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共15 卷，由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各分卷皆由国外知名学者担当主编，卷内各章节亦由知名专家撰写，并注意吸收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世界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1991年）：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号称“头号中国通”。费氏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进入牛津直到去世，其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
该书为 西方中国史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书籍。
剑桥大学官网介绍该书是：“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anguage”（来源：https://www.cambridge.org/）——用英语书写的最大、最全面的中国历史。
《剑桥中国秦汉史》为该系列书籍的第一卷。
英文版《剑桥中国史》
本文从存在的问题、造成困难的原因、优点与借鉴三方面对该书做一简评。
存在的问题
中译本《译序》介绍说：“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对其地位的评价极高。
然观是书之中译本，仅就《剑桥中国史》自己要求的标准而言——“ cover the main developments in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life of China in their respective periods. Collectively they present the major events in a long history that encompasses both a very old civilisation and a great modern power. Written not only for students and scholars, but with the general reader in mind, the volumes are designed to be read continuously, or as works of reference. No knowledge of Chinese is necessary; for readers with Chinese, proper names and terms are identified with their characters in the glossary, and full references to Chinese, Japanese, and other works are given in the bibliographies. Numerous maps illustrate the texts. The published volumes have constituted essential reading in Chinese history. ”（他们报道了各自时期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知识生活的主要发展。它们共同展示了漫长历史中的重大事件。这些书不仅是为学生和学者写的，而且是为一般读者而写的，旨在不断阅读，或作为参考作品。不需要中文知识……出版的书籍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读物）——就存在了许多常识性的、原则性的重大不足。
首先是英文版原著存在了三个问题 ：
一、形式上无统一之体例
体例既包括史书之定位与目的，也包括史料的取舍与观点之形成，是一书之灵魂、是一书之格局。
而该书总共16章，分别由卜德、鲁惟一、毕汉思、曼斯维尔特、*英时余**、何四维、西峪定生、埃伯里、克雷默、陈启云、戴密微、巴雷特分别执笔，加上《总编辑序》等部分的费正清、崔瑞德，一共有14位作者！九龙治水尚不足以方其多也。
最关键的是，全书没有一位真正意义的主编，负责全书的通贯与按断这一最重要的工作。
为编撰《资治通鉴》，朝廷成立了专门的书局，由司马光任主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为协修，参与人数众多，且多有进进出出者。但《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是司马光主笔，尤其是按断，皆出司马光之手，做到风格与观点的统一。
反观《剑桥中国秦汉史》，总主编根本就没有权力与能力去修改各章节的文字，甚至连“五行”的英文到底是用“Five elements ”还是“Five phases”都不能统一意见！
这就导致了全书的各自为政、各说各话。
这就导致了成稿的只是史料，不是史书。
二、内容上无完整之体系
既然没有体例，自然各自为政。从全书章节的内容和作者上可以看得很明白：
第一章 秦国和秦帝国（卜德）
第二章 前汉（鲁惟一）
第三章 王莽，汉之中兴，后汉（毕汉思）
第四章 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57-167年（鲁惟一）
第五章 汉代的灭亡（曼斯维尔特）
第六章 汉朝的对外关系（*英时余**）
第七章 政府的机构与活动（鲁惟一）
第八章 后汉的制度（毕汉思）
第九章 秦汉法律（何四维）
第十章 前汉的社会经济史（西嶋定生）
第十一章 后汉的经济和社会史（埃伯里）
第十二章 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鲁惟一）
第十三章 主权的概念（鲁惟一）
第十四章 儒家各派的发展（克雷默）
第十五章 后汉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陈启云）
第十六章 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戴密微，《跋》巴雷特）
概括而言，就是“通史”部分每人各写一段，然后每人不同门类地各写一些。
这种缺乏整体性的做法，导致没有完整性。也许对单个课题的研究或许是深入的，但无法拼凑成为一个权重合宜的整体。
因为本来就不是在一个整体下进行的研究，因此如何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还需要读者自身的努力，于是读者变成了作者、业余必须成为专业。这显然与“ 这些书……而且是为一般读者而写的”大相径庭。
史书是集体创作集思广益的好，还是个人专任为佳，可参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但全书必须具有统一性与完整性，当是不刊之论。
因此，《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现得更像是一篇提纲，而非一部史书；更像是一本论文集，而非一部通史、断代史。
三、表述上不能到位
《译序》指出是书“ 每每分析部分较多，而叙述事实原委不足”，诚为至论。
史书对于历史事实的叙述是最重要的部分，但该书多以概括性的语言代替对史实的交代和人物的描绘，以至于不仅不能交代清楚历史事件，而且严重扭曲了历史真实。兹举数例：
其一：对于诸葛亮劝进一事，“ 或许就是他的陈词比别人的说法更能打动刘备，使刘备采取了下一个步骤（第五章《汉代的灭亡》）”
历史事实是：
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掩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裔，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这篇说辞，是非常有政策水平、非常有政策高度的，属于一锤定音的大作，绝非“或许”二字所能诬也。
首先，刘备夺取蜀地虽然大功告成，却面临了严重的挑战，尤其是在称帝一事上，做法稍有不慎就成了十恶不赦的*逆篡**，并不是一件大家都容易下决心的事。
其次，诸葛亮引用的是后汉也就是“本朝”的先例，在法理上给了刘备最大的支持、最有力的说法。
最后，是诸葛亮对现实情况的推心置腹的分析，“打动”了刘备。
如果仅读该文，则既不知道诸葛亮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刘备听后做了什么——根本就是 读与不读同，何谈“展示了漫长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何谈博古通今、以史为鉴乎！
——这是对事实描写的严重不足。
其二：楚汉彭城大败后，“ 而项羽已经得到刘邦的几个亲属作为人质”（第二章《前汉》）。
事实上这轻描淡写的“几个亲属”是刘邦的父亲、妻子、孩子，是刘邦最亲的人！这些是会导致任何一个人方寸大乱的严酷的现实，况且中国还是一个注重孝道、讲求道义的国度！
——这是对事件性质描写的严重错误。
其三：对于从汉景帝开始的“削藩”行动，早期是遭到了诸侯国的强烈抵抗的，后来有赖于汉武帝的“推恩令”才得以实施。而对这一漫长、曲折的过程，该书是这样描写的：“ 大国被分成小单位，皇帝*亲近**中的刘氏成员被立为小国之王”（第二章《前汉》）。看字面意思，是诸侯国不经抗争（事实上是发生了举兵造成的最极端情形，导致削藩失败）、皇帝直接任命亲属去担任分割后的诸侯国国王（事实上是只能由原诸侯国国王的长子、次子、三子继承的“推恩令”）。尤其是对于王国如何变小这一关键问题，是书是表述为“如果一国谋反，中央政府就接收该国领土的一部分……原来的王国于是变小”（第二章《前汉》）。
这是对历史事实典型的胡说八道。
本书叙述的最大问题在于：
一是喜欢用概括性的语言代替历史内容，这就造成了语焉不详、读与不读同的后果，例如前文提及的诸葛亮劝进事。
二是直接以结论代替对历史进程的交代，以至于如果结论有错，则一错皆错，无从纠正。
因此孔子才一直强调，要“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中国著史的最高境界，是“述而不作”，对此梁启超有一举例，说得甚是浅显明了：
譬如作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 人的专史》）。
其次是汉译本存在了翻译问题
原著已经是这么个水准，再去谈论翻译，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但从汉译本的效果看，对史学之交流倒也是不无启发。
中国对翻译标准，最认可的说法是“信、达、雅。”诸位读者对照这三点，对一切翻译本子的水平自可评判。
笔者有些感慨，略作叙述：
一是欲从事翻译者，当精通彼此的语言，单精通一国，尚不足以成事。
二是欲应用中文者，当掌握一定的词汇量，这样不仅在外语与中文翻译之间，而且在文言与白话之间的翻译，就能有广阔的空间，应用自如。
三是切忌生造词，收藏界有一术语，叫做“妖怪”，就是史上没有的物件，硬是凭空造了出来，让人啼笑皆非，譬如萧何月下追韩信骑的是摩托车、汉朝的人居然端坐在了宋朝以后才有的桌椅上、唐朝的人可以穿着大明朝的服饰等等，确实令人看了没着落。
四是要遵守语法，讲究个文辞通顺。
五是对所翻译的书籍，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例如翻译《易经》、《尚书》和翻译《天工开物》、《长物志》的知识储备是不同的。
六是不加注释的翻译都是山炮，没有考据、校订的是 冒牌的正版山炮。
故于汉译之事，仅摘取该书中《第五章 汉代的灭亡》中的几处稍作说明：
又发生了几件所谓“清”官同所谓“恶浊”宦官相斗的事件（300页）
此处原文的表述已经有问题，翻译起来自然吃力，因“清流”不一定是“官”、清官不一定是“清流”是确定的，这里的的 “清”官对应的翻译当是“清流”为妥。
知道他们一旦获邀人主的恩宠（303页）
“获邀”一词，属于生造词，难以确定其准确含义。
公元172年，12名宦官因发现了一宗反皇帝的阴谋而 受勋 ；公元182年，12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们曾*压镇**黄巾有功而被 授勋 。赵忠与张让便是属于公元185年这12名 受勋 的宦官之中的人（304页）
在短短两行字中，对同一性质的事情出现了两个接近而不同的词语：受勋与授勋；更奇怪的是，对于同一事件，也采用了受勋与授勋两个不同的词语。
孔子当年惜墨如金，寓褒贬于一字，这“受”与“授”，未审有何微言大义存乎其间？
它就是能够提供证据的理论和数术（313页）
正确的写法是“术数”。
宦官就撰旨罢黜袁绍（321页）
拟旨、草诏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有人自称要“撰旨”，只能是山寨旨，当杀头！
刘备和迤西的其他军阀（331页）
明朝称云南昆明市以西地区为迤西；清朝设置迤西道，驻大理府。这类词语如无注释，容易导致不解和引起误解。
况且“迤西”之说，明朝才出现，似不宜用于秦汉史著作中。
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后汉的历史都说成是一部从虎虎如生的开头到毁灭性的灭亡的逐渐衰亡的历史（341页）
汉语有“虎虎生威”，有“栩栩如生”，未闻有“虎虎如生”也。
大概是这部书写得好，既把大秦朝、大汉朝的历史写得虎虎生威，又文笔奇佳，把历史过程写得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故称虎虎如生——诚能如是，也正是广大读者所期盼的啊！
要言之，这是一部 基于对英文的肤浅认识和对中文的粗浅了解的译本。
也正因为有了原著和汉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剑桥中国史》看起来就是：
杂乱无章、语焉不详、言语混乱、相互矛盾、带有偏见、专业平庸 的对中国读者而言最多是入门级的史书。
对于史家和史书的评价，著名的有刘知几的“三长”说、章学诚的“史德”说、梁启超的“四长”说，古今奉为圭臬者，以唐人刘知几的“三长”说为长也，以此评之，则是书也：
论史学，不过是寻章摘句之作，如《总编辑序》所言：“ 西方的中国研究……但其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费正清、崔瑞德序）。
论史才，则不知体例为何物、不知系统之重要、不知按断之关键，不过断烂朝报之能尔。
论史识，不知中华文明为何物、不知中华演变之轨迹，欲如太史公之“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不亦难乎！
造成困难的原因
《剑桥中国秦汉史》何以跌落神坛，原因倒未必全在作者与译者，而是有着客观的、历史的原因，需要大家共同的、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一、汉语难学尤难精通
1、汉字自成系统。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与作为表音文字的英语，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字特点、语言特点。
2、汉语易学难精。老外视汉语为畏途，难就难在于精通——例如能熟练地掌握诗词曲赋、成语与典故运用等。
尤其是在典籍翻译领域，需要的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例如林语堂、辜鸿铭、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或者如马可·波罗，他们对中西社会、文化有亲身的体会与研究。
3、 古文底蕴深厚。汉语是一种代表了数千年历史的古老的文字和语言，有着深厚的文化、文明的沉淀，如非从小接触、严格训练、长期浸淫其间者，则难窥其奥也！
二、史料浩繁难以消化
中华史籍繁复，汗牛充栋，并且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产生，要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它们，要完整、合理地应用它们，殊为难事也。
史料本身有多种来源，范围非常广泛：经书、正史、实录、方略、方志、私人著作、民间尺牍、考古发现等。
具有正史地位的二十四史4700多万字，《资治通鉴》300多万字，“三通”的《文献通考》400多万字、《通志》500多万字，而类书中，《永乐大典》近四亿字、《四库全书》则有八亿字——确非常人所能及也！
不惟如此，在中国，欲著史者，需先通经，例如章学诚就主张“六经皆史”，而诸经的字数虽不如史料多，但阅读理解的难度更大。
三、历史高度难以超越
中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文明、是唯一有不间断文字史的国度，是世界第一历史大国，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史学领域，都是大师辈出、大作迭出，春秋战国有孔子、左丘明，前汉有司马迁、刘向，后汉有班固，魏晋有陈寿，大唐有魏征、刘知几、杜佑，两宋有司马光、欧阳修、郑樵、袁枢，元朝有马端临，大明有宋濂、顾祖禹，清朝有章学诚、钱大昕、赵翼，新中国有翦伯赞、陈寅恪、易中天、石悦等，群星璀璨！
四、术业专攻各有不同
西人重科学、东方重人文，本自传统不同。
西人重条分缕析，解构与组合，东方重归纳总结，求其一以贯之。
西人重术（技），东方重道。
笔者青年负笈求学，倾心于中西历史，然印象尤深的是：
西人好技，故于胡说八道处亦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中华史学，真假正误几乎一眼可知。盖中华史，讲经史互参，而经者，世之大道，总在人心中——君不闻“礼失求诸野”乎！秉天地之道者，其道易见，其失易知也。
要而言之，欲西洋之徒，比肩司马迁司马光、颉颃班固欧阳修、超越章学诚易中天，不亦难乎！
优点与借鉴
然于本书而言，西人著史，亦有其可借鉴之处：
一是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例如对一直令人头疼不已的度量衡、历法（日期）进行了整理与说明。
二是做了很多统计分析工作。包括制作了一些图表，填补了中国传统史籍的不足。
三是提供了不同的角度看历史。越是古老的民族、越是历史悠久的文明，越是有“睁眼看世界”之必要。
最后，也许有人会问道，由外国人来写中国历史，会更加公正、客观。
这个问题中国的史家们已经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
*史大**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史大**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作为史官，一门三兄弟，死于秉笔直书，轮到老四，还是那句话，连弑君的凶徒都无可奈何。
要论骨头硬和不怕死，没有人比得过大中华史家的。
司马迁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