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你刚回来那个儿子吗？
失联的第九年，杨轩回家了，以他从未预料过的方式。
32岁的他在西安一家酒店做中层管理人员，一个月工资5000多元，正准备和同事合伙做点生意。
9月3日，他像往常一样刷手机，看到一条新闻中有自己的名字。点进去，发现是母亲吴梅（化名），她身患癌症，想见自己一面。
杨轩立马联系老家的公安局，辗转要到了父亲的电话。下午一点多，电话拨通，一声“爸妈”后，内心积压数十年的情绪倾泻而下，他哭着向父母道歉。电话另一头，吴梅和丈夫杨崇（化名）觉得像做梦般不真实，眼泪扑簌而下，“九年了，天天会想他”。
今年7月，吴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平滑肌肉瘤
医院里有许多跟她病情类似的病人，都有孩子在病榻服侍，想到她的儿子九年没有消息，吴梅心痛不已，不想治疗。
8月14日，侄媳妇帮她在网上发出了那封引爆舆论的家书《孩子，让我再看你一眼》，倾诉一位癌症母亲对儿子的思念。23天后，杨轩辞掉工作，赶赴苏州与家人相见。
吴梅难以忘记那天的情景。一夜激动未眠的她，和丈夫早上五点多便赶到火车站，一人守一个出站口，等待儿子出现。
人群中，她一眼就认出了他：穿着黑色T恤和牛仔裤，背着包，拉着行李箱，快步向自己走来，然后张开双臂，紧紧抱住她。吴梅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丈夫从另一个出口赶来，也和儿子抱在一起。
9月11日，看完病后，一家人回到江西老家。杨轩有些害怕，担心回家后“所有人看你的眼光都有点恐怖”。
杨家位于江西历史古镇，种有大片水稻、白莲
江西历史古镇宜黄县棠阴镇，大片的水稻、白莲将村庄掩映，板栗、橘子树遍布。杨家所在的雷湾村有2000多人，10个村小组，村民大多姓杨。
杨崇有六兄弟一个大姐，他排行老四，吴梅有一个姐姐，整个大家族有三四十人。几兄弟的房子紧挨着，不足百米处便是杨家祠堂——这里曾供着一份村里走出的大学生的硕士毕业证。
杨家人原想放鞭炮迎接杨轩回家，怕他有压力没有放。十几个人围在家门口等着杨轩，很多他不认识，父母便指着教他一个一个认。亲人们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轮番邀请他去家中吃酒。
他主动敬酒，和家人说笑，询问他们的情况。关于过往，家人们默契地回避，他也不愿提。父母偶尔问下，他轻描淡写地带过。“那段是伤疤，不想触碰它。”
杨家六兄弟合伙盖起了新房，二层以上，左右两边各住一户
■杨家的骄傲
杨轩给人斯文的印象，他皮肤白净，说话不疾不徐，条理清晰。
杨崇夫妇感觉，他不再像以前内向，也成熟了许多：出门时会主动牵妈妈的手，家里有事都是他去跑，还好几次给同学打电话询问癌症怎么治。妹妹的两个女儿缠着他，他也会耐心陪她们玩，还说“她们以后都是我的责任”。
笑容爬上了杨家人的面庞，55岁的吴梅终于不再整日与泪水相伴。
杨崇生夫妇
杨家老房子墙上，至今还贴着6张杨轩读书时的奖状，杨崇夫妇舍不得撕。中考时，他是全县第七名。高中时，进了县重点高中尖子班，成绩在班上前五名，也拿过第一，经常有家长到家里借他的书，说他的“笔记优秀”。
老房子墙上贴有杨轩读书时的奖状，杨崇生夫妇舍不得撕掉
高中同学罗来文形容，杨轩就是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优秀孩子”，他喜欢看书，但很少主动跟人交流。
杨轩记忆中，上中学后，他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父母虽不会说什么，但他能感受到他们的期望。考试没考好，他会很沮丧，不敢把卷子给家人看。
高一有一次放假回家，吴梅见到儿子哭了，一问，才知道原来他考试只考了年级23名，跟之前比掉了几名。
2003年高考前，杨轩对父母说，“等我考取大学以后，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妹妹的学费包在我身上。”
那一年，他以570多分的成绩成为宜黄县高考理科状元，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杨家人请来老师和村民，大摆宴席。
“好多人为我骄傲，说你生了个状元儿子。”吴梅毫不掩饰内心的欢喜，每天在田里干活，再累，想到儿子就开心，“就想天天挣点钱给他”。
■迟来的叛逆期
从县城来到北京，杨轩感觉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有种把握不住的感觉。
他被调剂到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专业。这个专业在北航属于特色学科，比较小众，只有1个班，30个人。
杨轩觉得专业偏重于实践，他更喜欢理论物理、流体力学，想成为爱因斯坦、牛顿那样的物理学家。
大二开始，他自学理论物理，发现很费劲，没人敦促，自己又缺乏自制力，很难坚持下去。大学室友毛晓东记得，大二时实验课需要做十个实验，杨轩有一个实验没去。问他原因，他说在图书馆看书忘了。之后每年毛晓东都会提醒他去补实验，“他说好，我知道了，最后一直也没去补。”
杨轩大学时的宿舍楼
杨轩自觉晚熟，上大学才进入“叛逆期”，不喜欢学的专业，就经常不去上课，考前才突击，成绩在班上处于中下水平。大学物理挂科了，毕业时只拿到肄业证。
十多年后再回忆，他有些怅然，“如果能选到自己满意的专业，如果当时一心扑在学习上面，人生肯定不一样。”
偶尔，吴梅会从儿子的话中感受到他的自卑。她记得儿子读高中时，二三十块钱的衣服都会穿很久，上大学后却对她说：“妈妈，人家的儿子去上大学，身上都带三万四万的，我去外面的时候，只能带几千块。人家的孩子是爸爸妈妈开小车子送去，我家只有爸爸送去。”
大四寒假回家时，儿子说“我真的不想在家里”。她吃了一惊，说“你不想看到妈妈啊”，杨轩笑笑不说话。
■失联
毕业前，杨轩曾签约江西昌河飞机制造公司，后来觉得在里面得熬一二十年，便没去。
之后他继续自学理论物理，同时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刚开始时热情高涨，每天自习到很晚，但英语和数学让他头疼，考虑到生存压力，他决定先去工作。
由于只拿到肄业证，找工作时他通常会说自己是高中毕业的。朋友说保险行业挣钱，他便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卖保险，干了一个多月，一份保险都没卖出去。
曹学伟记得2007年9月，杨轩来学校新主楼，给班上读研的同学一人赠送了一个月的意外保险。那一次，他感觉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比较客气，跟你拍个肩膀，就感觉很和善、想跟你搭讪。”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两三年时间成为千万富翁，就能回家光宗耀祖。”杨轩说。毕业后，他出人头地的信念特别强，一心想凭自己的能力做到最优秀，也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却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多次失败，一度靠银行借款维生。
2008年5月，杨崇接到北京几家银行的电话，说儿子借了钱没还。他很震惊，打电话问儿子，杨轩说“不用你们管，我自己会还的”。
吴梅不放心，8月时去北京，想看看儿子在做什么。那时，杨轩与人合租在回龙观的一个五室一厅，他住的那间不到10平米。
直到第三天时，她翻出了儿子的大学肄业证，瞬间崩溃，“辛辛苦苦赚钱给他上大学，他连一个毕业证都拿不到，你说会痛苦吗？”
等儿子回来后，她问儿子怎么没拿到毕业证，杨轩说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吴梅追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喜欢理论物理，“她不懂，觉得你现实生活都搞不定，想这个是瞎想”。这让杨轩觉得跟父母的关注点不一样，没法深入交流。
■跨不过去的坎
杨轩说，这些年，他无数次想跟家里联系，但内心光宗耀祖的想法太过固执，“一直在跟自己较劲，觉得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他们刮目相看。”
失联越久，他越不敢回家，越害怕面对家人。有一次晚上做噩梦，梦到一个亲戚拿着刀捅自己。
牵绊，担心，害怕，愧疚，痛苦交织，“我现在都没法理解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不回来，太复杂了，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每年过年，他会找个餐厅，点一碗面，一个人默默地吃两三个小时，孑然一身、举目无亲的感觉，让他特别想哭。在如浮萍般漂泊的九年里，杨轩不敢想，父母会怎样找自己。
杨轩陪小侄女玩
现在已经去重庆工作的杨轩，每天跟母亲视频，鼓励她不能倒下，以后还要看着他结婚生子，帮他带孩子——这是吴梅最大的心愿。
杨轩希望挣钱让家里过得好一些。看到母亲睡觉时，他害怕再看第二眼她就会消失。看到父亲头上冒出的白发，酸涩涌上心头，“我以后再怎么样，也都为他们活着。”
9月17日，杨轩和父亲走在老家路上
“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曾经给无数贫困学子带来希望的口号，在现今社会仿佛逐渐“失灵”了，那么这种寒门学子取得成功越来越困难的情况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成长之痛：戴着贫困的“镣铐”起舞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这是尼采的一句箴言，这句话也曾经激励着无数想通过高考和大学改变命运的学子。可在看似最公平的战场上，也存在着许多无法填平的鸿沟。
高考让农村孩子来到大城市，和城里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读书，住一个宿舍，吃同样的饭菜，会给你一种仿佛我们都差不多的错觉。
其实不然，在学业上，城里的孩子有更多机会接触最新的教材知识；在生理上，城里的孩子有更好的营养和身体状态面对学习；在生活上，农村学生往往要面对更多的家庭烦恼和贫困带来的自卑感，无法全身心投入学习。面对诸多差距，也许农村学子还可以靠着努力逆流而上，考取名校。
但可惜的是，想要改变命运，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而这起点，成为了许多农村学子一生中唯一一次可以争取到的“胜人一等”。
进入大学以后，生活不再简单，消费不再单一，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大，而农村的孩子大部分时间都要为了学费、生活费奔波，不仅无法安心学习，也无法好好享受大学生活。
相反，来自大城市的孩子要么全身心投身学习，要么拓展视野丰富经历，这四年俨然成了一道分水岭。
热播剧《你好，旧时光》中的辛锐，家庭贫困使她一直无法摆脱自卑心理。学习虽然努力可是却面临着英语口音为她带来的自卑感，她的妈妈也不愿意为她买一个CD机练习英语。虽然她靠着努力最后赢得了保送的机会，结局却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
很多农村的孩子就像辛锐，赢了起点，却依然无法战胜命运。
■农村学子该靠什么改变命运？
为什么当年村子里走出的孩子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而现在的农村孩子觉得自己在大城市越来越不好混了呢？
实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成功的成本越来越高，再也不是一张文凭能解决的问题；第二，成功的标准越来越高。
在大学扩招前，大学生稀缺，所以考取大学对寒门学子来说是改变命运的最好跳板。
而现在，城市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毕业后的农村大学生已经无法满足于在城市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而是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这也就造成了“农村大学生普遍混得差”的感觉。
追其原因不难发现，出身寒门的大学生改变命运的标准已然提升，与之相应的要求也随之增高。靠一张文凭就能找到好工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无论是在求职还是创业等方面，都更加看中能力、视野、管理理念甚至人脉等其他因素，而这些农村学子都很难和城市学子相比较。比如某公司在招聘文秘岗位时，HR召集面试者喝咖啡聊天，为的是考察大家对咖啡礼仪的了解。而就是这个考核让成绩优异笔试第一的农村毕业生错失了工作机会，因为她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咖啡礼仪。
这样的“差距”在职场中处处存在，农村学生固有的“小农思维”和生活经历导致的视野、格局的狭窄，让他们无数次的错失机会，也让拥有更高眼界和更全面素质的城市学子不断脱颖而出。
衡水中学作为中国教育界的一个传奇，就是一个让无数农村学子摆脱贫困的“梦工厂”。2013年河北省的高考文科状元于潇，以676的成绩被港大录取，可没有人知道，她在一学期后因为挂科太多被香港中文大学退学。
根据衡水中学老师透露，她无法适应港大纯英文重能力的培养方式，无法跟上大学的学习节奏，只好无奈退学复读。
正如《双城记》中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在这个成功越来越难，成功的代价越来越大的时代里，农村学子想要成功确实越来越难，而他们所拥有的也不过是百分之百的努力和奋斗。
希望有一天，走在同样街道，生活在同样城市，同样努力奋斗的我们，都能被生活和成功同样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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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一通，尽管生活很艰辛，阶级固化严重，但是相信，只要努力，有方法的努力，前途仍旧可以一片光明。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跨越一个阶级，不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一代人能够轻松完成的事情。
作为农村娃，我比较赞赏的努力方式是，承认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条件性缺陷和不足，沉住气，不去跟人比。
在某个行业领域深耕，建立起自己在该领域的口碑和知名度，这样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会增强，这个对于寒门出身的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等你四五十岁，在行业领域内、单位内有一定地位和声誉以后，很多改变就顺其自然了，总之沉住气吧，正所谓艰难苦恨，玉汝于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时刻提醒自己抱有这样一种自省心态，我相信不会混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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