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是人类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也是艺术史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古至今，在面临危难时，艺术家们往往会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境进行新的创作，并以此鼓励在前线奋战的一线人员，通过艺术的形式表达敬意与祈愿。面对此次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疫情，亦然如此。
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从开年初的伊朗击落客机、科比离开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都让我们在这个春节假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我们被迫“留守”在家；但也因为这次疫情，带给了我们更多新的思考。
有人说，艺术在灾难面前显得很无力，它不是科学无法治病，也不能帮助我们战胜灾难。话虽如此，但这并不代表艺术在灾难面前毫无意义。
《圣杰罗姆写作》，卡拉瓦乔，1605-1606
纵观中外艺术史，无论是在和平年代亦或是动荡时期，艺术其实都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危难时刻，艺术总能凭借其独特性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鼓舞士气、感化人心。
灾难有人为的、也有自然的，它涵盖着各式各样的形态，比如战争、地震、饥饿等，包括瘟疫。
《地狱》（《世俗乐园》右翼画板），博斯，约1505年
“最终鼠疫退却了，然而尽管喧天的锣鼓冲淡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奥兰人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给他们带来的梦魔。”这是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的描述。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具有强烈传染性、致死性的流行病——瘟疫，从古至今，始终与生命、自然、城市如影随形，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进程而来。
Nicolas Poussin, The Plague of Ashdod, 1630
“查士丁尼瘟疫 ”是历史上一次较大范围的瘟疫，其发生于6世纪，死伤惨重。由于当时是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统治，瘟疫名称便由此而来。
后世的画家以此为题创作了许多作品，19世纪学院派画家儒勒·埃利‧德劳内（Jules Elie Delaunay）的《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就是其中的一幅。
Peste à Rome, ules Elie Delaunay, 1869
在14到16世纪的时候，欧洲曾爆发过多次瘟疫，尤其是鼠疫“黑死病”，让人闻之丧胆，损失的人口达到30%以上。而后，在接下来的3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瘟疫成为了欧洲人头顶上挥之不去的阴霾。
在此背景下，处处皆是凄苦恐怖的绝望景象，也使绘画陷入了一个黑暗时代，受折磨的灵魂、死亡、地狱、火焰等让人畏惧的场景在艺术创作中随处可见。老彼得·勃鲁盖尔的《死亡的胜利》是代表作之一。
老彼得·勃鲁盖尔《死神的胜利》，1562
老彼得·勃鲁盖尔《死神的胜利》（局部），1562
老彼得·勃鲁盖尔以绘画为媒介，展现出了疫情笼罩下的诡异、恐惧氛围，同时对社会中贪婪之徒进行曲折写照，以此进行告诫，并启发人们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
伦勃朗，《杜普教授的解剖课》，1632
而在荷兰艺术家伦勃朗1632年创作的《杜普教授的解剖课》中，可以从画中看到当时手术的场景，右边这个戴着帽子的人是医学教授杜普，左边的这些是他的学生，他正在给他的学生解释这个解剖手术怎么来做。
画中的医护人员没有基础的防护、也没有隔离，我们由此可窥见当时人们对疾病、对医学的认知程度。
戈雅，《圣.弗兰西斯.波吉亚用十架苦像驱魔》 1797-1799
对于传染性病毒，在一般情况下，肉眼是无法看见的。但艺术家却可通过绘画，将病毒具象化、形象化。画中出现在病人的背后出现的那些魔鬼，便是瘟疫的化身。
《鸟嘴医生》，来自罗马的瘟疫医生漫画，1656年
《鸟嘴医生》则是比较有意思的创作，这位看似巫师的人物其实是位医生。鸟嘴的功能类似今天的口罩，是为了避免吸入不干净的空气，医生戴的帽子、眼镜和罩袍也都起到了隔离的作用。当时的人们相信，特定的恐怖形象可以驱魔。
瘟疫的肆虐，让痛苦、恐惧与离别充斥在社会中，另一方面为艺术的生长提供了沃土。
艺术家为灾难为疫情而创作出来的作品虽然不能直接挽救正在与病毒抗战的人们，但能通过艺术的笔触将社会现象表现出来，展现人性光辉，给予大众一种心理上安慰。更能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一直传播下去，让后人可“以史为鉴”。
赵振华《抗击非典》（三联画右）
不管是中世纪的黑死病，还是今天的武汉肺炎，它们都是给人类留下来的一种集体记忆，里面包含了惨痛的回忆，也有爱的证明。在现代社会，人获取信息的方式偏爱于“视觉阅读”，而艺术作为一种直接的视觉观看，也是储存人类文明的一种有效手段。
赵振华《抗击非典》（三联画中)
因而，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艺术界便纷纷行动起来，创作了诸多讴歌抗疫英雄的作品。通过不同的表达形式刻画出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其中有直击人心的精彩佳作，却也不乏应付式的“快速制作”。
但“量”高于“质”的创作，并不能让艺术在面对突发风险时发挥最大程度的作用，这也是当下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新时代的文艺作品，应是可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精品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