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8月20日登陆北京卫视，对于导演火烽来说，拍摄的过程亦是其重生之旅。
赵峰
文
此火烽非彼火风，是一位发迹于影视行业的北京老炮儿，现供职于北京广播电视台。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电视剧导演委员会理事、会员导演，秘书处主任兼项目合作部主任，与郑晓龙、阎建钢、康洪雷、车径行等诸多著名导演一起，热衷服务于中国电视剧导演行业的发展。
老北京人的特性标志在他的身上显现的淋漓尽致：性情仗义，待人真诚，对世界始终坚持着自己清醒地认知；有情怀、有追求，那顶只有睡觉才会摘下来的，和崔健同款的五角星帽，就是一种佐证。
老北京人身上的那种，认理不认人的执着劲儿，对于在当今物欲横流讲求纵横捭阖的这个时代，他的这股劲儿，有时难免会让身边朋友下不来台。
所以他抑郁了。
李爱国的宿命
他在圈儿内有个尽人皆知的绰号“好人火烽”，从小根正苗红。
“我其实原名叫李爱国，上小学的时候，我父亲就给我拉书单，除了一些名著，《资本论》《*产党共**宣言》《毛*东泽**选集》等书籍，让我必须通读，我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读那些书对我后来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他说。
成年以后，他知道童年的那份热爱叫初心，形成了他与生俱来的人文基因。从纪录片《丹顶鹤》《殷墟》到纪实片《我的长征》，从电影《新街口》到电视剧《义勇义勇》，火烽在喧嚣的影视行业中尽量保持一份匠人的宁静。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火烽发现自己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日子没有了，他焦虑着痛苦着。
“安定医院、军颐医院都去确诊过，也短暂的吃过药，并不见好。我就拼命地想，抑郁症这种病的根儿在什么地方。”他说。
有人说，得了抑郁症不要怕，那是上天给你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火烽思来想去终于明白：他的病根儿在于“忘了自己回家的路”，丢了初心何得始终。
“每个人的发展路径和宿命轨迹都是不一样的，我意识到我这病的一个特点就在于钻自己的牛角尖，在于和别人比，和别人争。”
都说演员始终是被动的，其实导演也无法例外，谁都会在某个阶段为市场裹挟。“幸运的是，抑郁症让我找回我自己。”火烽说。
拍摄《永定河》，重拾那段历史
事隔20年，火烽又开始做纪录片。“把这部片子的意义和价值想通了，我的抑郁症就好了。抑郁症不用吃药也能自愈。”火烽说。
有些纪录片的创作思路类似“情景再现”，火烽非常抵触这种说法。他认为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所说的“重拾现场”或“复原补拍”，更贴合他的创作理念。“像《永定河》这类的历史纪录片，现在除了一些史书和文献记载，其他可拍的场景几乎没有，如果我们只将镜头对准那些被历史瓦砾层层覆盖的残迹遗存，作空泛的历史回望显然是不行的。”
火烽也曾感叹，在北京生活了一辈子，之前竟然不知道永定河是北京人的母亲河。他带着某种虔诚、自赎，带着对历史的敬畏，走进去了解这条河。
“没有水源，就不可能建都，北京也就无从谈起了。如果说《永定河》可以治好我的抑郁症，那并不夸张。当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记起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生活感恩。”他说。
重拾一段历史，复原她，发现她，热爱她。这是火烽当下的初心。
在创作上，火烽将“写实”和“写意”进行了辩证关系的整合运用。，“‘写实’固然能提高收视率，但一味‘写实’容易被人诟病，说拍得像电视剧。在纪录片中，一些演员扮演的历史人物，让很多观众会产生联想，比如像与不像，这样很容易分散观众注意力，如此一来，纪录片本身的严肃性也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在复原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时，基本是采用虚和实相结合的手法。”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永定河》的拍摄中，火烽尽可能的让每一个镜头都带有“前景”，这在中外纪录片作品中也是少见的。比如透过摄影机前燃烧的小油灯，去拍摄成吉思汗与军师在大帐内谋略的场景，就采用了前景为实，后景为虚的手法，这种处理不仅画面上会有层次和视觉美，在表达上也有一种虚拟朦胧、欲说还休的感觉。反之，如果采用前虚后实的手法拍摄，就会有一种不祥之兆的感觉，也许这看似微弱的烛光，就预示着战争将临。
光影处理上，在符合播出技术指标的前提下，采用了暗光影调。这样，再还原历史事件的同时，也规避了过于像影视剧的诟病。其实，手法运用的重点是要让观众，在收看《永定河》时，能认真关注核心内容及人物的装扮和场景的真实性，看是否符合历史记载和真实性，从而更能精力集中的去观看和了解片中历史故事。
火烽时常提及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一句话：“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相片里面有记忆，更有爱，纪录片亦如是。
“当你把视角和内心倾注在爱你的人身上，你不会孤独，也不至抑郁。”这可能就是火烽通过《永定河》纪录片，想要传达的另一种声音。
世间能与时间抗衡的唯有爱，爱需要重拾，需要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