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我5周岁上小学，虚年龄也算7岁了，农村没有幼儿园，家里没人带就提早上学，同班同学大都比我大一岁，有的大两岁，所以我在班里个子最矮，座位一直在第一排。
小学距离我家300米，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五星小学，校舍原来是一座庙，叫武圣庙，不知道是供奉哪位圣人，方园几里地有些知名度，当地不少人不知道校名，只说在武圣庙里。学校前面是一条五灶港，河上有一座比较宽阔的双拼石板桥，桥面两侧刻有桥名永安桥，但没人知道桥名，都叫武圣庙桥。石桥仍然还在，现在保护起来了，旁边建造了可以通行汽车的桥。50年代将庙宇扩建成学校，有几间改成教室，有两间作为供销社的下伸店，另外新建了几间教室和办公室。
下伸店供应油盐酱醋和杂货等，营业员是一对老夫妇，属于供销社职工，家在县城，但常年生活在店里，大概老家是安徽的，大家都叫他老安徽。农村孩子是没有零花钱的，偶尔有一分两分钱，舍不得买一分钱一粒的糖果，只买一分钱五粒的小圆糖，小圆糖比黄豆大比花生米小一点。
下伸店西隔壁搭建的半间是个理发店，理发师傅姓蔡，腿有残疾，除了普通理发，还有刮胡子，叫修面，还有掏耳朵。我还看到过蔡师傅和其他几个青年人从鸡身上抽血打进自己身上，当时不懂他们在干什么，几十年后才知道这是打鸡血针，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保健和治病方法，现在看到说某人像打鸡血一样兴奋，大概就是那时流传下来的。蔡师傅的父亲是我们老师，蔡师傅后来很早过世了，以后就没有理发店了。
当时政策要求学校办到农民家门口，所以我们大队就有两所学校，但五星校是一所完小，规模稍大，有一到六年级共五个班级，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复式班，合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先安排一年级做作业，给二年级上课，半节课后轮换。虽然是一所完小，教师只有5个， 七十年代初，五星校还增加初中两个班，那时多了几个教师。教师中有几个是本村的，有的是镇上的，初中教师有的是其他区县的。在该校工作时间最长的张老师，家在新场镇，平时住在学校，她一直教一二年级，五十年代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这所学校一直工作到八十年代退休。还有本村教数学语文的蔡老师也教了几十年，许多家庭兄弟姐妹几个甚至父母子女两代人都是他们的学生。上课铃一摇，不仅学生都进教室，每个老师也都要进教室，没有多余的老师。所以遇到老师要去公社中心校开会，某个班级就没人上课，于是安排学生做作业或者复习，我们班如果数学老师不在，就叫我给大家复习，于是有的同学叫我小老师，但这不是尊重，而是笑我。如果教师请假一个月两个月，或者老师缺编的时候，就请代课老师，就是村里一些上过初中高中的农民来临时代课。我高中毕业后也当过几次代课老师，都是短期代课。
小学校比较简陋，有两块相连的小操场，仅仅够100多人每天的升旗仪式和做广播体操。没有足球篮球和排球场，和足球差不多大的皮球当作足球踢，放两块碎砖当作球门。开设初中的时候，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来了一个教数学的费老师，年轻有活力，他带大家建造了沙坑，可以跳高和跳远，他还买来一根毛竹，用来撑杆跳高，我们从没见过，腾空而起的那个画面，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特别崇拜。
小学的主课是算术、语文、英语，副课有唱歌、军体、画图和毛笔字。我们学英语倒是很早的，四年级就有英语课了，但是没有老师，别说是英语，就是普通话都没有老师会教，所以小学里没有学过汉语拼音。虽没有英语老师，但英语课仍然要开，所以由教语文数学的蔡老师去县教师进修学校参加了三个月的短期英语培训，然后回来教我们。蔡老师教语文数学很有经验，记得有次教室墙报上开设了错别字医院，确实很有效果。但教英语真的是勉为其难。
那时小学没有少先队，但有红小兵，胸前佩带一块标牌。我好像直到三四年级才当上红小兵。我们那时上学是同一生产队的孩子一起排队上学的，排头的人举着红旗，上学路上还要唱歌。这既是一种符合那时需要的集体活动，也更有利于安全到校，让家长更放心。
我们没有春游秋游，但参观、扫墓、参加劳动还是有的，参观和扫墓很期待，记得一次去参观本县的一家轧花厂，厂里还有一个生产霓虹灯的车间，五彩缤纷很好看。扫墓往往要走很远的路，到隔壁县北宋村的一个烈士陵园要10多里路，来回都是步行的。到本县烈士陵园要30公里，去的时候是步行去的。但每次外出后，都要写一篇作文，这是最头疼的。参加劳动的时间比较多，小学时农忙假一般回生产队做一些简单的活，比如拾稻穗、摘棉花，割草，还有稻田赶鸡赶鸟，一年有三个农忙假。一段时间号召除四害，每人都有任务，消灭的麻雀要上交爪子，老鼠要上交尾巴，苍蝇要上交蛹。苍蝇蛹比较容易得到，在厕所或粪坑边上土里很多，家里的猫抓得到老鼠，也容易得到，捕麻雀比较难。
6年级时学制调整，由秋季升学改为春季升学，于是我们6年级只上了一个学期就小学毕业了。
学校周边的村庄
学校前面的武圣庙桥
学校周边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