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时代是武家统治的鼎盛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以战争为职业。因此，武士教育属于典型的职业教育。
江户时代的武士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社会教育为辅。这时期的学校教育机构有官办和民办两种类型。其中，幕府直辖学校、藩校和乡校属于官办教育机构。昌平坂学问所是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幕府直辖学校，藩校、乡校乃至其他教育机构都受其影响。它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向学生灌输儒学化的武士道精神，并使之成为武家社会的行为准则。在官办教育推动下，各学派的著名学者创办私塾，私塾主要招收武士进行专科教育；专门面向平民子弟的寺子屋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江户时代的武士教育，办学数量之多、识字率之高属同时期世界第一的水平。
武士教育的发展
江户时代发达的教育活动必然与镰仓室町幕府时代具有历史性的联系。江户时代存在的 260 多年间，幕府统治随着国内外局势变化，通过改革适时调整政策以巩固幕府统治。德川幕府的三次重大改革中，对武士教育和社会教化格外的重视。因此，本章从幕府的文教政策出发，考察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的教育机构、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的情况。
一、德川幕府的文教政策
江户时代统治初期（建立德川幕府统治到 18 世纪初期），幕府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措施，结束战国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彻底铲除丰臣氏势力，加强对武士阶层的统治，成为德川幕府的“强权政治”时期。
江户时代初期的文教政策主要体现在幕府颁行《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德川家康（1542-1616 年）作为实力雄厚的“战国大名”，早已体会*力武**在夺取政权方面的实用性，同时还注意到*力武**简单粗暴的特点，不能“马背上治天下”。德川家康在领地内就曾邀请儒学家藤原惺窝讲学《贞观政要》，从历史典籍中领悟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取得政权后，1605 年，德川家康邀请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作为幕府顾问，在幕府开讲《论语集注》，朱子学逐渐成为日本的官方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1615 年，幕府将军颁布的《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成为幕府统治的“法治”措施。其中，“文武弓马之道”、“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极力强调武士教育中的武士技能训练。“应励文武忠孝，正礼仪”、“应修文武两道，明人伦，正风俗”试图通过学问削弱公家势力，却对社会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
江户时代中期（18 世纪—19 世纪）幕藩体制下的农民日益贫困，参觐交代制度使得武士财力困顿。幕府转嫁经济危机的措施使“恨其主如狠其敌”的局面出现。18世纪初幕府进行了第一次重大改革——享保改革。享保改革政策中对教育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德川吉宗的尚武态度和“洋书弛禁”政策。德川吉宗认为，当时的日本奢侈风靡、节制全无，唯有强化武家的刚强、节俭之风气，施行社会教化才能重振幕府创业之雄风。所以，德川吉宗身体力行的“尚武”。他精通剑术、骑射、刀枪等“武艺”。在“洋书弛禁”之下，甚至还聘请荷兰籍教练可茨尔（Ketzer)对武士进行训练。此时期，对民众的“教化”从寺子屋教育上得以实现，德川吉宗将幕府颁发的法令作为寺子屋教育的教学样本，甚至由幕府亲自拟定寺子屋教育的教材用书，企图通过对寺子屋教育的引导，扩大对民众的影响，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洋书弛禁”以后，幕府和藩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结束德川前期教育的自发状态。但自由的学术氛围使民间教育活动发展高涨，乡校、私塾和寺子屋等教育机构都得到发展。
19 世纪日本的锁国政策被“黑船事件”打破，幕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大量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1841 德川幕府进行了其统治中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天保改革。幕府出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目的，坚持“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的办学思想，“和魂洋才”的办学原则，在幕府或藩的官办学校中新增西方的实用科学，或是新办西方学问的专门学校，并且向西方官派留学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些教育政策的推行，使得江户时代后期日本的武士教育已经具有了近代教育的意义。
德川幕府坚持“文武两道”的文教政策。关于文艺和武技的关系，斋藤拙堂（伊势国津藩士）在《士道要论》中强调：“士以武为业，而其职必资于文，文所以知道也。士而知道，能事毕矣。……士道虽广，不过文武”。武士教育中的文艺内容，随着武士城市管理职能的出现而产生，文艺知识是学习武士技能的基础，掌握“文武两道”是通向任一学问的钥匙，林子平也在其《学则》中强调“读书为万能之基”。江户时代前期的“文武两道”强调“武治”，注重武士的刚强之气。中后期社会逐渐进入和平年代，对武士的教育开始注重文化培养。直至在开国的后期，国内外形势对统治的冲击，幕府转变对人才的培养方式，企图用最短的时间，将武士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因此，“文武两道的政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作出及时调整。
二、武士教育的教育机构
日本武士教育，平安时代以家庭教育为主，社会教育为辅；镰仓、室町时代以社会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到了江户时代，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和社会教育为辅。在镰仓室町时代，家庭和寺院充当了武士教育的教育机构。镰仓时期初期，源赖朝认为公家所进行的汉学宫廷教育是一种文人稚气，需强调武士的刚健之风，摒除公家教育的吹拉弹唱而鼓励武士技能的训练。所以，在武士的家庭教育中，只强调对子弟的武艺传授和政治思想灌输。到了镰仓幕府中期，随着公家实力的削弱，武家统治巩固。出于统治的需要，公家逐渐认识到文化教养的重要性，认为武士有了文化积淀，才能更好的处理政事。譬如，源实朝、北条泰时等幕府统治者不仅从小学习汉学，邀请学者讲学和探讨国事，同时还兼理佛教学说，拜师学法。北条泰时的侄子北条实时创建了收集大量汉学书籍的金泽文库，并与当时著名的儒学家清源教义相交甚好。镰仓室町时代，家庭和寺院作为学校教育机构，僧侣或家族父辈中有名望者对武士进行武家训练，训练内容多为武士的职业技能，辅以中国汉学思想的灌输。
（一）官办教育机构
江户时代的官办教育兴起于昌平坂学问所，随着幕府改革措施的推行，逐渐形成幕府直辖学校、藩校、乡校的官办武士教育机构。官办教育机构坚持“富国强兵”的办学原则，受“文武两道”文教政策影响，以朱子学者为师，专门招收武士子弟，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培养幕政所需的实用人才。
1、幕府直辖学校
德川幕府建立之初，国家无力开展教育事业，教育领域出现国家权力的真空局面，幕府对社会的教化通过林家私塾的间接作用实现。直至 1789 年的“宽政改革”，德川家齐通过一系列改革将“学问所”收为官办，建立了幕府的官办教育机构。从幕府建立第一所直辖学校——昌平坂学问所开始，直至明治维新*翻推**幕府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幕府共建立了 21 所直辖学校。从教学内容上看，大致分为“汉”学堂和“洋”学堂。其中，昌平坂学问所办学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
1691 年以前的教育机构属于私立性质，学生入学条件无明确限制，武士、平民都可入私塾为学。1691 年，幕府明令禁止平民进入林家私塾，唯有上层武士子弟有资格进入。江户末期对人才需求激增，幕府强令幕臣子弟中 8—15 岁者入学。教育内容上，1790 年“宽政异学之禁”禁止幕府直辖学校讲授朱子学说之外的一切学问。学校的教师的教、学生的学都以儒教经典为教材。教材有经书（四书五经）、历史（《左传》、《史记》、两汉书、通鉴纲要）、诗文等。采用“素读”、“讲释”，“会读”、“轮讲”等教学方法，将封建伦理道德灌输给学生。
幕府末期创办的洋学机构在教学内容上以西洋语言和医学、军事为主，带有强烈的军事性特点。语言是通往一国国情的敲门砖，只有熟悉一国语言才能掌握该国第一手情报，才能在战争、科技等方面具有优势地位。洋学校中教师多是著名的兰学者，他们长期接触西洋文化，能较快从兰学转向洋学研究领域。幕府也直接聘请洋人为师，引进西方的科技成果，开始注重直观教学和实践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中，对武士最实用的当属军事和医学。幕府企图利用最短的时间培养实干人才，从 1862年开始幕府多次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洋的炮术、工程学、机械学等军事技能。在学习西洋器物的同时，幕府严格控制西方思想的传入。如幕府任命胜海舟（1823-1899 年）担任设在神户的海军操练所校长，意在培养“幕府”自己的海军人才。可胜海舟招收大量持反幕立场的尊皇攘夷志士，打算为“日本”培养出一批海军人才。由于幕府与胜海舟的办学理念不合，1864 年幕府辞退胜海舟并关闭海军操练所。由此看来，幕府创办洋学校，意在培养幕藩体制的军事人才，有利于提高幕府*队军**军事技能的炮学、机械学、医学、语言学被大量引进，而对幕府统治构成威胁的西方先进思想则被挡在国门之外。
2、藩校
幕府直辖学校产生以后，各藩也创建了旨在培养为藩政所用之人才的藩校。藩校培养出来的武士上可表对幕府和藩主的忠勇之心，下可导平民的社会教化之风气。各藩藩校主要是由藩内的儒家私塾发展而成，这种方式不但节省时间和减少精力的耗损。而且，儒家私塾丰富的教育经验，保证了藩校的办学质量。江户末期，藩政对实用人才需求激增，各藩对藩校给予大力的财政支持以扩大办校规模。这时期的藩校规模大、教育设施齐全，为各藩成为强藩扛起倒幕大旗准备了有生力量。
名古屋学问所是江户时代最早创设的藩校，创设于 1632 年，后改称“明伦堂”。在藩校产生前，藩内主要教育场所是汉学塾或藩主的“圣堂”或“讲堂”。江户中期，受幕府办学影响，各藩竞相创办藩校，特别是在*四代第**幕府将军德川家纲至第 8 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时期，藩校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1697 年米泽藩设立藩校，1776 年改称“兴让馆”；1719 年长州藩设立藩校“明伦馆”；1773 年萨摩藩设立藩校“造士馆”。江户末期，幕府支持各藩创办藩校，并指派昌平坂学问所学生中学习成绩优秀者到各藩任教，藩校的发展迎来办学高潮。1868 年明治维新之前，全国大小 300 个藩共有藩校 219 所。这表明，幕府末期，基本上各藩都有 1 所藩校。
藩校既以幕府直辖学校为蓝本创办，培养目标、师资队伍、教育内容、学生入学资格等方面与幕府秉承一致。培养目标方面，受幕府“文武两道”文教政策的影响，藩校“崇圣学、述明道、践大义”的培养目标由佐久间象山道明，体现藩校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和武士教育的本质。“圣学”要求藩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却不将儒家经典的释义局限在朱子学说中，阳明学派、古学派等儒学派别的儒学者也曾在藩校任教，这是藩校和幕府直辖学校的不同之处。如冈山藩藩主池田光政就曾邀请阳明学者到藩校讲学。在江户末期，藩校的教学内容增加日本传统的神道学说，将儒学、神道看成一体，这为日本近代的国粹主义铺平了道路。藩校鼓励平民子弟入学，与武士共同接受教育。学生中的优胜者还可作藩政官吏，或是留校任教。藩校中出现了形式超前的“学术互访”，由幕府主持并提供资金保证，选取藩校中成绩优秀者作为培养对象，在各藩进行学术访问以增强学问。由此看来，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藩校走在幕府直辖学校前面。
3、乡校
乡校作为藩校的分校，与藩校共同构成一个教育群体。藩校主要是对藩内的武士子弟进行教育，而乡校主要是对平民进行道德教化，受到幕府或藩的监督，乡校是一种官办平民教育机构。乡校从 19 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由幕府或藩创办，武士和平民均可就读，重点培育平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读写算能力。内容上主要以儒家经典和幕府的法令布告为主，对学生只作简单要求，出可保证衣着无忧，入则秉持儒家风尚即可。乡校是幕府“淳化社会风尚”、“革除平民中间的恶习弊风”的有效途径，因此，其最大的贡献是为幕府和藩培养了作为被统治者的奴化思想。据统计，截止 1867 年，全国共有乡校 111 所，其中 1830 年至 1867 年间创办 78 所，占总数的 70.2%。
综上所述，幕府直辖学校、藩校是官办武士教育机构，其发展历程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前期处于自发状态、中期幕府强化控制力，后期适时调整。乡校作为官办平民教育机构，受武士教育影响，培养封建被统治者的顺服态度和服务意识。幕府“文武两道”文教政策，以武为主，以文为辅。尤其重视对武士的武艺训练和培养武士的忠君意识。幕府直辖学校、藩校和乡校作为江户时代的官办教育机构，为武士教育发展贡献了力量。
三、武士教育的教学内容
武士教育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都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本节先简单介绍镰仓室町时代的武士教育，再论述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的教学内容，力求突出“富国强兵”指导思想对武士教育内容的影响。
（一）镰仓室町时代的武士教育
镰仓幕政取消了宫廷的贵族教育，武士教育由家庭教育和寺院的世俗教育承担。13 世纪以来的教育活动与贵族教育截然不同。武士阶级的教育基本上不崇尚文治的教化，文艺技能被看成是次要的，武士阶级内部存在大量文盲。由于武士的作战职能，作战技术被认为极为重要。对武士子弟武艺的传授，体现在武士的“家训”和各种“家训书”中。如镰仓时代北条氏的《北条五代记》记载“武道弓马乃武家必备之本领”，强调家学中“弓马”技能的训练。当时，武士阶级十分推崇的儒家经典是《易经》，《易经》中对天地万物性状的归类和卦爻辞作的说明，被武士阶级运用到实际作战中。
武士对文治的轻视，并不代表武士缺乏文化。后来才出现的“武士道”名词道德品质在这一时期已经具备，如忠孝、勇敢、胆量、坚毅等早已规定武士阶级的生活准则。而这些品质的获得，并不是从书本知识中学来，而是通过家庭、社会和实际作战中习得。1232 年颁布的《贞永式目》第一条规定“修缮神社，诚心祭祖”、“修缮寺塔，崇敬佛教”，将日本的神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作为统治*器武**。从第二条以下的规定，均是对武士的封建身份、地位等内容作出规定。整个《贞永式目》以武家倡导的忠孝武勇价值观念为核心，强调主君与武士的主从关系。
（二）武士教育中的职业技能
江户时代是武家社会，武家教育文武兼备，但文从属武。武艺是武士的立根之本，文化是武士的治国之需。江户前期，1615 年颁布《武家诸法度》规定“左文右武，古之法也”，“弓马者是武家之要枢也”，必须随时演练。文化武艺两者皆优，被幕府认为是理想人才应具备的品质。作为武士，更应该对武艺勤加练习。武士道教育中教授的课程主要有击剑、剑术、柔术或柔道，马术、矛术、兵法、伦理、文学以及历史等组成，“我邦之武，以弓马为重，故武士曰弓执，曰弓马家。弓马之术的训练对武士更为重要。
武士身份世袭而得，武士家庭重视对子弟的“武艺”训练。家庭中的“武艺”传承主要来自父亲或兄长的教授，吉田松阴、山县有朋等武士均是在“武艺”训练中成长。学校设有专门教授“武艺”的练习场，学生上午学习儒家学说后到练习场“从巳时到酉时练习武艺，以刀枪弓马为先”。也就是从 9 点至 19 点间的 10 个小时内除用餐外，都在练习场进行“武艺”训练，训练内容是战斗中最重要的“弓马之道”。对以武艺、军事为职业的武士来说，最重要的素养、技术是“骑乘骑射”为代表的战斗技术。所谓骑乘骑射，即乘马奔驰的同时弓张射矢。这一技术在枪炮传入前，一直是最卓越的战斗技术。因此，武士平时通过犬追物、笠悬、流镝马等进行骑乘骑射的训练。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要想精通“弓马之道”得先熟悉各式兵器，熟知各式兵器的制作工艺及其优劣。日本江户时代流行的兵器主要有短刀、太刀（大刀）、弓箭、火枪、长矛等，长矛、火枪在*战野**中能够一招制敌，短刀能施展于狭小的空间，火枪、弓箭能够快速、远距离制敌等等。对兵器的认识，只是学习兵法的第一步，能够在战场上取胜，十分考验武士的综合素质。
武士训练中的心理战术对战局发展至关重要。武士战斗中，谁拥有强烈的杀机，谁具备舍我其谁的气魄，谁就赢得了战斗一半的胜利。战斗中，必须时刻留心观察敌我双方所处形势的变化。忌扭头大幅度移动观察，需利用眼睛的余角观察四周情况。若自身所处形势不利，需寻找有利时机占取有利地势；若自身形势有利，需对对手步步紧逼并一招制服。无论自己处于攻势或守势，将自己的作战战略极力隐藏，以防对手利用破绽击杀自己。当取得战斗胜利，仍需利用身体体势变化威慑敌人，打击敌人的战斗心理，提升自己下一场战斗的杀敌决心。为了习得这些作战经验，武士常常在野外进行实战训练，“狩猎”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狩猎”通过人与鹿、野猪、熊等野生凶猛动物实战，在战斗中训练武士的作战技能。
江户末期，日本震惊于西洋的船坚炮利，武士教育的“弓马之道”已不能满足战斗需要。兵学增添新的内涵，西洋语言学、军事学、医学、机械学等技术学科，成为武士“富国强兵”的有利*器武**加以推崇。
武士教育的历史影响
回顾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的整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前期处在自发状态发展缓慢，这主要是因为在江户时代前期，幕府的主要任务在于巩固政权，扫除封建割据势力。18 世纪以来，武士教育获得长足发展。幕府推行的“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推动武士教育发展，幕府直辖学校、藩校、私塾、寺子屋、乡校纷纷建立，发达的武士教育在日本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维护了德川幕府的统治
武家统治的 600 多年间，江户时代的统治存在了 260 多年。江户时代形成武家与公家、幕府与藩、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二元结构”，看上去社会流动十分僵化，可德川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容许社会变动。
德川家康建立幕府政权后，以亲疏关系定大名形成幕藩体制。“亲藩大名”与德川宗室具有血缘关系，德川义直（尾张藩）、德川赖宣（纪伊藩）和德川赖房（水户藩）与幕府关系最为亲密，被称为“御三家”，将军若无所出，由“御三家”中挑选将军人选。“谱代大名”是为德川家出生入死的家臣，具有参政的权力。“外样大名”是德川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投降称臣的各地诸侯，领地偏远，无参与幕政的权力。各藩拱卫幕府，藩内政治由藩主自行决断。谱代与幕府家臣分享权力，亲藩也有盼头（将军无子嗣）。由此看来，幕藩体制内部具有流动性。驱动其流动因素其中之一便为教育。幕府政治要求的军事技能和文化知识通过教育习得，要想进入幕政必须具备职业技能。
江户时代的武士是统治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是被统治阶级，“四民”之间界限分明。从平民上升为武士阶级或相当于武士的待遇，教育就是一把重要的钥匙。所以，平民阶层中有所作为的人就通过教育上升到武士或其同等的地位。江户前期，平民的文化知识高于武士，尤其是商人阶级。幕府直辖学校招生对象从“士大夫及其子弟”扩展为“有志听讲之辈，贵贱不限”再到鼓励平民子弟入学，高等教育大门逐渐向平民敞开，平民还可通过寺子屋或乡校完成初等教育。这就为平民获得武士地位提供了有效途径，弱化进而消除平民对武士阶级的对抗情绪。
德川幕府统治的两百六十多年间，无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和城市*动暴**，教育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江户时期“朱子学”倡导的“仁者必有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和“无论”思想构成了武士道的主要道德品质。学校教育中，利用整个上午教授儒家学说，对武士进行武士道精神的灌输。平民教育以武士教育为典范，崇尚武士风尚，向学生灌输儒家道德学说，因而被统治阶级培养成统治者的顺民。所以，武士作为既得利益者，更善于维护幕藩体制，平民阶级受武士道精神的奴化，渺小但实际存在的晋升机会的诱惑，对社会制度的抨击无从谈起。
武士教育既为幕府统治培养人才，又对社会大众施行教化，强化主从关系的忠君、爱国。随着教育的推广，更多的人掌握读写算的能力，农民能够看懂幕府法令和农业指导用书，手工业者能够计算器物尺寸，商人能快速实现交换，经济活动繁荣发展起来，达到幕府“富国强兵”的目的，维护幕府的封建统治。
二、 奠定了日本近代化的基础
世界近代史是一部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日本从反侵略走向侵略的巨大转变引起世人的注目。然而，这种转变日本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日本*翻推**封建统治，确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创造经济奇迹，任何一项成就都能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走向近代的开端，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江户时代的教育为明治维新作出的各种准备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尤其是江户时代的武士教育，为明治维新准备了革新人才。可以说，江户末期教育发展奠定了日本近代化的道路。
明治维新前的 1867 年，幕府直辖学校数量达 21 所，其中昌平坂学问所、开成所和医学校在 1869 年合并成“东京大学”，成为日本第一所现代性高等学府。藩校作为中学或专科学校的前身，近 300 个藩中拥有藩校 225 所，基本上每个藩都有一所藩校。乡校作为藩校的分校，也达到了 111 所，由于乡校面向平民，教授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学问，在明治维新后受到政府的大力倡导，迎来发展的新局面。整个江户时代，私塾达到了 10302 间，其中大部分发展成为幕府直辖学校或藩校；1867 年，日本私塾包括洋学塾达到 1528 所，明治时代私塾发展成为高等专科学校，如庆应义塾发展成为庆应大学，是日本当今著名的私立大学。江户末期发展最迅速的寺子屋在 1867年总计 10299 所，明治时代学制颁布后，直接将寺子屋改名成为近代小学。随着教育机构的增多，教育普及程度较高。据推算，江户末期的入学率江户达到了 86%，近畿较为偏远的桑田县男子 56%、女子 15%，上启武士下至村官的官僚阶级识字率达到了 100%，商人的识字率也在 80%以上。从受教育人数看，1853 至 1867 年各类学校总计达 113 万多人，与明治时期学制后在校人数（130 多万）基本持平。
三、 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温床
武士教育给日本社会留下的遗产中，封建性因素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消散，职业性特征为日本近代教育体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武家性特点在近代社会发展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在天皇*制专**体制下形成，对内*力武***压镇**，对外军事扩张，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以武士道精神为基础发展而来。
江户前期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使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融合了中国儒家思想、日本神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忠诚和武勇是武士道精神的两架马车，带领武士道精神以崭新的面貌存在当代日本社会。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受武士道精神广泛影响，“经济奇迹”、右翼势力抬头都可从武士道精神找到源头。江户时代的山鹿素行（1622-1685 年）是武士教育理论的开创者，首创性的将儒家思想伦理道德融入武士道精神。他认为武士应该“得主人为尽忠……重义……是故武士需备文武之德治也”，强调武士道精神忠君为上。山鹿素行之后的崎门学派将神道教思想和儒家思想有机结合，主张对天皇的极度崇拜，将天皇神化。国学者平田笃胤（1776-1843 年）、水户学派编撰的《大日本史》、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学派或学者，倡导天皇权威，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尊皇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来源。
到了近代，武士对主君的“忠”转变为国民对天皇一人的绝对效忠。天皇是太阳神的儿子，是在世神，天皇所颁布的条文被称作“敕语”，具有超法律效应的绝对执行力。这种转变在日本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不适，因为江户时代的教育早已为它奠定了思想基础。明治维新走向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后，日本通过修约谈判逐渐摆脱被殖民的威胁。此后，政府建立了军国主义教育体制，钳制人们思想舆论，逮捕思想进步人士，强化学生军事技能。在军事上，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削减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部门。经济上，以“和魂商才”为指导思想，强调个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无私奉献。
由此看来，日本江户时代的武士教育，维护了德川幕府的长期统治。江户末期的武士教育实用性特点更加明显，洋学教学培养的实干人才，为明治教育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武士教育的穷兵黩武、嗜杀成性、不辨是非、绝对效忠等思想也引发了军国主义的兽*行为性**。武士教育的双重性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总结
日本江户时代的武士教育，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在“文武两道”政策指导下，坚持实用原则，面向社会培养实干人才，强调思想品德和职业技能教育，体现武士教育对做人、做事的要求。教学上以儒家思想为中心，重视武士的“武艺”训练，既培养服务于幕藩体制的封建官吏，也形成了重学的社会风气，使武士阶级成为知识文化阶层。江户时代武士教育体现的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思想观念，对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能够快速崛起，从被侵略国家走向侵略别国的国家，教育力量不可小觑。我们在感叹日本惊人的模仿力之时，也需学习日本高超的“拿来主义”，无需对自我历史的否定就能得以前行，借助教育的力量实现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