”。

为什么在现实中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没能跳出“富不过三代”的商业定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已经超过了300万，调查显示，由于找不到合格的接班人，95%以上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无法摆脱“富不过三代”宿命。

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数企业家在艰苦奋斗发家致富后，其子孙后代没有继续秉承祖辈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多是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纨绔子弟，有这样的企业家，企业焉能不败？因此，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只有加强对子女的做人教育，从小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使其成为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从而使吃苦耐劳的精神代代传承下去，中国的民营企业才可能跳出“富不过三代”的宿命，在商海沉浮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陕西一个重工业和军工产业为主的省份，没有大量轻工业生产基地，没有遍地开花的民营企业制造出来市场所需要的商品，形成不了大量陕西籍商人，没有江浙福建广东中小企业交流那么频繁，企业联盟商会会馆在增加交流合作显的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