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远的黄金储量占到全国的七分之一，它的黄金产量占到全国的八分之一，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县级市。
招远的地域面积仅为1433.18平方公里,疆域面积仅仅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1/6699，但黄金储量却占到1/7。
这足以说明招远在非常小的土地上，却拥有如此巨大而又丰富的黄金储量。
正所谓：尖斗砂，平斗金，寸土寸金。而这也决定了招远的这片土地是五行“金”土地，因为我们五行里面讲:金、木、水、火、土，那么招远的“金”就是五行的“金”，招远的土地就是“五行金土地”。
那么这片金土地一定是蕴含着太多的灵性和非常神秘的东西。位于招远的亚洲第一金山——玲珑山上就呈现了我们领袖的的“金身”。
带着一丝好奇，让我们一起追溯招远的黄金历史！
巍巍罗山奇，悠悠岁月长；赫赫千古名，金史溯古今，灿灿黄金光。
金都金脉，不仅以品位高、储量大、产量多而冠居金脉之首，且又以开采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
我们不敢妄言它是中国黄金开采的始祖之地，但可以断言它是中国黄金最早的开采地之一。
从春秋战国时代原始的“燔火爆石'”，到近代化、现代化时代的科学采炼与加工，罗山金脉从来都是一幅闪烁着黄金灿烂之光的历史画卷。
是一个浑若天成、包罗万象、天然的黄金博物馆，是中国黄金史上的一个缩影和一部百科全书
【黄金管理史】
《周礼·地官》记载：矿人掌金玉锡之地，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四十人，可见史称“三代”的夏商周时期就有金银管理机构。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兼并，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对黄金的开发和利用，当属位于今山东省的齐国，“管仲治齐”设置管山海机构，对各种矿产进行管理。
汉代，两晋、南北朝及唐代设置少府与大司农等机构管理金银。
隋代由民部尚书管理黄金。
宋代管理黄金的机构，分中央和地方两级，地方机构又分监、治、场务几级。
元代对采金业由“分金制”，改为“课税制”，元代成立“洞冶总管府”。
明代，黄金管理机构基本沿用汉唐旧制，略有增减。
清朝乾隆四十七年，拟有采金章程，设置司金局，基层设课长。
1914年国民政府设立工农商部，管理黄金开采
1935年山东省设立采金局，负责金矿开发和签发采金营业执照。
1938年7月，中国*产党共**胶东局委员会在招远县九曲村成立采金管理委员会，这是中国*产党共**在山东设立最早的黄金管理机构。
1949年国家设立冶金工业部，管理矿产资源开采。
1964年6月，山东省重工业厅在招远成立招远黄金管理站，管理招、黄、掖三县122个生产大队的采金生产。
1972年改为烟台地区黄金矿山管理站。
1984年3月，招远县成立黄金工业公司，招远的黄金工业管理逐步走上正轨。
1.【华夏采金之源】
黄金，是人类最早发现的金属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有人断言，它在7万年以前就与人类结缘，但可惜无据可考。
而有据可查的是，埃及大约在3900(4000)年前，最早发现了黄金。在古埃及第一王朝时期，就载有'一份黄金与二份白银相等'的交易量衡标准。
在中国，有人推断，先祖与黄金的结缘，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相传，三皇五帝也曾以黄金为原料，炼制金丹，作长生不老之药。
此说虽流传甚广，但目前尚无实证。而出土*物文**显示，至迟在3000多年以前的商代，中国先民就已经采炼和加工黄金。
文字记载表明，大约在2000年前的周代，朝中已设置掌管生产和加工金、玉、锡的专职官员了。
在金都招远，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们除了淘沙金以外，就以原始的“燔火爆石”的办法，采炼黄金了。
即燃木烧矿石，火燎矿石热，再泼以冷水浇之，矿石爆裂破碎，然后细磨成粉，以水用碗筛淘，便得黄金。
这种灼烧方法，今天虽早已绝迹，但其广流于民间，盛传于后人。据一些耄耋老人介绍，他们在二十世纪之初，曾经躬腰侧身，钻入罗山东麓玲珑山中的一些古老矿洞中。
这些古老的矿洞，经长期的地压所致，已经变得低矮扁狭，惟有匍匐才能进入，但洞中岩石上残留的烧灼痕迹，洞底残存的木炭、木锤、铁凿和泥碗、陶碗等遗物，仍依稀可见。
无人去记载与测定它们的具体年代，但可以断定，其历史十分久远。
春秋时期管仲所著的历史典籍——《管子·地数篇》里面清楚地写到：“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磁石，下有铜。”这说明，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采金知识。
管仲，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获得这一采金知识的?据史籍记载，管仲，乃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任齐国宰相。
提出和推行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人事等一系列改革政策，为齐桓公成就霸业、称雄七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同时，他还是一个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大学问家。管仲本人及其学派的著述，曾总汇成集，名日《管子》，共有86篇，现仅存76篇，分为8类，其余10篇仅存目录。其中《管子·地数篇》中，就有关于金、铜成矿的记载。
据《史记》记载：“管仲既任政齐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故其称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在黄金等矿业的生产上，管仲采取“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税”的做法，即根据情况，实行有利则开、有害则禁、减轻矿业税赋的灵活政策，并注意探索和总结成矿的规律。
许多地质学家和史学工作者断定，管子之论，应该出之于招远之地。因为管仲身为齐国宰相，招远古属齐国辖地，是齐国域内为数不多的主要产金重地。
招远境内罗山、灵山和金华山一带的石英脉金矿床，大面积密布，且多半裸露于地表，最容易被人发现。
尤其罗山的丹崖巨石，遍布山中，无疑是齐国最早发现和最为发达的黄金产地，应当成为形成《管子》中黄金地质理论的最可靠的实践依据。
对于招远乃华夏采金之源一说，人们虽然有所质疑，但否之也无理少据，因为舍此别无其他的解释，故历代诸多黄金地质学界权威人士主张，应当信其必定在金都招远而莫疑！
2.【罗山金脉由来】
金都招远的采金，在西汉时期，就比较发达，已成为汉王朝主要的黄金产地之一。
据史籍记载，西汉末年王莽篡政时期(公元9-23年)，仅官方收藏的黄金，就达180余吨，恰好等于欧洲发达的古罗马帝国的黄金储量；若加之民间黄金，则可达到200余吨。其中，招远贡献了90%。
罗山，作为黄金主产地，其名称就始得于西汉王朝时期，并源于黄金的开采。
招远，原名叫曲成；罗山，原名叫阳丘山。《汉书》记载：“曲成，有参山万里沙祠。
阳丘山，治水所出”。阳丘山，意为群山之阳，或日：向阳之山，其海拔高759米，是莱(州)龙(口)湾畔最高的临海山峰。
由于这里地处华北地震带和环渤海地震带，因而古代的地震活动相对频繁。
史书记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日“半两”，重如其文。
又载：汉代凡货，金钱布帛之用，......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市，束于帛，并实行“盐铁皆归于民”的政策，故庶民采金十分踊跃，曲成阳丘山一带异常红火。
传说，当年阳丘山中，有许多人在山洞中采金。一天，突然天光闪烁，锣声大作，鸣荡空谷。
身在山洞的采金人，惊诧万分，甚感奇异，于是纷纷停止作业，急奔洞外，察看究竟。
倏忽之间，天摇地动，山崩地裂，石陷洞塌。那些走出金洞的采金人，弹冠相庆，对天感言，争说他们是闻锣得救的，纷言观音菩萨鸣锣救难，真是天恩浩荡，慈悲为怀。
但也有一些人求金心切，闻锣声而不顾，埋头采金，不幸葬身洞中，留下千古遗恨。
其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渤海湾大地震。据1979年《考古》2期陈可畏先生发表的《论西汉后期第一次大地震与渤海西岸地貌的变迁》一文中说：“大约在公元前48年，渤海发生一次大沉没。”正是这一次大地震，改变了阳丘山的名字。
在这次大地震中，“观音菩萨鸣锣救难”之说不翼而飞，阳丘山也因锣鸣而改称“锣山”了。
因古代“罗”、“锣”通用，故“锣山”又称“罗山”，罗山金脉由此成名。
3.【大唐金镇】
有关招远采金的详细文字记载，最早大约在唐代。据《山东省情》记载：唐代“莱州府产黄银，位于县东一百四十里。”
招远在夏、商、周时代，地属青州莱子国；
春秋时属齐地，战国为齐东郡，秦代属齐郡东境；
西汉时(公元201年)设为曲城县；北齐时(公元556年)并入掖县，仍属光州(即莱州)东莱郡；
唐朝(公元623年)在今县治特置罗峰镇；金朝方升镇为县。
上文所说的“莱州”，就是指古郡光州，治所在旧掖县城，现改为莱州市；所说的“黄银”，就是黄金；“县东一百四十里”，即当时的掖县东，恰好在今日招远的罗山一带。
由此可见，招远产金在唐代就已名见经传、久负盛名了。
唐代的黄金生产，是起伏不定的。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隋代“牟州刺史辛公义始开黄银坑，冶铸得黄银献之”，至隋末唐初，其采淘更盛，守土官军采金以充贡，其他各地也“任贫下百姓采锄”，黄金生产一度很发达。
当时，山东的主要产地在莱州、登州和沂州，而莱州的主要产地，则在招远的罗山、灵山一带。
招远地处边海岩疆，民风“敦庞而淳朴”，黄金生产悄无声息地不名而起，加之罗山一带地理风光雄奇秀美，因此蜚声遐迩，传于朝野。
所以，大唐王朝建立后不久，便破格地于贞观元年(627年)，特以罗山之名设立了罗峰镇。很显然，黄金的因素在置镇中起了关键作用。
大唐时代以前，古代的货币“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
而唐朝建立后，实行的却是“铜本位制”，辅以铅锡币。其推行的农业经济政策，是“租、庸、调”法；推行的矿业政策，是“重采铜禁采银，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重点扶持铜、盐、铁的生产”，对采取金银者实行“禁断”，甚至给予严惩。
那时，其所需要的黄金，相当一部分是依靠“丝绸之路”的贸易，从西域的交换中解决。
晚唐时期，对银(包括白银和黄银)的禁断政策，开始松动和摇摆。
朝廷曾几度颁诏，时而“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时而“所有银坑，依前任百姓开采”，导致金银生产时兴时败，盛衰无定，国库空虚。
唐王朝虽然是我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但它的矿业政策是先鼓励、中禁断、后摇摆，加之那时*药火**还没有发明，采矿的技术条件并不先进，因此大唐时代中、后期的的黄金生产，实际上是落后的，朝野的黄金也是匮乏的。
当时的罗峰镇，黄金生产也不得不顺应时势而兴衰无定。
4.【宋臣督金】
大宋王朝直辖罗峰，大臣潘美督办玲珑金矿
据史料记载，招远的黄金在宋代已名扬天下，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代曾有三位皇帝--真宗、神宗和仁宗，亲自垂询和重视招远的黄金生产。其时，宋王朝还将玲珑金矿田，直接列人皇家统辖的重点金矿名单。
宋王朝建立后，虽已执政天下，但国家战争频仍。大宋第三代皇帝宋真宗赵恒登基后，宋、辽之间战端屡发，加之百业待兴，金、银的消耗量特别巨大。
然而国库匮乏，大宋王朝不得不把黄金生产当作大事、要事来抓，对全国大型金矿直而辖之，委派大臣亲自督办。
景德四年，即公元1007年，宋真宗特地委派大臣潘美，专门到招远督办罗山玲珑金矿田，由此可见招远的黄金开采在朝廷中的地位之重要。
潘美，是宋朝第二代皇帝宋太宗赵匡义时期的大臣。公元986年，第二次宋辽战争爆发，当时潘美身为前线将军，但其偏听副将之言，自负专断，拒不采纳杨业将军的正确作战方案，又未进行战场协同作战，致使杨业孤军作战，陷入辽兵重围之中。
而身为主帅的潘美又明哲保身，不仅未出兵救援，反而单独撤军，从而导致杨家全军覆没，杨业被俘后壮烈殉国。
事后，杨业夫人上告御状，潘美受到降职处分。之后，被派往山东招远督办采金。
宋代的采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官置场监”和“由民承买”两种形式，即既允许官办，又允许民办；同时还设有税监收税金等几种形式，允许个人纳税淘金，不纳税而私自淘金者依法惩处。
潘美到达招远后，认真执行了大宋王朝的矿业政策。他反省自责，勤于政事，以期将功折罪，东山再起。据传，他主要办了四件事：
一是调整了开采黄金的体制和政策，试行了“官置场监”和“由民承买”的组织形式，将官办与民办两种形式并存结合，从而增强了采金的活力。
二是依靠税监，收取税金，鼓励个人纳税采金，对不纳税的采金者依法严惩。
三是将*药火**应用于开矿，由淘沙金转向开采岩金，实行了“先碎后淘”的工艺，极大地提高了工效和产量。
四是整顿黄金矿山秩序，严厉打击袭扰矿山的流寇与盗贼。
据《招远县志》记载，潘美到招远督金，并未住在罗峰镇治所的所在地，而是将督金府就近设在玲珑金矿田不远的马山前，即今日玲珑镇前花园、后花园村之间。
这两个村的位置，恰是当年潘府的前、后花园，并因此而冠以村名。在潘府的东南方，即今琵琶岭一带，还建有一座“潘家城”，世传潘美于此筑城御寇，以保护罗山玲珑的采金业。
在潘美的督办下，招远的黄金事业一度长足发展，为大宋国库的盈实和地方经济的繁荣，贡献很大。
“潘家城”的所在地，也因金而兴，人口密聚，且因有潘美家族人员居住，逐步形成了村落，进而发展为集市，分别起名为潘家村和潘家集。后来，宋皇念潘美督金有功，将其召回京城，复以重用。
潘美的招远督金，虽然府第在招远，然而统管的却是登、莱两州之金，即今整个胶东地区，致使产量剧增，并产生了长效功能。
据《招远县志》载《宋史》日：“天圣(1023-1031年)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其中十之八九产之招远。”登、莱二州，特别是招远黄金的发展，博得朝廷的极大欢欣。
因此，新登基的大宋*四代第**皇帝仁宗赵祯，分外高兴，欲行颁诏嘉奖，但因大臣有异议而未能实行。
《宋史》载：仁宗命奖劝官吏，宰相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末者众，不宜诱之。
王曾的这种思想的产生，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仁宗时代，即公元1046年，河北京东发生大地震。在那场大地震中，登、莱两州甚为剧烈，尤其严重。
许多当权者将地震发生的原因，归咎于黄金的开采，说是撼动地脉、耗泄阳气所致，从而主张停止开采金矿。
二是农本思想根深蒂固。当时不少人因采金而弃农桑，杀树毁林，许多官吏认为这是舍本逐末，背离农本思想。
由于朝臣意见不统一，从而导致金业发展的禁令增多，从此步入时兴时衰的波状时期。
在经过一段低迷萧条之后，宋王朝的黄金储备再度匮乏。景佑年间(1034-1037年)，登、莱地区又发生严重饥荒，国运衰而黎民贫，仁宗皇帝方才颁诏，解除禁令，鼓励民间采金。
《县志》载：'景佑中，登莱饥，诏弛金禁，听民采取，俟岁丰复故。熙宁元年(1068年)，新登基的大宋第六代皇帝神宗赵顼，再次派人来招远玲珑督办采矿。
至元丰元年(1078年)，大宋王朝的金矿已分布在全国的25个州中，年产黄金共达10710两，而登、莱两州则占9573两，约占全国总量的89％。其中，罗峰镇之金，则占登、莱二州的十之八九，冠居全国之首。
及至宋、金鼎立时期，山东为金所辖，金朝所封“大齐皇帝”刘豫治鲁。他极为重视罗峰镇之地，为了兴农桑而采黄金，以巩固“大齐”的统治政权，特于金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升镇为县，取名招远，意取“招携抚远之义也”，其缘也盖因黄金之重矣。
5.【法制金矿】
作为少数民族的蒙古族，经过连年征战，灭宋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华历史上疆域最广大的大元王朝。
元初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建议朝廷：要想巩固对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土的有效统治，必须发展经济，抓好矿业。这一建议，被朝廷所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统治者和贵族，酷爱金银器皿和饰品。战争中每下一城，掳掠杀戮，但唯金银工匠可免一死，而且规定工匠地位可以世袭，子孙不能改行，婚嫁应在工匠内部进行，还善于吸收外国尤其是波斯的加工技术。
因而，元代拥有一支庞大而先进的金银制品加工技术队伍，对金银原材料的需求量颇大。
因此，元朝统治者根据战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之急需，针对当时矿业生产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问题，诸如豪强擅据矿冶山场、民痞群氓阻止开采、矿冶税收流失严重、军马骚扰矿区和行政管理失控等，从两个方面采取了治理整顿的措施。
一是建立完善的矿业管理体制与机构。朝廷建一府六所总其事，即设立“诸路洞冶总管府”，专门掌管各处的金、银、铜、铁、丹粉、锡，从长规划，有序开采，恢办课税。
二是加强立法。元政府任用汉人，于1267年专门制定了一部《矿业条画》，即矿业条例，法治矿山。
这部七百多年前制定的《矿业条画》，内容大致可分五个方面：
一、明确规定了官办与民办两类矿山的管理权，同时规定要加强矿税管理。
二、针对有权势者占据矿山场的现象，作出规定。设立'诸路洞冶总管府'，依据矿山规模，招募人员开采，私自占领矿山者，由官府惩处。
三、规定各官办炉冶所需的矿炭等差役，要有管炉官按贫富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并登记造册，'由帖验数'，向洞冶总管府进行申报。同时规定，各管理炉冶的官员，'不得一面擅行科差'。
四、对矿业开采做出规定。无论官办还是私办的矿山，都必须按规定依法进行开采。
凡是有合法手续的矿洞，'其经行地面，所在官司及各处军民诸色人等，不得遮挡，如违，申覆制国用使司究问施行'。
五、对基层管矿官员，进行规范和约束。规定管矿官吏不得从平民中选任；
如出现采矿方面问题和纠纷，所在官司不得擅自处理；对于各路洞冶'宣使军马等人，并不得骚扰。如违，治罪。'
这一古代的“矿业条例”，虽然比较简单，但对当时矿业开发的体制政策、管理权限、矿霸整治、矿主利益保护、矿山纠纷处理、矿管官员行为规范等，都规定的一清二楚，很有针对性。
付诸实施后，使元代采矿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一些占据矿山采场的权势者和军政人物的行为，有所收敛；因战争破坏和人为骚扰而难以为继的矿区生产，得以恢复；矿业秩序相对好转，国家矿业税收大增。
据史料记载，在元代统治时期，全国产金区增至46处之多，黄金的年产量最高达到3万多两，比宋代最高年份高出一倍多。
随着《矿业条画》的实施，金都罗山的黄金生产，也步入秩序安然的良好时期。
据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年)，统治当局曾下令从益都(今青州)地区，调遣四千户民众，到登州一带采淘黄金，并按年缴纳税金。
这些外遣金民，绝大部分落户就工在招远的罗山和灵山、金华山一带。其时，登州之金约占全国总量的一大半；而招远之金，则占登州之金的绝大半，其主产地仍在金都金脉之罗山、灵山。
6．【明宦督金与采金之患】
大明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采金业的发展，'“竞言矿利，中使四出，暴敛病民”。
即他们看到了采金的利益，采取了国家直统紧控的方式，由中央派员到各地督辖金矿，“皆给以关防，无地不开山”，获金得利。据《明史》和《招远县志》记载，明代朝廷曾先后委派两名大宦官，到招远督办金矿。
明王朝的这种矿业政策，源出于当时内政外交的需要。
陈增，乃明神宗朱翊钧帝朝的矿税太监。
陈增'奉敕开采山东'，数到登州，亲临招远，直督罗山玲珑和灵山、金华山金矿。
他深知招远得天独厚的黄金资源，对于他完复皇命，举足轻重。因而，他到招远督金，既强力进行统辖，又听民依规采取；虽凌驾于众人之上，却又下顺地官*意民**；致使采金业一度十分红火。
陈增身为宦官，且又树敌众多，但他督金业绩非凡，金量大增，自然功高无比，故能博得龙颜大悦，帝心有宠。
天启年间(1621-1628年)，明熹宗帝朱由校登基后，又派遣大太监魏忠贤，到招远督办金矿。
魏忠贤，少年顽劣，自阉人宫，深得帝宠，后来成为明代权倾朝野的大宦官。
其虽不知书，却被熹宗帝任命为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后又兼管东厂。
魏忠贤来招远督办金矿，曾到招城河东的温泉所在地--滚泉山上，在玉皇庙内上香祈祷：若能完复皇命，许愿重修庙宇，立碑祭祀。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偿，督金业绩不凡，黄金产量倍增，得到朝廷的嘉奖。
他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重新修葺了玉皇庙，还奉命监修了泰山行宫，并就地竖碑，铭文志念。
由于“统辖官办”政策的实施，至明末1644年间，全国采金区增至65处，年产量大约在四万两左右。
其间，招远境内的采金业一度兴旺发达，金穴遍地。同时，生态破坏严重、矿山秩序混乱等现象，也伴生而来。
明季金穴千百处，樵夫持斧斫秦松。毛贽在《咏金华山》诗中的追叙，既是对当年采金盛况的讴歌，又是对生态破坏的写照。
据《招远县志》记载，有一位叫陈钟盛的地方官员，还曾专门撰写了一篇《矿议》的奏文，上书朝廷，主张停止开矿。
陈钟盛在《矿议》的奏折中说：开矿于今日，与往时异；开矿于今日之登州，尤与他郡异。
他接着陈书洋洋万言，历数了登州、招远当时采金的八大害处：
其一，费工出力耗物，得不偿失；
其二，争相开矿，荒芜土地，开门延盗；
其三，矿工人流复杂，冲击保甲制的实行；
其四，争抢矿山，聚众殴斗，*伤杀**毙命；
其五，矿民解散无策，斩木揭竿，入山为寇；
其六，饥荒之年，群口而食，物价腾涌，米珠薪贵；
其七，棍徒骚扰居民，借端诈骗，任意施为，有负圣天子悯恤德意；
其八，时逢天旱，借打旱神之名，掘人新坟，倾人之居，荡析离居，抛毁枯骸，有违圣明。
陈钟盛认为：采金“为利无几，而为害弘多”，“若重以此举，恐叵测之患不在贼寇，而在萧墙之内矣，故此事不宜行也!”
无独有偶，这类情况和这种观点，在全国其他地方与官员中，也多有发生。据《明史》载，另一位西部大臣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也列举了当地采矿的八大弊端，从而导致明王朝后期，加强了对黄金开采的封禁。
招远和登州一带的采金，也因此委顿，随之萧条。
7．【清代黄金的管与放】
沿循旧制，封禁采金
大清国的采金政策，大致可分为前期的封禁、后期的开放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这在金都罗山的历史上，都有明显的烙印。
由于清王朝笃信风水，视矿脉为龙脉，害怕开矿斩断“龙脉”，破坏风水，又担心矿民囤积财富，聚众闹事，危及新生的政权．而且采金大多涉及禁山、庐墓、社民和农桑之事，因而对金银开采的封禁，十分严格；
对那些违规私自盗采者的处罚，十分严厉。即使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时代'，也是如此。
据《清史稿》记载：世祖初开山东临朐、招远银矿，顺治八年(1651年)罢之。在*压镇**发生于疆湘、辽等州省的十余起盗采黄金事件中，就逮捕了两千多名盗采人员。
清王朝的这种封禁政策，严重阻碍了金银事业的发展，致使乾隆盛世之年(1736-1795年)，黄金的最高年产量不足两千两。
正如龚自珍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叹书：自明初开矿四百余年，未尝增银一厘，今银尽明初银也。这种情况，直到道光年间(1821-1850年)发生*片鸦**战争之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疆场败绩，敦促开禁
1840年的*片鸦**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屡战屡败的疆场败绩，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条约的签定，使大量的黄金、白银流人外国，搞得清王朝国库空虚，政权摇摇欲坠。
据粗略统计，从*片鸦**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历届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共签定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和合同，累计赔款总额达13亿两白银(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仅清代的两次*片鸦**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就赔偿白银总计本息12．2亿两。
为解决内忧外患之困，清王朝不得不解除封禁政策，一反常态，颁诏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采用'官办'、'民办'、'商办'和'官督民办'、'官商合办'等多种形式，促进黄金生产的发展，而且建立健全了矿管机构，办设了矿业学堂，制定了涉内和涉外矿章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约大臣吕海寰，与各国议定商约，许以开采矿产之利，但必须遵守中国矿章。
而中国矿章，则比较各国通行者为之准则，特诏张之洞拟定。乃取英、美、德、法、比利时、西班牙矿章参互考证，区别地面地腹，厘定矿界矿税，分晰地股银股，暨华洋商，限制至周；尤注重于中国主权，华民生计，地方治理。阅数年乃成，下部设行，中国矿章始具云。
清王朝的这种由封禁转向鼓励的矿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黄金生产的发展。
1888年(光绪十四年)，全国黄金年产量一跃达到四十三万二千两，占当时世界年产量的7％，居世界第五位。
这一黄金的年产量，竟然f到解放后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被突破。
在此期间，金都招远的黄金生产，先衰而后兴。在封禁时期，包括罗山在内的黄金生产，一度萧条冷落；
开禁之后，官办、民办、商办和中外合办并举，空前繁荣，并出现了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可以说，招远黄金的大规模开采，始于清代末期。
8【洋务采金走进罗山】
清光绪八年(1882年)，广东商人郭德礼远道而来，到玲珑开矿，历时三年，开采出几个富矿洞，得金颇丰。
光绪十一年(1885年)，广东南海人、清末进士、职任山东五府(济东泰武临道)道台的李宗岱，在大清重臣、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的支持下，插足罗山，将郭德礼挤走，成立了“玲珑山红石崖金矿”。
从此，李氏父子三代在此采金长达五十年之久，时间跨越清代和民国两个时期。
据清末民初温方玉《游罗山金矿记》中记载；'前山东李道宗岱，奉省令来招开矿，雇募广东工人，用新法穿洞出砂，轧以机器。
地不爱宝，黄金喷薄而出，价值以亿千万元计，一时皆诧为异事。李道谢世，子道元继续开采。
民国纪元十六年，经理曲运鸿接事，“采掘未几而旧矿中，......产金之旺，顿复旧观，......获利无算。”
李宗岱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将平度旧矿、开源矿务公司与玲珑山红石崖金矿合并，报经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定，领得官银二十五万两，成立了“招远矿务公司”。
李宗岱仍任督办，将平度、宁海旧矿从美国购进的桩杵和其他机器，陆续运抵招远，并聘请美国技师，雇佣工匠开掘矿洞。
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开挖出玲珑山特别宽大的金矿线，接着便增加开采人员，定购美国机器，采用洋法生产。
但因该矿总办李赞芬固执己见，办事不力，购买了铁碾等无用之物，糜费巨金，资金罄尽，欠债数十万元，被迫改用招远先民传承的土法生产，“以石磨磨取石粉淘金”，年获净金2400余两。
后来，在开采玲珑山金矿脉时，又不幸发生特大塌方事故，一次砸死矿工30多名，损失惨重，李宗岱受到沉重打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山东巡抚李秉衡以“该矿办无成效，亏负累累，矿丁易与威海之倭兵发生龃龌”等理由，奏请止办。翌年一月八日准奏后，奉旨将招远矿务公司查封。时过两旬，李宗岱郁闷而死。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李宗岱之子李家恺继承矿权，重新恢复了金矿生产，效益颇佳。
生产方式略有改进，但仍多用土法，即人工打凿炮眼，用黑*药火**进行*破爆**；人工破碎矿石成小块，用石磨或石碾磨轧成石粉；用木流板或簸箕，和水冲淘金粒；用坩埚高温熔炼金粒成净金。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李家恺还与德国商人经营的“荣华洋行”，签定了《合办经营契约》。
据统计，在光绪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97-1898年)，日产黄金20多两，年产黄金7000余两，每年赢利银1300余两。
鼎盛时期，矿工达300余人。当时，年产黄金的数量，约占大清国的16．2％。
今天，在安徽省合肥市李鸿章的老家“李府”的展室里，陈展这位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先驱的成就的版图中，“招远玲珑金矿”的字样，就赫然彪炳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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