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规定医生给病人开的检查费用要和药费达到1:1，不达标就要扣奖金;医生因此只能“恳求”病人不要只开药而不做检查。
最近几天，广州市中医院肿瘤科专家门诊桌面上的一纸“安民告示”引发关注，有医生透露，因为收入与“开单”挂钩，目前该院已经有医生护士甚至科室主任请辞。
广州市中医院这么做，原因是什么?
医生收入与科室收入直接挂钩
医院的收入主要由药品收入、检查收入、医疗收入和其他收入构成。
尤其在一些中医院，他们检查、手术、开药的营业额一般会大大落后于综合性医院，医院要养活医生和护士，就必须要想尽一些办法去激励医生去多开成本较低的检查费用，也会将检查费用与绩效分配结合。
降低“药占比” 迎合上级检查
医政部门在考核医院质量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药费比例。按照现在的要求，三级医院的药费收入一般不超过医院总收入的50%。在此现实下，一部分医院要求保证药费与检查费始终保持在1：1的比例。
“国家层面控制“药占比”，是为了控制医院的药品收入，从而有效破解以药养医，但是到了广州市中医院却变了味!走了样!
破除以药养医，是推进医疗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近些年全国各地多有试水，许多地方也总结出了很好的经验。然而这一次广州中医院出现的情况，却让人们的信心大打折扣。难道“以药养医”会被“以检查养医”所取代?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备受诟病，“医药分开”也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缓解“看病贵”的法宝。当医生和医院的收入不再与药品挂钩时，医生推销药品的冲动自然会消退，最终让患者得益。 然而，这一次广州中医院的规定，好似兜头一盆冷水。“医药分开”的进程中，药费或许降下来了，检查费上去了，左兜掏右兜，患者并未得到实惠。
当公立医院蜕变为纯粹的创收机器时，医生和患者就都成了“利益之刀”的受害者。对医生，它是逼良为娼，让医生时时忍受良心的拷问和煎熬。对病人的伤害就愈发昭然。
医生的职业使命是治病救人，但当治病与饭碗发生冲突时，医生又该怎么办?
病人不做额外检查，医生便不看病开药，这是何等的荒唐!但医生出此下策，显然亦是被逼无奈。
报道说，该院自2010年起规定医生开药与检查费“开单”须达1：1，若不达标便扣奖金，这位医生上月奖金被扣得只剩18元，有的医生奖金还出现负数。
更可怕的是考核“株连制”，一个医生不达标，全科室奖金皆受拖累。有的医生和科室主任不得不辞职走人。
据称，到该院求医的许多癌症患者都是经西医治疗后要吃中药调理恢复的，少有人到中医院做CT等检查。
且高昂的检查费用他们也承担不起，有的病人便不得不舍近求远到他处求医。
当患者饱受病魔摧残，肉体与精神皆已羸弱不堪，囊中羞涩甚尔债台高筑时，还有医院贪婪地盯着你的荷包，这该是怎样的无助与绝望?
多年来，人们一直感叹“大处方”、看病贵、*不起病**，其背后医疗单位的创收冲动更是备受诟病。
正因此，国务院医改办曾明确提出，医院不能将创收指标层层分解到医生头上。2015年4月，国家卫计委颁布《公立医院预决算报告制度暂行规定》也明确，不得将医院收入指标分解到各科室，更不得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收入直接挂钩。
但是，国家政策抗不过医院的“土政策”，“现管”的权力任性为何这般有恃无恐?而且，“土政策”实施了多年，说地方监管部门不知情显然有悖常理，那么，为何监管者又对公然的违规行为放任不管?
其实，这也没啥秘密，说到底还是“医疗产业化”的泛滥所致。
“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言，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公立医院。中国公立医院其实是公办民营医院。当一切医疗机构都被绑架上“产业化”的轨道时，公立医院也无法抵挡逐利的诱惑。
据相关曝料，医生开单检查费与药费的比例1：1还不算过分，深圳有些医院甚至要求1：0.4，这意味着检查费须是药费的2倍多。
如果曝料属实，屡受舆论抨击而且国家政策也在*压打**的“以药养医”则可能变脸为“以检养医”。
显然，不从根本上把公立医院拉下“医疗产业化”的战车，荒唐且丧失人性的医疗悲剧仍会频频上演。
目前，许多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不足其运营成本的一半，有的甚至只占10%。在此语境下，有些公立医院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拉低自己的医德底线。
放眼全球，极少有像我国这样放任公立医院逐利的现象。在有些国家，不但公立医院不靠自身创收谋生，就算私立医院也多是靠教会或慈善捐赠维持运营，这样才能不失医学之本质。
显然，要杜绝医生薪酬与“开单”挂钩现象，既要新医改提速，亦要财政投入到位，还公立医院姓公的本性。
有人推断这是医院为创收而祭出的歪招，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医院出此下策，也许有自己的无奈。因为医政部门在考核医院质量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药费比例。
按照现在的要求，三级医院的药费收入一般不超过医院总收入的50%。在此现实下，只有保证药费与检查费始终保持在1:1的比例，药费比例才能保证不超过50%。
而医政部门限制药费比例，主要基于两个目的:
一是限制大处方。处方费用少，则药费比例低;
二是鼓励医院创新。医院不能总是局限在单纯的药物治疗上，还要开创新技术，提高手术量。
所以说，这样的政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实践中，一些名医院由于初诊病人比较多，相关的检查就较多;同时复杂病例也多，各类新技术的应用机会就相应更多。因此，对于各地的“龙头”医院而言，药费比例确实不存在问题。
但对于一些相对普通的医院，特别是中医院而言，这样的政策就存在一定弊端。
由于“老病人”相对集中，并且慢性疾病患者较多，诊疗过程往往并不需要太多的检查，治疗也常常以服药为主，在此情形下，要保证完成50%以下的药费比例，确实有些力不从心。
特别是我国的诊疗费整体偏低，还大致维持在10元左右的水平，在昂贵的药费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保持50%以下的药费比例，不依靠检查费来拉大分母，降低数值，还真无其他方法。
由此不难看出，将药费与检查费进行1:1的绑定，并对医生进行经济考核，医院的政策虽然难逃“懒政”嫌疑，但也不乏无奈。
出现这样的情况，其根源还在于一些管理政策没有充分考虑我国的医疗实际，在制定管理目标时，对国外经验学习的多，与医务人员的交流沟通少，导致了某些本来是为了便民的措施，在实践考核中成为患者的负担和医生的心痛。
避免类似荒诞的情况，恐怕还需要我们的医政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多了解临床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不同医院之间的区别，建立医生与医政部门的有效沟通，保证政策不要发挥出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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