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感谢宋晓希老师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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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代皇帝用赏赐的形式将御书颁之天下名山寺观，以求皇帝墨宝能够永久保存并传之后世，同时皇帝也借助御书将帝王权威向地方社会渗透。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寺观创造出了营建御书阁这种安奉御书、因应皇权的新形式。以普惠寺为例，地方官员、寺院僧人和地方大姓协同营建起御书阁，并在南宋时期再次翻修御书阁。寺观不仅在御书阁的建筑形制上注重体现御书的神圣性，在话语建构上也意图彰显御书的神圣性。御书阁最终融入寺观景观之中，成为地方社会彰显皇权的一个政治符号。
[关键词] 寺观御书阁 普惠寺 建阁崇奉 皇权
作者简介
宋晓希，四川峨眉人，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宋代皇帝大多喜好书法，皇帝书法在宋代政治文化语境中通常被称作“御书”[1]。御书阁就是宋代用于储藏和供奉皇帝御书的专属建筑，宋代御书阁主要建在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州县学校和大臣私家之中。[2]两宋时期各地不断兴建御书阁，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目前学界已经对御书阁有了一定的研究：或是简略梳理宋代地方寺观御书阁的营建状况，或是复原宋代地方寺院御书阁的建筑图像；或是以皇家寺院御书阁来探讨帝王政治运作。[3]宋代寺观御书阁其实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尤其是对地方寺观御书阁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地方寺观因为“御书”这一御制物品和皇帝发生物质文化关联，因而营建御书阁也变成了地方公共事务，地方社会的各界人士也参与进来。可以说，地方寺观御书阁是观察皇权与地方社会互动的有效切入口。本文以太平州繁昌县（今安徽芜湖境内）普惠寺御书阁为中心[4]，围绕其在整个宋代的兴衰际遇，观察皇权与地方社会发生关联的动态过程。
一、颁之天下：宋代御书赏赐与普惠寺三朝御书
宋代各地寺观御书阁的兴起，与两宋时期朝廷不断赏赐地方御书有关。宋初以来，在文治复兴的语境下，太宗常常以书法作为行政之余的雅玩乐事，以树立符合文治气质的帝王形象。[5]（P49-50）宋太宗不仅喜欢书法还从事书法创作，他效仿唐代帝王赏赐御书给大臣[6](P623—624)，并把御书变为赏赐的常规内容，从而将御书赏赐变成了一种温情脉脉的皇权统御术。[7] (P13—21)太宗赏赐御书的范围颇广，从宰辅近臣到地方官员，从“玉堂”“秘阁”等中央机构到书院学校等地方机构，从佛寺道观再到地方孝义世家。[8] (P85—105)最初，太宗对中央官员和机构的御书赏赐较多[6]( P626—627)，后来则逐渐因为一些机缘开始把御书赏赐的对象扩大到地方官员和学校[9]。太宗晚年又将地方士人和地方寺观纳入御书赏赐的范围，至道元年（995），他将自己所写的“草书经史故事三十纸”刻石拓印数百本，“付内侍裴愈，令于江东名山福地、道宫佛庙各藏一本。或高逸不仕，敦朴有行，为州里所称者，亦分赐之 ”。[10] (P2863)太宗此举是以“书法”这一艺术化的形式向江东地区传达朝廷重视儒家经典典籍和史籍故事的文治意图，与传统的说教方式相比较，这种方式用来传达帝王的政治理念更为有效。江东地方寺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太宗草书的复制本赏赐。此外，一些其他地区的寺观有时也能获得太宗的亲笔题额，如杭州的报恩光孝禅寺就有“太宗皇帝赐寿宁院额”，[11]（P4058）会稽山天章寺也有“宸翰特赐‘天章寺’额”。[12]（P6833）
寺观之所以能够获得御书赏赐，其实也是太宗的有意安排。太宗尝言“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 [13]（P554），他以御书对寺观进行布施其实是想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彰显皇帝权威。寺观僧道们不仅可以一睹皇帝书法的风采，还能遥想皇帝的威仪。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皇帝墨宝放在宗教神圣场所中也有助于御书世代流传，正如《复州广教禅院御书阁碑》的碑文所说，“弇勒汤盘兮垂不朽。” [14]（P753）
太宗之后，用御书赏赐地方名山寺观成为宋代的文化传统，真宗在咸平初年，“紬禁中茂陵之聚，备天下名山之藏，乃以太宗皇帝御制御书凡百轴下赐焉。” [14]（P753）他还规定“凡道宫佛寺，往往得被其赐。每岁推恩，度其守藏之学者一人”。[15]（P201-202）此时，真宗已经将御书收藏与颁发官方度牒紧密联系起来，用制度化的政策把御书的优惠稳定下来。度牒是僧道合法身份的证明，宋代制度规定出家僧道必须领取由祠部特制和发放的度牒之后才能享受僧道的权利，其名额非常有限，“凡僧百人，方得岁度弟子一人”是一种常态。[13]（P4557）可见，真宗以寺院收藏御书为契机，向寺观恩赏度牒名额可谓是一种莫大的皇恩。仁宗即位后，为使先皇的御书能够“比隆六籍，昭厥万祀”，于是“分道遣使，咸锡其副”，向各地寺观赏赐真宗的御书。[16]（P938）同时，仁宗还继续推行寺观收藏御书的优惠政策，天圣九年（1031）：“诏长宁节天下藏太宗御书寺观合度僧道者，如乾元节”。[13]（P2568）长宁节是刘太后的诞圣节，乾元节为仁宗的诞圣节，仁宗规定收藏御书的寺观可以在这两个节日中增加度牒名额。可见，从真宗到仁宗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御书赏赐政策和发放度牒政策。
太平州繁昌县的普惠寺就曾受到太宗、真宗和仁宗御书的赏赐，由此形成了三朝御书聚于一寺的景像：
盖宋室至太宗皇帝，悉平僭乱。章圣登封，降禅以告成功。仁宗偃武修文，跻于极治。万几馀闲，始得游意翰墨。三圣奎画，在世为多，高出唐贞观右。颁之天下，以镇夫名山川，惟隐静以梁慧严师杯渡道场，获受此赐。[17]（P545）
隐静山是南朝时期梁代著名高僧杯渡的道场，杯渡禅师“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来”。[18]（P378）隐静山名气甚大，就连唐代大诗人李白都曾亲自登临，并做诗赞其山水奇妙。[19]（P836-837）这种名山身份使得普惠寺获得了朝廷青睐，也因此受到太宗、真宗和仁宗的三朝御书赏赐。据《繁昌建御书阁记》记载，“观太平州隐静山普惠寺所藏，百有二十轴” [20]（P27）。普惠寺受赐的御书数目较大，当时很多寺观收藏的御书也仅有几十轴而已，如四川阆中的积庆院就只受到二十轴的赏赐[21]（P3170），杭州著名的灵山教寺也只有仁宗“飞白御书六轴、飞白御书扇子等” [11]（P4089）。而一些寺观虽然也受到百轴赏赐，[14]（P753）但也仅仅是收藏一朝皇帝的御书。普惠寺集齐了太宗、真宗和仁宗的三朝御书实为不易，可见朝廷对它的重视。
二、奎画作镇：普惠寺御书阁的兴建过程
自太宗以来宋廷一直推行赏赐御书和收藏御书的政策，不仅让受赐的寺观感受御书带来的荣耀感，还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优待。宋代皇帝花费如此大的精力赏赐寺观御书，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寺观能够保存御书，使其能够流芳百世。同时，也希望借助御书宣示皇帝的权威，将皇权不断向地方社会渗透。御书作为皇帝的代言，具有皇权象征性，地方社会对其进行收藏的方式也逐渐变得特别——修建专门保存皇帝墨宝的御书阁就是一种特殊方式。仁宗庆历年间，繁昌县的普惠寺开始营建御书阁[20]（P27），《繁昌建御书阁记》详细记载了普惠寺的建阁过程：
观太平州隐静山普惠寺所藏，百有二十轴，岁久寺圮，兼主者非其人，御书所藏，几不蔽风雨。前太守集贤刁侯约、县令夏君希道观瞻之余，咨嗟省惧，遂下主者于狱，命达观禅师昙颖主之。颖大葺舍宇，工未既，以疾求去。弟子怀贤者，是为圆通大师，代厥寺事，益肆其力。七八年间，高甍巨栋罔不新者，于是御书之阁，尤甲于诸屋。属工课督，实县之大姓杨氏绪也。[20]（P27）
普惠寺并没有在获赐御书后立即营建御书阁，而是在经历了几番波折后才最终营建起来。虽然朝廷颁赐寺观御书的政策实施了多年，但官方一直没有明确规定寺观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御书。因此普惠寺在年久失修后也没有专门为御书修建殿阁来加以保存。其实，当时“自书之颁布，其藏之者，或以旁庑庳室，礼事不谨，徒知蒙被其泽”的情况时有发生，很多寺院在享受了朝廷的度牒恩惠后并不知道要对御书“尊安振显”。[15]（P202）可见，御书到达地方寺观以后，寺观最初并不知道如何应对御书。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以后，地方寺观才逐渐摸索出一种因应御书的方式——营建御书阁。寺观自发营建御书阁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太宗时期几乎还没有营建，到真宗时期才开始出现，仁宗时期才成为潮流。
乾兴元年，景陵县史谭颙内发信誓，谋就功德，捐缗钱数十万，建为重阁，迁赐书而藏之。[14]（P753-754）
乾兴元年（1022）县史谭颙为广教禅院捐钱修建了御书阁，不过他的初衷是从一个佛教信徒的角度捐钱做功德。早在天禧年间这座寺院就开始进行大修[14]（P754），到乾兴元年还在继续，谭颙捐资修建的殿阁后来被用来收藏御书。可见，此处的御书阁在营建之初并不是以崇奉御书为目的，而是在营建佛教建筑过程中的一个偶然产物，但在客观上又促成了御书阁在寺院的诞生。真宗到仁宗皇祐年间（具体时间不详），湖州的*姑麻**山仙都观也建了御书阁。[22]（P256-257）在仁宗时期，御书阁开始大量兴建，康定元年（1040），醴陵县登真宫“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复宫之旧，建楼若干尺以藏赐书”。[23]（P567）登真宫道士兴建御书阁是为了尊奉太宗御书，因为登真宫与太宗渊源颇深[23]（P567）。道士彭知兴建御书阁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御书，另一方面也是借助御书阁的形式昭示登真宫与皇权的关系，依托御书这一神圣资源促进宫观的兴盛。明道至皇祐年间，杭州余杭的天竺寺明智大师韶公“钦承圣施，寅奉墨宝，于法堂后建御书阁三栋，以虔香火”，其目的是为了报答皇帝“每岁增度行者一人”的恩典。[11]（P4089）
营建御书阁已成为仁宗时期尊奉御书的普遍方式，各地寺观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建起了御书阁。这些御书阁或是在当地佛教信徒的支持下营建，或是由寺观僧道们自发营建。而普惠寺修建御书阁的原因与他们全然不同，完全是在当地官员的介入下促成的。太平州的刁太守和繁昌县的夏县令在一次参观寺院时发现普惠寺对御书保护不力，“咨嗟省惧”反映出他们对寺院这种漠视御书行为感到惊愕和愤慨，他们用“下主者于狱”的方式才能对这种行为以示惩戒[20]（P27）。三朝御书的降赐本是朝廷对普惠寺的莫大恩泽，寺院却由于缺乏“政治觉悟”而不妥善安奉御书，以致于当地官员要用政治权力来干预寺院事务、引导寺院安奉御书和因应皇权。可见，宋代地方官员对维护皇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刁太守和夏县令亲自任命昙颖禅师主持营建御书阁，除了尊奉皇权的原因外，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普惠寺所在的太平州繁昌县在宋初是有名的“陋县”，这里可谓是“仕者不肯来，行旅者不肯游”，自从庆历年间夏希道到此任职，便开始对繁昌县进行大肆兴建，且成效显著，人口倍增，“县之去陋名，而仕者争欲来，行旅者争欲游。” [24]（P276）可以说，繁昌县正值欣欣向荣的建设时期，而普惠寺作为当地的一处著名旅游胜地，其残破不堪的面貌与官方大搞建设的步调颇不一致。如果此时在普惠寺中营建一座尊奉皇帝御书的殿阁，不失为太守和县令的一个重要政绩。
于是，嘉祐三年（1058年）普惠寺的御书阁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其营建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御书阁尚未建成之时禅师昙颖就因病离开，转由圆通大师主持营建。圆通大师通过募捐的方式筹到善款，据《繁昌县志》记载“嘉祐三年，圆通大师怀贤募里民杨绪建阁藏三朝御书”。[25]（P62）杨氏是当地的“大姓”，杨绪素以“喜赴人之急难”著称，他担当起“属工课督”的工作。[20]（P27）其实，杨绪热衷于资助普惠寺修建御书阁，很可能是借助御书阁事宜来与地方政府以及寺院加强联系，从而提升他在当地的声望。因为在御书阁建好后，他还在治平八年（1066）请来当地的进士郭祥正（1035—1113）[26]（P13123）作了一篇《繁昌建御书阁记》，记文中对杨氏进行一番夸赞。[20]（P27）
普惠寺御书阁的拔地而起并不容易，既有当地州县官员指导，也有寺院僧人主持建阁事宜，更有当地大族提供资金支持。可见，地方寺观营建御书阁往往需要各方力量的帮助。而这些地方机构和人员在营建御书阁的过程中也有了更多的社交活动。如登真宫道士彭知在修建御书阁后就特地邀请欧阳修为其作《御书阁记》，“来乞文以志，凡十余请而不懈”。[23]（P567）杭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僧人怀琏曾邀请苏轼为其作《宸奎阁碑》。[27]（P501）同时，以地方官员为代表的士人也积极构建地方上尊奉御书、尊奉皇权的氛围和话语。特别是士人在为寺观御书阁作记时常常提到要用人臣之礼来尊奉御书，刘挚在《南岳御书阁记》中就赞扬僧人文政尊奉御书的行为，“嘉文政能有所建立，以致臣子之奉”。[15]（P202）邹浩也说“（御书阁）与山与州，与尊奉君父之意悉皆宜称。” [28]（P356）
三、庄严与神圣：御书阁的建筑设计与话语建构
御书阁在寺观中建起来后，宗教建筑体系中开始拥有专门崇奉皇权的建筑空间。因为御书阁的特殊性，寺观在御书阁的设计上往往比较讲究。就普惠寺而言， “御书之阁，尤甲于诸屋” [20]（P27）。可见，寺院在御书阁的设计上特别凸出其高大的形象，从而方显天子威严。其建筑用材也非常讲究，“择材之美，至于瓦甃漆雕之工，无不求尽其妙。”该御书阁共三十六楹，“总用钱一百三十万” [20]（P27）。普惠寺御书阁耗资不菲、颇为华丽。宋代像普惠寺这样把御书阁建得无比高大华丽的情况并不少，如通泉西山的御书阁，当时文人的描述如下：
初出通泉，见西山盘薄，其上桧柏森然。入其门，两边之庑缭然以深。至其上方，其大屋峞然而尤高，是为御书阁。其下为堂庭，可容百人，柱皆连抱。三人者相与激赏失声曰：“伟哉是刹！” [29]（P816）
通泉西山上的御书阁颇为高大，与普惠寺的“尤甲于诸屋”有同工之妙，即将皇帝的御书宝藏在特别高大的殿阁中来体现御书的尊贵地位，营造出一种伟岸的视觉，令人不由地感受到帝王的显贵之气。借助外在环境和建筑形制的营造，寺院把天子之书的神圣性更好地凸显出来。又如虎丘山御书阁“长廊千步，高阁三成” [30]（卷3500，P197），要崇奉御书，必须先经过这千步长廊，在一步步地行走地过程中臣民可以慢慢地感受这种帝王之气。可见，在建筑方位上，御书阁总是被建在尊贵的位置。又比如夔州卧龙山的咸平寺，“四朝御书阁与善法堂居中，昭烈帝、忠武侯祠居左右” [31]（P364）。昭烈帝祠和忠武侯祠本是咸平寺建筑群中的重要景观，在御书阁建起来后也不得不为皇帝的御制建筑让位而列居左右，体现出御书阁在寺院建筑空间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以御书阁为中心的建筑布局在寺院中还有很多，杭州天竺灵山教寺的御书阁就建在法堂之后，即建在寺院中轴线上、寺院内部最隐秘的空间里。以御书阁为中心，“阁之东西，建方丈二十区” [11]（P4089）。再如铅山的仁寿精舍在复建御书阁时，“岳阳王所葬舍利浮图，了然仅存，风雨旁薄。复建修庑合八隅以环之。” [32]（P193）可见，御书阁仍然是处于中心位置，岳阳王的舍利环绕帝王御书而建，以体现皇帝御书的神圣性。
到南宋时期，普惠寺御书阁在一百多年的风雨侵蚀之后已经残破不堪，淳熙十六年冬（1189）到绍熙元年春（1190），普惠寺住持妙义大师道恭对其进行了全面维修：[17]（P544）
明年三月告成，恭来言曰：“以楹数之，从衡为七十四楹，以尺度之，高下为七十尺，中以庋御书，后为复阁，以安毗卢遮那之像。左右飞阁，道壁涌千佛，栏楯四合，可以周旋瞻望，作礼围绕。在我教中，毗卢遮那广大楼阁等一切处，使昧者于此，不劳弹指，同入如来大光明藏，而云汉昭回，炳耀大千，实我导师矣，愿并记之。” [17]（P545）
普惠寺这次除了翻修御书阁，还在御书阁后修建了一座毗卢阁来安放遮那大佛像。并且在御书阁的东西两侧建左右飞阁，以增重御书阁的气势。左右飞阁两边又是千佛涌壁的景象。可见，普惠寺以御书阁为中心，以遮那大佛和千佛护持御书，使其呈现出“炳耀大千”的气象，给御书阁赋予了更为神圣庄严的气势。
可以说，寺观在建筑布局上极力彰显御书的神圣性，同样，寺观在精神层面上也在建构御书的神圣性话语。在各地的御书阁记中常常看到御书每每能够在寺观的各种劫难中得以保全的记载。普惠寺在南宋初年曾经历了一次灾祸，建炎初年，盗贼张琪“自繁昌历建康、湖、杭千有余里”，[33]（P711）普惠寺在张琪经过繁昌县时曾遭到洗劫[17]（P545）。不过，在这次劫难中御书阁并未遭到抢劫，御书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寺院将御书的这种境遇称为“是有神物阴拱而护之。” [17]（P545）御书的这种际遇不仅体现在普惠寺中，醴陵县的登真宫也有同样经历，“其后登真大火，独飞白书存。” [23]（P567）在道观建筑被烧毁的情况下，纸质的太宗飞白御书却能够独存。在宋代，“在在处处，而神物护持者欤” [14]（P753）已经成为人们对御书的一种普遍认知了。
四、皇权符号：御书阁与寺观建筑的竞争与融合
御书阁在地方寺观落成之后，逐渐变成了寺观里一个与皇帝有关的建筑，同时，也变成了一个文化景点。那么，当游人来到普惠寺的时候，他们对御书阁的观感究竟是怎样的呢？淳熙十六年（1189），有一位客人经过普惠寺时相当关注御书阁。当他看到御书阁“规制卑陋，不足妥宸章宝墨之重”之时，便诘问寺院住持道恭。在他的质问下，道恭才重新修葺了御书阁。[17]（P544-545）
客过而问之，恭则悚然曰：“吾敢后此哉，是以庋天子之书，非有朝命，郡邑之请，惧不可为尔，可自为耶？可自为，今为矣。”于是鸠工庀材，夜以继日，岁十二月乙未，阁亦新焉。[17]（P544-545）
这就是南宋时期普惠寺维修御书阁的由来，在这位过客看来，御书阁在破旧后寺院还是应该对其进行修缮，从而维护天子的权威和颜面。主持道恭解释到之前不修缮御书阁完全是因为他不懂朝廷政策，以为修缮御之事应有朝廷命令。从北宋时期刁太守和夏县令主导营建御书阁的历史来看，道恭的解释也许并非脱辞。如前所揭，宋廷也确实一直没有明确颁布过寺观营建御书阁的具体政策。不过既然有过客指出寺院的这个问题，道恭禅师还是非常重视，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御书阁修缮一新。
与这位过客不同的是，周必大路过普惠寺时却并未注意到御书阁。早在乾道三年（1167）周必大途经繁昌县时就听说过普惠寺的美名，不过碍于时间紧迫路途遥远，就放弃了参观，“计三日方可往复，亦不果游。” [34]（P964）周必大真正前往普惠寺是在乾道八年（1172）四月，据《南归录》中他的描述：
庚申，早，隐静人至，挈家行十里至寺。五峰不高，而形式环抱，本梁朝杯渡禅师道场。禅师谥慧严，寺名普惠，邃廊杰阁，江东之巨刹，隶太平州繁昌县。寺后三百步碧霄峰下有泉出石中，流入寺，㶁㶁有声，且给烹煮灌溉。长老行机，台州人，颇为僧徒所推，有众三百。饭罢，瀹茗泉上。闻登山则见岩洞之胜，初暑不果往。归寺登单传阁，遍历寮舍。再饭讫，出寺观卓锡泉。夹道林中，王孙累累然。行近里许至梦堂前，上蓝长老彦岑在焉。又半里登杯渡塔，乃升车由南陵路行十里，落路过赵家步，已见星矣。[35]（P1027）
乾道八年（1172）二月，周必大的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职务被解除，他带着提举宫观的闲职归家。[35]（P1014）周必大一路登山游水，所到之地若有名胜古迹他必定前往参观。他于四月抵达繁昌县，特地前往上次欲参观而不得的普惠寺。从记载来看，周必大主要参观了寺中的单传阁、僧舍和杯渡塔，以及游览了寺庙周边的岩洞和山泉，其中并未提到御书阁。这很可能是因为此时御书阁已经比较破旧了，周必大并未仔细观览。其实，周必大向来是比较关注寺观中的御书和御书阁的，据《泛舟游山录》记载：乾道三年（1167）三月，他在路过万彩寺院时曾看到仁宗飞白“清净和尚”御书[34]（P926）；乾道三年（1167）九月，路过凝神庵时观览了高宗和孝宗御书[34]（P957）；乾道三年（1167）十月，途经皇甫坦庵时他也曾关注过此庵中高宗御题的“神泉”御书，“又为阁以藏御书及设像” [34]（P981）。周必大在《南归录》中并未记录普惠寺的御书阁，很可能是他并不知道这个信息，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不管怎样，都可以看出御书阁作为普惠寺的一个“当代”景点，其名气还是远远不如寺庙中的杯渡禅师这位“古代”高僧的名气。
实际上，御书阁既是象征皇权的建筑，也是供人观瞻的景观，它与寺观的殿阁、法堂、塔楼等建筑融入一体，共同构成寺观的文化资源。而这一资源与寺院的其他资源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竞争”关系。就普惠寺而言，大部分游客到此恐怕都是因为杯渡禅师的名气而来，而不是因为仰慕御书和御书阁而来，周必大便是如此。[34]（P964）在很多寺观御书阁记和游览日志中，常常可以看到游人对御书阁的感知视角。如魏了翁（1178—1237）在《夔州卧龙山记》，其中对该山咸平寺御书阁的记载如下：
寺之上有五龙水，又为野猪池，地上为山，又数里乃至绝顶。耆旧相传，谓诸葛忠武侯驻军此山，池曰饮马，田曰东屯。田所植稻一方无与并美。寺居高峰，极清寒，盛夏可夹衣。山之泉、之松，人谓杜子美《真谛寺》诗，夔之诸刹惟此可当，是必为真谛，理或然也。四朝御书阁与善法堂居中，昭烈帝、忠武侯祠居左右。后为便坐，上有周阁……[31]（P364-365）
卧龙山一直以来就是夔州的胜迹，刘备讨伐东吴曾驻扎于此，又在永安宫向诸葛亮托孤；后来唐代“诗圣”杜甫又在夔州停留两年，留下很多著名诗篇。魏了翁对这些历史名人的记载颇费笔墨，却对当今的“四朝御书阁”一笔带过，他并未详细记录御书阁是哪几位皇帝所赐，是何时建阁，殿阁有何特点等等。接下来魏了翁又详细考证刘备的昭烈祠和武侯祠这两位君臣之祠何以能够并存。[31]（P365）魏了翁对御书阁着墨不多，很可能是因为御书阁在别处仍然可见，而昭烈祠与武侯祠并不是到处都有，是咸平寺独有的文化资源。可见，在历史文化深厚的名山寺观中，由于景点众多，御书阁也不得不面对游客的“他者”观看目光。南宋晚期的刘辰翁（1232—1297）在《玉笥山承天宫云堂记》中也花费很多笔墨记载承天宫的历史，而对御书阁也只记载了“旧堂御书楼下如寄”。[36]（P211） 佛教和道教历史悠久，名山寺观数百年积攒起来的声望是御书阁这个“当朝”景观所难以匹敌的。不过，也正是因为佛教和道教的文化吸引力，使得御书阁也同时被关注，御书阁最终融入到寺观的文化景观中去，游客们游览寺观时关注到御书阁的机会也大大增加。比如邹师正在游览了十大洞天之一的罗浮山后作了一篇《罗浮指掌图记》，其中对御书阁的记载就较为详尽：
游山者，自龙华寺有昌福夫人祠。七里登山，初至延祥寺、唐朝赐额。明月戒坛、唐时度僧，于此受戒。百尺坛、唐时祭山建。铁佛像、西域所献者。御园柑子、唐朝充贡。至山腰三里，有宝积寺、宋朝赐额。中阁、唐僧怀迪所建。御书阁，中藏太宗、真宗、仁宗御书，及景德赐佛衣，嘉祐赐《藏经》。锡杖泉、景泰禅师驻锡之地。铜佛像、东坡游山记云：“饮景泰泉，礼天竺像。”此也。寺后有罗汉岩、有穴通金坛山……[37]（P62）
在罗浮山这个风景胜地，汇聚了很多隋唐以来所建的寺院、戒坛、御园和岩石等，宋代新建的景点也较多，这一系列的景致让人目不暇接。邹师正对御书阁的记载较魏了翁的卧龙山记稍微详尽一些，他还了解到御书阁中所藏的与诸位皇帝有关的具体圣物。可见，虽然游人们对御书阁的关注有多有少，但御书阁已经作为一个皇权象征性符号进入了地方人士的视野之中，从而成为地方的一种文化记忆。
结 语
宋代历朝皇帝不断建立起来的赏赐寺观御书的传统，不仅使御书在名山寺观中保存下来，还使皇帝权威以御书为依托向地方渗透，从而形成一个地方社会崇奉御书的政治文化网络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寺观应对御书来到“地方”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营建御书阁，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因应皇权的新形式。这一形式完全是地方寺观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依朝廷政令来确立的。其重要原因就是御书已经变成一种难得的社会资源，各方势力都能从中获得利益。在地方寺观营建御书阁的传统形成过程中，地方官员、寺观僧道和地方大族、地方士人都是重要推动力。可以说，营建御书阁使得皇权与地方社会建立起了一种交流机制，将皇帝与地方僧道、官员、士人等群体联系起来。在营建殿阁的动态过程中，他们在对御书阁的设计和讨论时都特别注重建构御书和御书阁的神圣性话语，从而进一步维护皇权的神圣性。
在御书阁建成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慢慢融入到名山寺观之中，作为皇权的象征符号，变成当地的一种文化资源。“外来”的游客们在观览御书阁时往往会有不同的“感知”视角，或是站在维护皇权的角度希望修缮御书阁，或是从当朝历史的角度关注阁中的御书与历朝皇帝的关系，又或者是完全从“观光”的视角观看御书阁这个文化景观。对游客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御书阁从多个方面感知皇权。综上，宋廷以寺观御书阁为依托，实现了借助宗教力量彰显皇权的政治目的，开创了一种前朝所没有的新形式，达到了利用宗教宣扬皇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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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御书”在宋代典籍和史料中经常出现，是宋代皇帝书法的一个专称，《宋会要辑稿》和《玉海》用“御书”作为专门的条目编排了皇帝书法的内容。参见《宋会要辑稿》崇儒六《御书》(第2863-2876页)，（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玉海》卷三三、三四《圣文·御书》(第622-653页)，（宋）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
[2] 如《大沩山古密印寺志》卷一《寺刹·密印禅寺》载“神宗皇帝特降御书，建阁藏之，曰御书阁”(第37页)，(清)陶汝鼐、陶之典编纂.大沩山古密印寺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8；又如《咸淳毗陵志》载“十四年，林守祖洽建‘御书阁’三楹，藏高宗所赐《六经》墨本、《孝经》石刻”(第3043页)，（宋）史能之纂修. 咸淳毗陵志[C]//.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15；再如《南湖集》附录上《桂隐百刻》记载张鎡在私家南湖园中也建有丛奎阁，以“安奉被赐四朝宸翰”(第198页)，张镃.南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参见汪圣铎、王德领.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王贵祥.见于史料记载的几座宋代寺院楼阁建筑复原[M].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壹拾叁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宋晓希、黄博.大相国寺宝奎殿御书故事与两宋帝王政治运作[J].江西社会科学，2016(7).
[4] 目前学界对普惠寺御书阁的研究只有王贵祥的《见于史料记载的几座宋代寺院楼阁建筑复原》一文，该文从建筑学的角度绘制了普惠寺的平面图、剖面图和立面图，为本文的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贵祥.见于史料记载的几座宋代寺院楼阁建筑复原[M].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壹拾叁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5] 参见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5.
[6] （宋）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
[7] 参见宋晓希.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J].北京社会科学，2016(12).
[8] 参见黄修珠.以书致治与祖宗之法——宋太宗的文治与书法[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6.
[9] 如《玉海》卷三三《端拱书急就章》记载，“魏丕以黄州刺史来朝召对便坐，太宗赐以御书《急就章》、《朱邸集》”（第627页），（宋）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卷七七记载（至道二年）甲辰，赐“嵩阳书院”额及版本九经书、疏(第715页）。（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C]//.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15.
[12] （宋）施宿.会稽志[C]//.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15.
[1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 （宋）宋祁.景文集[C]//.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15] （宋）刘挚.忠肃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6] （宋）范成大纂修，汪泰亨等增订.吴郡志[C]//.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15.
[17] （宋）韩元吉.隐静山新建御书毗卢二阁记[M].张孝祥著，辛更儒校注.张孝祥集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18]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9] “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岩种朗公橘，门深杯度松。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0] （宋）郭祥正.繁昌建御书阁记[C]//.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1] （宋）张守约.积庆院记[C]//.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22] （宋）李觏撰，王国轩点校.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3]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4] （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5] （清）曹德赞原本，（清）张星焕增修.道光繁昌县志[C]//.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6] （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7] （宋）苏轼撰，（明）孔维茅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8]（宋）邹浩.焦山御书阁记[C]//.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9]（宋）陈鹏.御书阁记[C]//.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30]（宋）孙觌.虎丘御书阁疏[C]//.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1]（宋）魏了翁.夔州卧龙山记[C]//.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2]（宋）王琪.御书阁记[C]//.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3]（宋）李纲.梁溪集[C]//.李纲全集（中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
[34]（宋）周必大.泛舟游山录二[C]//.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35]（宋）周必大.南归录[C]//.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3.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36]（宋）刘辰翁.玉笥山承天宫云堂记[C]//.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7]（宋）邹师正.罗浮指掌图记[C]//.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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